红25军从1934年11月6日金寨县的葛藤山开始转移，16日由河南罗山何家冲出发长征，1935年9月15日到达陕西延川永坪镇，同陕甘红军会师，合编为红十五军团。红25军历时10个月行程近万里，历经千辛万苦，转战安徽、河南、湖北、甘肃、宁夏、陕西，并创建了鄂豫陕革命根据地，最早到达陕北，迎接中央红军，被誉为“长征先锋”。也是唯一一支到达陕北根据地人数多于出发人数的红军部队。

    奔赴到鄂东

    1934年11月4日，红25军正在金寨县葛藤山下的大埠口休整，鄂东道委书记郑位派陈锦秀（注：红25军营政治委员）化装成货郎从鄂东送来了信。信上说：“中央派程子华同志送来了重要指示，已到我处，请你们接信后，火速率领红25军到鄂东来找我们。”

    当时，红25军刚与国民党第47师打了一仗，部队伤亡很大，供给困难，下一步如何行动还没有决定，接到此信，鄂豫皖省委书记徐宝珊和红25军军长徐海东、政委吴焕先领导心中非常高兴。研究了一番，随即成立一个后方留守处，布置了皖西的工作，于6日晚从葛藤山向鄂东出发。

    从出发地到鄂东，要通过敌人四道封锁线。第一道封锁线从商城到麻城，国民党的东北军第109师在此堵击，红25军在南汤池打了一仗，全歼敌人四个连，越过了第一道封锁线。接着又继续通过敌人从商城到新集的第二道封锁线。次日在大柳树与国民党东北军第107师两个团相遇，红25军采取分割包围，激战半日，将敌击溃，歼其一部，冲过第二道封锁线。

    这两仗，红25军以很少的伤亡，缴获大量武器。可是两夜一天的行军打仗，部队相当疲劳。战斗的时候，战士们个个生龙活虎。一结束，大家往地上一躺就睡着了。红25军战士稍作休息，吃了些干粮，又继续前进。

    通过余家集进至汪桥附近时，部队实在走不动了，肩膀上的粮食也空了。此时，离敌人比较远，临时决定就地休息半天，准备当晚来个急行军，冲过敌人的第三、第四道封锁线。

    休息过后，战士们又精神了。下午五时，部队出发了。夜晚十时左右通过了敌人在双柳树至新县的第三道封锁线。接近第四道封锁线时，天已拂晓。为迅速摆开敌人，部队跑步前进。

    四处狗叫枪响，部队在尘土飞扬的道路上跑步前进。一个多钟头就冲出了二十五里，暂时把后尾的敌人甩开。天亮后，红25军通过敌人从仁和集到砖桥公路上的第四道封锁线。

    9日上午十点左右，红25军刚刚在光山县的斛山寨驻下，敌人的四个师又从三面包围上来。有东北军刘镇华的64师、65师，他们想来个“聚而歼之”。然而，红25军已经走了整整一夜，再靠两条腿把敌人四个师摆脱掉，那是不可能的。徐海东、政委吴焕先当时就看准了这种“必打”的形势。这一仗，能够将敌人打垮，后顾之忧就可以解除，便可以顺利到达鄂东地区。

    决定性的一仗便在这里展开了。红25军指挥部设在斛山寨附近的高山上。敌人的气焰很高，在飞机掩护下，疯狂地向红25军扼守的寨子发起攻击。

    红25军战士坚守阵地，一次又一次地迎接敌人的进攻。从上午打到黄昏，敌人多次进攻不成，锐气大减。红25军领导看反击的时机到了，红25军从扼守的各个山头洪水般地涌下。这一突然反击，敌人跑的跑，退的退。这一仗，共毙俘敌人4000多人，缴获机枪100多挺。

    红25军伤亡也比较大。红75师政委姚志修（注：安徽霍邱县人，1930年参加红军。先后在红1军、红4军做政治工作。1932年后任红25军75师团政委、74师政委。1934年11月8日在光山斛山寨战斗牺牲）牺牲，红74师师长梁从学负伤。部队减员大，而俘虏的人数又超过红25军的人数，部队要继续西进，这些俘虏就成了累赘。经研究决定：对俘虏训话后全部释放。

    战斗结束后，放了俘虏，安置好伤员，埋葬了牺牲的同志，红25军战士好好吃了一顿饱饭，半夜又出发了。

    经过连夜的急行军，10日下午到了光山西南的花山寨，与鄂东北道委书记郑位三和中央派来人员程子华相遇。中央指示的内容大意是：鄂豫皖根据地经过敌人第四、五次“围剿”，人力、物力损失甚大，粮食已空，红25军应离开老区，开辟新的根据地。

    11日夜，鄂豫皖省委在花山寨召开第14次常委会议，会议整整开了一夜。会议讨论了红25军战略转移的问题。省委根据中央文件精神和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的口头指示，分析了鄂豫皖苏区两年来斗争形势的演变，认真讨论了下一步的行动计划。省委成员一致认为，根据鄂豫皖革命根据实际，按照党中央的指示精神，应该率红25军实行远距离的战略转移，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会议确定以鄂豫边界的桐柏山区和豫西的伏牛山区为初步目标。同时，省委常委会还就红25军部队整编、领导成员的调整问题进行酝酿决定。会议增补程子华为省委委员、省委常委。同意徐海东的提议，由程子华担任红25军军长、徐海东为副军长，吴焕先继续担任政治委员、戴季英为参谋长、郑位三为政治部主任。红25军行动中，对外称“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省委还给远在皖西北的省委常委、皖西北道委书记的高敬亭留了一封指示信，责成他组建鄂皖边区党的组织，重建红28军，继续坚持鄂豫皖边区斗争。

    根据鄂豫皖省委的决定，红25军在罗山县何家冲休整了几天，11月16日夜从何家冲出发，开始了转移。

    征战鄂豫陕

    红25军急行军转战，于1934年11月17日进入鄂豫交界的桐柏、枣阳一带，向桐柏县城逼进，实现战略的初步目标，并与当地的党组织中共鄂豫边工委取得联系。但桐柏山地处平汉铁路与汉江之间，回旋余地小，不利于大部队发展，并且国民党重兵压境，地埋物资不够丰富，省委决定放弃桐柏山区创建根据地的计划，向伏牛山挺进。11月20日，省委在河南、湖北交界的处召开会议决定：立即通过豫西平原，挺进伏牛山。红25军经过枣阳，激战独树镇，穿过许（昌）南（阳）公路，于27日进入伏牛山山脉。
伏牛山位于河南西部，地形狭窄，交通不便，土地贫瘠，加之土匪豫西“内乡王”别廷芳在这里经营多年，反动统治十分严密，地主全部修了围寨，把群众全部圈了起来，红军无法接近，更无法开展工作，在伏牛山也无法立足。因此，省委决定再次改变计划，继续向西进陕南山谋求发展。红25军绕道通过朱阳关、卢氏县的敌人堵击防线，翻过中锥山，越过豫陕交界的铁锁关，于12月8日进入陕西境内。

    12月10日，省委在雒南县（今洛南）廋家河召开常委会议，决定改组鄂豫皖省委为鄂豫陕省委。会议并决定：红25军今后的任务是创造鄂豫陕革命根据地。就在会议正在进行时，遭遇国民党第60师的突然袭击，省委立即中断会议，组织红25军投入战斗，与敌人展开血战。激战至当日夜里，红25军离开廋家河向西转移。战斗中，红25军军长程子华、副军长徐海东均负伤。11日到达蔡家川。在蔡家川，省委继续召开会议，对红25军进行了整编，抽调得力干部创建根据地。

    在省委领导下，红25军在豫陕边、鄂陕边和华阳地区，经数月的艰苦斗争，破了敌人无数次“围剿”，打了许多胜仗。从1934年底到1935年7月，在鄂、豫、陕边界地区先后开辟4块革命根据地，并建立了中共鄂陕、豫陕两个特委和5个县工委。先后在柞水县红岩寺、山阳县小河口、郧西县二天门，先后分别组建了第三、四、六路游击师。又相继把鄂陕游击师、山阳县游击武装改编为第七、九路游击师。

    1935年3月中旬，在陕西葛牌镇，省委召开了扩大会议，总结了自1933年7月鄂豫皖省委第二次扩大会以后的工作经验，肯定了入陕四个月来的成绩，提出了准备粉碎敌人再次“围剿”和建设根据地的任务，正式改组成立鄂豫陕省委。不幸的是，5月9日，鄂豫陕省委书记徐宝珊由于长期征战，积劳成积，在陕南龙驹寨病逝。省委决定，由吴焕先代理鄂豫陕省委书记。

    5月上旬，敌人集中了三十多个团的兵力向鄂豫陕地区发动了“围剿”。因为敌人的兵力强大，红25军采用了“诱敌深入、先拖后打”的反“围剿”作战方针。牵着敌人的鼻子，今天走八十里，明天走一百里。敌人象武装大游行似的，日夜跟在后边。

    战士们对这种“先拖后打”的方针非常不理解，红25军的各级政治干部就深入到连队去做动员解释工作。军政委吴焕先一天去参加好几个支部会，耐心地对下层干部和战士们进行解释。

    几天后，红25军打下了河南的荆紫关，消灭了敌人一个连，活捉了肖之楚的军需长。这里是敌人的兵站，缴获大量的面粉、猪肉、白糖和布匹，战士们高兴的说：“现在到了我们撵敌人的时候了。”有的说：“这回不再走了。”

    但是当夜，红25军又开始了急行军。第一天走了一百四十里，第二天又走了一百四十里，翻山涉水。接连走了四天，走出了五百六十里，进入了陕南黑山街一带。

    大兵团的敌人被远远地甩在二百里之外。三天后，陕军的警备一旅爬行似的远道而来。红25军把它引入山阳以西的袁家沟口，将其全部歼灭。旅长唐嗣桐被活捉。

    红25军经过一连串的艰苦战斗，粉碎了敌人的“围剿”。

    由于红25军长期转战于山区，兵源、给养严重不足。为了解决物资供应问题和扩充部队，扩大政治影响，省委决定：打出秦岭，逼近西安。

    1935年7月中旬，红25军从杨家斜出发，跨过终南山，在西安西南四十五里的殷家卫，从国民党处看到了一张《大公报》，上面有一条消息：共军一、四方面军在川西会师后，继续向北逃窜，先头部队到达松潘……

    红25军终于得到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的行动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