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关于西路军的相关争论

    前国家主席、政协主席李先念同志是西路军的亲历者，当年任西路军军政委员会成员、三十军政治委员，西路军最后分散游击时负责军事指挥。

    20世纪80年代初，在李先念组织人员研究西路军问题的同时，史学界也有一部分研究者对西路军问题作出了可贵的探索。这种探索的历程中充满了新旧观点的激烈交锋，可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

    20世纪李先念同志为西路军题词（1987年）80年代，原有传统观点占据主导地位的阶段。

    从20世纪80年代来看，史学界对于西路军问题的研究还不够重视，这一时期的论文和著述还比较少见。

    80年代初期，先有朱玉等少数同志的几篇文章，或就西路军军史中的争论问题提出见解，或对1951年出版《毛泽东选集》中的关于西路军问题注释进行质疑。但由于这些文章都是登在党史研究室内部文稿上，印数很少，发送面很窄，一般人并不知晓，对外影响极为有限；整个80年代仍是传统观点占据主导地位的时期。当时，试图突破研究”禁区”，对西路军问题进行拨乱反正意义上的研究还是一种非常冒险的行为，因为”当时有人给扣政治大帽子，说这是‘为张国焘翻案’”。那时，一些公开刊物连续发表用传统观点解说西路军问题的文章，以昭示传统观点的不可动摇的地位。

    第二阶段

    20世纪90年代以来，突破对西路军问题的传统定论，西路军的历史真相逐渐为史学界所接受。

    由于历史包袱沉重，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仍有一部分人固守原有传统观点，甚至对新的研究结论进行全面的否定。

    史学界对于西路军问题看法的根本转变可能还必须从《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说起，前国家主席的李先念在读过书中有关西路军的一部分文字后，感到吃惊而愤怒，他于1991年7月8日给中央有关负责同志写下了一封信。信中说：”1982年，我受小平、陈云的委托，花了近一年时间，组织人查阅了大量历史档案，1983年初，我写了《关于西路军几个问题的说明》。大量史实证明：西路军执行的任务是中央决定的。西路军自始至终都在中央军委领导之下，重要军事行动也是中央军委指示或经中央军委同意的。对此，小平、陈云都作了批示，当时的中央政治局常委都已圈阅。”“我坚决要求：最少应该加上‘奉中革军委命令’几个字。”来自李先念的愤怒使人民出版社不得不对《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的有关内容进行修改。

    中央究竟有无打通国际路线的战略意图？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大量档案资料的发现说明，西路军的行动是执行中央打通国际路线的战略部署。

    1935年一、四方面军第一次会师，到1936年第二次会师，中共中央的既定战略方针是指挥红军北上，打通与苏联的联系，获取军事物资援助，解决战略依托问题。1935年11月，斯大林关于不反对中共红军主力从外蒙古或新疆靠近苏联的意见，由从莫斯科归国的张浩传达给陕北中共中央。1936年2月14日，张浩、张闻天将此意电告转战在川陕的朱德、张国焘。至此中共党内军内对此皆无异议。6月6日，张国焘取消另立中央，同意北上。9月11日，共产国际决定：”在中国红军攻占宁夏地区后提供1．5万至2万支步枪、8门火炮、12门迫击炮和相应数量的外国制式的弹药。武器将于1936年12月集中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当时中国政府尚未承认外蒙独立，作者注）南部边境，将通过知名的乌拉洼洋行售出，为运进宁夏作准备。”10月，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之后，依照中央和军委决定，对全军作战进行组织指挥。为打通苏联国际援助路线，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把宁夏战役作为政治上、军事上打开新局面的决定的一环，抓紧进行部署，”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在十月十一日发布《十月份作战纲领》，要求全军争取用一个月时间进行休整，作好渡过黄河的各种准备，然后红军主力向北发展，夺取宁夏。”

    由此可见，打通国际路线是中央和中革军委既定的一个战略部署。

    西路军的行动是否一直受中央直接指挥？

    对于这个问题，目前，根据大量的电报资料和有关亲历者的回忆资料可以说明，西路军的行动一直受中央直接指挥。这可从以下方面来分析：

    其一，西路军的组成是中央根据敌情的变化，放弃宁夏战役计划，提出《作战新计划》决定的。这个新计划是，河东红军实施外线出击，扩大政治影响，扩大红军，扩大统一战线，争取与南京订立协定，争取国共联合抗日。为此，中央决定以一、二两方面军组成南路军；四方面军之两个军组成北路军；徐、陈所部组成西路军。西路军的任务是：在河西创立根据地，直接打通远方为任务。这就是说，中央下达西路军番号不是孤立的事件，而是同时组成南、北、西三路军总计划的一部分。

    其二，西路军在河西走廊忽西忽东完全是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行动的。西路军组成后，中央即电示徐、陈西进。不久，中央根据河东战略部署的需要，提出西路军应在永凉地区建立根据地。但是，”西路军处在既无后方，又无补充的境地，孤军奋战，困难极大。于是，徐、陈多次将在河西走廊建立巩固根据地的不利处境报告中央，请示行动方针。”

    12月12日，西安事变发生，军委主席团遂即电示徐、陈：西路军目前应在现地区加紧休整，一面争取二马抗日，一面准备接通兰州和以一部接通安西地区。于是西路军开始准备二次西进。此时，亲日派头子何应钦派”讨伐”军进抵西安。张学良、杨虎城为保证西安侧后方安全，提议西路军以一部出靖远，配合河东红军击胡（宗南）敌。这样党中央又改变了西路军西移的决定，命令部队东返。西路军刚调动部队，准备东返，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军委主席团电示徐向前、陈昌浩、彭德怀、任弼时：西路军仍执行西进任务。然而，蒋介石回到南京，又调集四五十个师的兵力，拟进攻西安。根据形势的变化，军委主席团再令西路军停止西进，在甘州、肃州地区建立根据地——此后，西路军在河西走廊陷入寡不敌众的绝境！

    张国焘对西路军的失败该负怎样的责任？

    1，在执行中央和中革军委的命令中，张国焘仍有个人的打算。1936年6月6日，张国焘宣布取消他另立的”中央”。1936年7月，红二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后，张国焘并没有改变同中央对抗的立场，”他企图拉拢刚刚会师的红二方面军支持他的错误活动和主张，遭到红二方面军领导人的坚决抵制”。”在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的二、六军团快要与四方面军会合时，中央迅即下令让他们成立二方面军，就是为了防止贺部被张并吞了去”。1936年9月14日，中央和中革军委为执行宁夏战役计划作出具体部署，要求进抵甘南的红四方面军立即占领静宁、会宁、通渭地区，控制西（安）兰（州）大道，与在固原西部的红一方面军部队靠近，阻止胡宗南部队西进，争取两个月后夺取宁夏。但张国焘这时又对北进方针动摇，于9月21日命令红四方面军掉头西进，打算渡过黄河，进到张掖、永登地区，并认为先机占领甘北，是”目前最重要一环”。后经中共中央的耐心说服和命令，以及朱德和红一方面军一些领导人的抵制和斗争，加之在兰州以西渡河困难，张国焘才不得不放弃这个打算。对此，有的研究者指出：”张国焘是不愿意到陕北与中央会合的，二次北上时，他就警告过陈昌浩，会合后不但我的总政委当不成了，你的方面军政委也当不成。”而宁夏战役作战计划一下，为张国焘提供了一个另辟根据地的机会。对此，有的研究者指出：”四方面军渡河不仅是为了打仗，而且要在河西找一个安身之地。”因此，在执行中央宁夏战役计划之初，张国焘急于立功赎罪，对中央指示的贯彻是积极的。

    2，在执行宁夏战役计划、打通国际路线的大方向上，张国焘虽与中央是一致的，但在执行过程中，对中央的具体部署却缺乏信心。1936年10月11日，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发布《十月份作战纲领》，要求全军作好渡过黄河等准备，然后红军主力向北发展，夺取宁夏。根据中革军委的命令，红四方面军第九军和方面军总部及第五军也渡过黄河，准备执行宁夏战役计划。这时，蒋介石调集十几个师向北大举进攻。针对这种情况，10月25日中革军委提出：”今后作战第一步重点，应集注意力于击破南敌，停止追击之敌”；”第二步重点集注意力于向北”。在具体部署中，规定红四方面军的两个军先行渡河，其余的集中阻止南线来犯的敌军。这时，张国焘仍对重点击破南线之敌缺乏信心，”虽然表示同意中央的部署，但又不断地提出异议”。中央要张国焘阻击南线敌军，而张国焘急于率领四方面军渡河西进取得苏联援助的物资。10月28日，张国焘在给中央的电报中陈述了他的部署：”四方面军主力须迅速取得宁夏远营”，”若谓目前重心在击破南敌，停止敌之追击，事实上四、三十一两军亦难有保证完成任务，恐反多消耗”。”取得物资后，再以主力回击深入之敌，那就更有把握了”。

    3，在执行宁夏战役计划过程中，张国焘”对打击胡敌始终是动摇的”，对中央统一指挥不够配合。中央组织宁夏战役的另一个意图是，在统一指挥时，让彭德怀把四方面军河东部队的指挥权拿过来。10月29日，毛泽东在给彭德怀的电报中强调：”全战役须掌握在你一个人手里”。但彭德怀办不到，他指挥不动张国焘，调不动四方面军，只能向毛泽东报告：”张对打击胡敌始终是动摇的，企图以四方面军先取（远）方（物）资后再说。”作战要求同心协力，而张国焘不肯让四军和三十一军去和国民党硬拼。由于红军指挥不统一，胡宗南部于10月底至11月初截断了宁夏通道，隔断了河东红军四方面军主力与河西部队的联系。这样，红军夺取宁夏的计划被迫中止执行。10月30日，中革军委指示西渡黄河的红军部队暂时控制一条山、五佛寺地区休息待机，准备在击破南线后继续北取宁夏。11月5日，张国焘电令渡河部队迅速西进，独立开展一个新局面。11月11日，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致电红四方面军领导人，令河西部队称西路军，领导机关称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以陈昌浩为主席，徐向前为副主席。然而，过河的西路军，立即受到蒋介石指使马步芳、马步青等部的围追”兜剿”，在敌众我寡的极端不利的情况下最终失败。因此，从执行中央和中革军委的具体部署中，张国焘对宁夏战役计划的中途流产应负有一定的责任。

    五、对西路军的历史评价

    朱德——“这件事很重要，这些同志（指幸存下来的西路军战士）的生活和工作，政府应该想个办法!他们没有错误，当时战斗打得激烈，很艰苦，损失很大，光师以上指挥员就牺牲了不少。对牺牲和失散在青海的同志，一定要搞清他们的情况！”

    陈云——“西路军过河是中共中央为执行宁夏战役计划而决定的，西路军的行动不是执行张国焘的路线，张国焘路线是另立中央。西路军的失败也不是因为张国焘路线，而主要是对当地民族情绪、对马家军估计不足。要把这件事情搞清楚。”

    邓小平——“赞成这个说明（《关于西路军历史上几个问题的说明》），同意全件存档……”

    胡耀邦——“教育干部和群众尊重西路军红军老战士，从政治上关心他们，生活上体贴他们，同时要号召西路军红军老战士发扬革命传统，争取更大光荣。”

    江泽民——“1936年10月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后，他（徐向前）奉中央军委命令，……指挥部队与敌人血战四个多月，有力策应了河东红军的战略行动。”

    洪学智——“很长时期，西路军由于被当作是张国焘路线的牺牲品，其史实及研究都被视为禁区，尘封了半个世纪，幸存者大多命运坎坷，备受压抑和屈辱，受到极不公正的对待。”

    胡乔木——“我完全同意先念同志信中所提出的对待西路军西渡黄河这一重要史实的原则意见，也同意胡绳同志信中的负责态度。”

    《中国共产党历史》——西路军所属各部队，是经过中国共产党长期教育并在艰苦斗争中锻炼起来的英雄部队。在极端艰难的情况下，在同国民党军队进行的殊死搏斗中，西路军的广大干部、战士视死如归，创造了可歌可泣的不朽业绩，在战略上支援了河东红军主力的斗争。西路军干部、战士所表现出的坚持革命、不畏艰险的英雄主义气概，为党为人民的英勇献身精神，是永远值得人们尊敬和纪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