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国栋（1918—2010），金寨县斑竹园镇人，幼时淘铁沙、给地主放牛，1930年1月参加革命，1933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4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土地革命时期，任商城县少共区委委员，赤南县委和皖西北道委公务员，道区工会常委，三路游击师和红28军政治部宣传员。参加了鄂豫皖根据地反围剿斗争和三年游击战争。抗日战争时期，任新四军4支队7团民运干事、9团保卫股长，新四军2师11团特派员，后入延安中央党校四部学习。解放战争时期，任东北民主联军25旅、2旅组织科长，吉林军区独立团副政委、政治处主任，6师18团政委。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南军区铁道兵第1团政委，广州铁路局公安处副处长、组织部副部长、铁路局党委副书记，湖南长沙铁道学院党委书记。1983年离休，享受副部级待遇。

    生死跟着共产党，是朱国栋一生的信念和追求。朱国栋同志的一生，是追求真理，矢志不渝，永远跟党走的一生。

    1930年2月，年仅12岁的朱国栋同志在家乡自愿参加革命军队，同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4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在苏区经历了第四次、第五次反“围剿”，每经残酷战斗，从“死神”中走过来之后，都使他更加痛恨给人民制造灾祸的反动派，都使他更加坚定决心，不管千难万险都要跟着共产党，彻底打倒反动派、砸烂旧世界,将革命进行到底。

    1937年，抗日的烽火燃遍全国。蒋介石却不遵守“西安事变”时国共两党签订的“国共合作”、“联合抗日”的协议，在国民党内提出“北和南战”的反动方针，调兵遣将，围剿南方八省的红军和游击队。蒋介石加派卫立煌为三省的“剿共总指挥”，命令刘震华、粱冠英、刘经夫为鄂、豫、皖三省“剿共司令”兼省长。采用军事、政治齐头并进的反动方针，对活动在鄂豫皖边区的我红28军进行猛烈攻击。

    红28军政委高敬亭实施“针锋相对”、“化整为零”的对策，只留下朱国栋所在的红八十二师第2营在老区打游击，以牵制敌人兵力，其他主力分散行动。部队分散后，二营从鄂东北礼山县、天台山出发，途经豫南罗山、光山、黄川、商城等县进到皖西金寨、霍山、英山、罗田等县，再迂回到鄂北的麻城、黄冈两县边界地区。两个月中，几乎每天都同围追堵截的敌人交战，部队伤亡很大。加上正处于夏天，气候炎热，雨天又多，指战员营养补给很差，病员很多，减员较大，原先三个连300多名战士仅剩下几十人，战斗力受到极大削弱。二营营长对战斗前景悲观，又怕承担“损兵折将”的责任，便离队逃跑了，教导员在后面指挥部队掩护时，负伤被俘，部队只剩下副营长一人指挥。朱国栋原是八十二师政治部宣传队的队员，之前临时被派到二营做群众工作，眼前，二营正处于极端的不利地位，战斗残酷，士气受损，朱国栋挺身而出，想方设法帮助副营长做好战士思想工作，鼓舞士气，激励大家：只要有一个红军战士存在，就要与敌人拼杀到底！同时尽自己最大努力做好后勤工作，以求最大限度地稳定军心。

    六月初的一天，部队进到麻城与黄冈县交界的桐梓河地区一座庙里宿营。第二天拂晓，突遭敌人重兵重重包围。朱国栋所部仓促应战，同围攻敌人厮杀搏斗，终因敌强我弱，我军伤亡惨重（后来得知，此次突围只冲出来七个人）。当朱国栋冲出重围时，一帮敌人在距他不太远的地方穷追不舍，朱国栋急忙钻进一片树林里才甩掉敌人。当晚朱国栋摸回大庙，希望碰到幸存的同志，但在庙的周围转了半夜，除看到多具同志的遗体外，再也没有见到一个人影。临离开时，看到几个和尚在烧香念经，可能是在为死者超度，朱国栋没敢进去，立即出来通过树林走到另一座山上继续隐蔽。当时山下村庄的老百姓受国民党反动派实行所谓的“十户防共连坐法”（即其中一户或一人与共产党、红军有关系，十户人家都要获罪）的恐吓，不敢接触红军队伍。

    深山里没有居民，也见不到人，无处住宿，朱国栋只好出去寻找可以充饥、赖以维持生命的东西。山楂树到处可见，满枝结着果实，青的、黄的，朱国栋贪婪地摘满了一口袋。可是放进嘴里一嚼，却苦涩得满嘴发麻，难以下咽。后来发现黄色的苦涩味稍轻，他便狼吞虎咽起来。为了躲避敌人，也为了选择较安全的出山口，朱国栋在深山走了五天五夜。饿了吃山楂、毛栗子等能进口的山果，渴了喝几口山泉，天黑了找个能蔽身的洞穴蜷伏过夜。

    第六天，朱国栋终于走出山口。不远处，就是公路，进入了敌人的封锁线，只见碉堡林立，相互间有篱笆和绳索连接，上面还挂着多个大小不同的铃铛，只要有人碰到篱笆、绳索，铃铛就会发出响声，从而惊动守敌。朱国栋不敢贸然通过，悄悄返回深山。又过了两天，他感到不能总躲着，便再次走出去仔细侦察，终于发现了碉堡较少、防范较差的地方。朱国栋便趁黑夜通过了封锁线后，他又摸进了村庄，进了一户穷人家，向他们讨口饭吃。老乡见朱国栋穿着红军服装，立即警觉起来，从吊篮中拿出饭菜给他吃，然后起身往外走。朱国栋也警觉起来，站到门口拦住他，怕他出去“告密”。老乡说：“你快吃了走吧，我们不伤害你，你也别连累我们。”朱国栋七天没见过饭粒，两分钟就把饭扒进了口里，连道谢的话都没来得及说，就赶快离开了。朱国栋匆匆向西走，当走到一条公路上，突然被碉堡里的敌人发现了，他们向朱国栋喊话，朱国栋含糊地应答，同时反向疾行。几个敌人从碉堡里下来，朝他追来，乘着夜色，朱国栋向着稻田里猛跑，等敌人追来，他已躲进稻田里边。敌人放了几枪后，没再听到动静便回去了，朱国栋在水田中蹲了两三个小时后才慢慢出来。

    朱国栋到了黄冈境内的巴河边，碰到位渔民，他看到朱国栋的穿戴，立即会意，把他扶架过河。还告诉朱国栋，这里是国军占领区，嘱咐一定要小心。过河后朱国栋走到一个村庄的池塘边，向一位看塘的老人讨口饭吃。老人把朱国栋让到他家，立即把他儿子的一套蓝色学生服给朱国栋换上，并把朱国栋脱下来的红军服迅速毁掉。老人给朱国栋吃了一顿茶泡冷饭，并告知老人姓陈，再没多说话，立即送朱国栋上路。

    有了这一身蓝色学生装，又安心地吃了一顿饱饭，朱国栋的精神才振作起来，重新走向寻找红军、寻找党的跋涉之路。经过黄冈、麻城、孝感等五个县，终于在孝感的山区找到了部队，找到了党。朱国栋兴奋异常，却又高兴不起来，因为同他朝夕相处、患难与共、分散突围的战友一个也没有看到。但他来不及思虑太多，跟着党组织和部队继续战斗和前进。

    1937年第二次国共合作后，遵照中央指示，鄂豫皖边区的中国工农红军和豫南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四支队，整编为七、八、九三个步兵团和一个手枪团，奔赴皖中抗日战场。朱国栋担任七团政治处团部机关分总支书记。“东进，东进，我们的铁的新四军……”1938年3月初，在支队司令高敬亭的率领下，3000人的部队高唱军歌，挺进位于安徽庐江县、无为县地域的皖中抗日战场。当部队抵达皖西立煌县（今金寨县）时，所获得的武器弹药和军饷少得可怜，每人平均只有4枚手榴弹。

    在东进的路途上，部队刚好与对日战斗的国民党27集团军的溃军相遇，他们听说这支新四军部队有500多支红缨枪，人均只有4枚手榴弹、4粒子弹后，哭笑不得地说：“日军是飞机、大炮，我们这么好的武器都抵挡不住退了下来，你们拿着小步枪也敢前进？”

    当时，日军在皖中到处修工事、建炮楼，疯狂扫荡，老百姓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为了解救人民、挽救被动局面，朱国栋所在的四支队迅速开展了机动灵活的敌后游击战，主动寻找战机打敌人。由于小米加步枪敌不过坦克和大炮，部队只能打一枪换一个地方。

    “敌人的报复心很大，他们立即调来重兵进行地毯式打击。”朱国栋回忆说，“我们的部队只能马上转移，不能带走的物资则就地烧毁。”尽管这样，这支部队还是一直在等待着时机，“一定要给敌人一点‘颜色’看看”。 机会终于来了！“我永远也忘不了那一天，那一场棋盘岭伏击战！”朱国栋说，“高敬亭派我和另一位教导员去侦察地形，我们发现，日军第六师团坂井支队的运输汽车经常出入安（庆）桐（城）公路一带，当时日军正准备攻打武汉，这条公路是敌人向中南运送物资的重要通道。”

    公路两旁多丘陵，朱国栋发现，在一处小山冈两侧，有很长的山坡，周边荒草繁多、树木茂密，很适合隐蔽埋伏。

    9月的一天，部队开到了安庆棋盘岭小山冈西北面的村庄潜伏下来后，战士们把枪擦得铮亮。凌晨3点，部队出发，在天亮前进入伏击阵地。上午8点，日本鬼子的运输卡车从安庆方向开了过来，烟雾腾腾。当第二辆车驶进伏击圈后，排长终于忍不住了，他率先投出了一枚手榴弹。见此情形，憋了很久的战友们在这一刻发泄，紧跟着连续投掷手榴弹，机枪发出“突突”声。由于事发突然，鬼子的车队乱成一团，很快倒下一片，其余的一边乱开枪，一边退到后山准备负隅顽抗。战士们的子弹很快就打完了，大家乘势而下，迅速压了上去，和鬼子展开了肉搏……朱国栋冲到一辆卡车旁，发现一个鬼子正隐藏在车下方准备打“暗枪”。他立即推上最后一粒子弹，对着敌人就是一枪……鬼子毙命后，他从其身上搜出一把步枪、两盒子弹。

    这次战斗，部队凭借小步枪、手榴弹和机关枪，一共炸毁日军50多辆卡车，毙敌70余人，还缴获三八式步枪30多支、子弹1000多发，另有一大批毛毯、大衣、防毒面具等军用物资。此后，朱国栋的部队共进行过大小战斗70多次，开辟了皖北抗日根据地，到了1939年，部队挺进皖东，进入新的抗日战场。

    “好儿不当兵，好铁不打钉。”这是当时群众中流传着的一句话。抗日战争走的是人民战争路线，如何动员人民群众参军、拥军，成了新四军四支队的紧要任务之一。

    朱国栋清楚地记得，“当时我们在安徽无为县盛家镇设立了一个新兵报名接待站，我任指导员，负责宣传动员工作。”他说，抗战初期日军气焰嚣张，凭借先进的军事装备不可一世，群众对鬼子既恨又怕——恨不得马上消灭鬼子，但又慑于鬼子的淫威。基于此，群众和子弟兵部队似乎也隔着一层膜。针对这一情况，部队专门抽出各团政治处的宣传股、民运股和宣传队，积极开展群众工作。

    朱国栋针对老年人、青少年、妇女、绅士等不同人群，组织召开各种类型的群众会。白天，他到村庄张贴抗日标语，控诉日寇罪行；晚上，下到村落演出抗战戏剧，传唱救亡歌曲，讲解抗日救国的道理……

    与此同时，抗日战场也不断传来胜利的消息，极大地鼓舞了群众的士气。很快，群众的恐日情绪消失了，表现出来的是保卫家园的决心。大家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军民关系日趋亲密，大量青壮年也开始踊跃参军。1938年夏秋，朱国栋的部队在庐江和无为两县打游击，1个多月就有500多人主动要求加入新四军。朱国栋积极动员群众参军，迅速壮大了抗日力量。

    1943年2月，朱国栋听从组织安排由皖东赴延安中央党校学习。去延安的路上，到处是敌伪占领区，到处有封锁线。他风餐露宿，跋山涉水，巧妙地与敌人周旋，足足花了十个月时间，终于在当年12月初胜利抵达革命圣地延安。

    在几十年革命征程中，朱国栋先后参加了河南光山白菜园战斗、湖北英山县掌山冲战斗、英山县西界岭战斗、淮南路西反顽战斗、攻打吉林战斗、围困长春战斗。在多达50余次的作战中，他英勇善战，不畏艰险，不怕牺牲，充分展现了共产党人甘为祖国和人民的利益抛头颅、洒热血的崇高品格。三年解放战争，直到1953年转业到地方，从红军到八路军再到解放军，从一名红军战士到一名领导干部，他始终没有离开部队，没有离开党。

    朱国栋同志的一生，是无私奉献的一生，是把全部的光和热献给党的事业的一生。

    1962年3月，组织上安排他担任长沙铁道学院第一任党委书记。在21年的院党委书记的岗位上，他带领党委一班人，坚决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艰苦奋斗、严谨治学、积极进取、勇于创新，为加快我国铁路建设事业培养了大批合格工程技术人才。十年动乱时期，在他和全院教职工的努力下仍然为国家培养了2000名毕业生。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较早地恢复招生和教学工作，尽力挽回十年动乱所造成的损失。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领导全院教职工，在“拨乱反正”的基础上，坚持改革创新，理顺内外关系，发展横向联系，讲求办学效率，提高教学质量，把学院办成面向铁路现代化建设、以工科为主、多学科协调发展的铁路高等学校，为学院的建设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2009年朱国栋参观市政建设

    1983年离休之际，他明确表示：“人离休了，思想不能退步，对党的信念不减退。要经常关心党和国家的大事，尽力做些对党和人民有益的事情，坚持锻炼身体，力争身心健康，少给组织和同志们添麻烦。”

2008年朱国栋为党支部作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