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共合作抗日救亡结硕果，后方基地不断巩固

    首先，中共从改善民生建议国民党县政府改革，实行“二五减租”，调动广大农民种粮积极性，支援前方将士抗日。

    县委书记施平用化名“丁一”于1938年6月3日在《新庆元》上发表《米商要维持本县粮食》；又于6月16日、17日，连续在《新庆元》报上发表县抗日自卫委员会通过的议案——《实行二五减租》并附评论、《怎样实行二五减租》等文章，10月2日，化名“诚壹”的继续在《新庆元》上发表《二五减租一定行得通的》等文章推动改革，解决庆元的粮荒，为抗日后方庆元创造一个稳定的环境。

    第二，为巩固抗日后方建设、为前线提供优质兵员，提出改革兵役制度。

    中共又向政府提议：落实《浙江省战时政治纲领》“国民兵役之推行，当改良其方法，严厉惩办借抽壮丁枉法舞弊之各级人员”，实行新兵役，采取公开抽签制。施平等在《新庆元》上连续发表《大家来抽签》（上、下篇）、《怎样制造一个远大的前途》、《如何保卫我们的子孙和祖宗坟墓》、《告庆元民众书》、《同胞奋起切莫迟》、《青年，拿出你的力量来呀》等，提出了“好铁要打钉，好男要当兵”的口号。通过改革、动员，革除了极不合理的抓壮丁旧制。举全县之力，为抽签当兵者提供了保障，确保了公开、公平性。结果使抗日后方正壮劳力安心投入生产，不再遭受躲避被抓壮丁之苦，又使抽到签的安心上前线抗日杀敌。8月11日，《新庆元》发表庆元县长、县抗日自卫会主任罗中天的《送壮丁出征》：“男儿立志出乡关，不死沙场誓不还；埋骨何须求故土，人间到处有青山。”当时的庆元，按上面规定，每月要送42名壮丁出征（均由抽签而定，没有反对声音），其中30名是替我们保卫整个国家，12名是保卫大浙江的。为中国的抗日前线输送了一批一批思想稳定、健康优秀的战斗人员。8月20~23日，县长罗中天在壮丁欢送会上发表演说《光荣出征》，并通报壮丁费用和安家费等，“抗战必胜，建国必成”！使在场的人人受感动鼓舞。

    第三，既抓后方基地建设，又为前方抗战提供精神物质支持。

    “丁一” 再次在《新庆元》发表：“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慰劳前方将士的一束信”、“前方将士衣服单”、“先捐寒衣再买月饼”、“保卫前方将士的雄躯，就是保卫我们的国土”等系列鼓励、鼓动性文章；《新庆元》报导“国内外大事”，选登“听上海人说一个悲惨的故事”（7月14日转载）、“敌骑窜入鄂东黄梅”（8月10日转载）、“抗日民族英雄——马占山访问记”等控诉和揭露日军侵略罪行，亡我中国的狼子野心及其中国军民的抵抗情况；《新庆元》“火把”发表评论，“粉碎汉奸的阴谋”（8月4日）、“一个主义与一个目标”、“流芳与遗臭”（8月25日）、“知的巨人和行的白痴”（9月5日）、“竹口巫捉鬼被人捉”、“民众动不起吗”、 “告庆元民众书”、“‘九•一八’告庆元的女同胞”、“共同救国”等抨击汉奸言论及丑行，批评消极抗日和幻想，号召民众团结起来共同抗日。

    此外，还开辟“逃役思想评论大讨论”。针对抽签当兵上前线后又逃回家的事，发表“为了保卫国家、民族、子孙、坟墓，有谁逃离了抗日前线，有谁临阵退缩、有谁逃兵役，假使他不知悔改，那他就是我们的敌人，要求政府严格惩办，按战时政治纲领第10条，没收他的全部财产。”如庆元后田“周爱俭”，从抗日前线临阵逃回家，并蒙混在县政治工作队伪装积极工作被识破。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他自愿改过重返前线，同时捐出家财一半作为慰问抗日前线军人之用。还组织“流动剧团”深入庆元乡镇村巡回演出。主要有《亡国奴》、《二五减租》、《打日本》（采用官塘小调）、《卢沟桥》、《捉汉奸》、《放下你的鞭子》、《守住我们的家乡》、《死亡线上》等，民众被完全动员起来了，各项活动深受庆元人民喜爱，影响深远，意义非凡。

    形势逆转，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经受考验。1938年10月，武汉失守，日军对国民党的政策以军事打击为主调整为政治诱降为主。此时，国民党内顽固派乘势而起，打压和破坏抗日积极力量，趁机夺权，发展自己的小团体对抗一致对外的爱国人士。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召开，确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针，颁布了《限制异党办法》、《异党问题处理办法》，并逐步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一大批抗日救亡积极人士遭排挤、打压，一批共产党员及积极分子被迫撤离或转入隐蔽战线。《新庆元》等一批老百姓喜闻乐见的进步报刊被迫停刊或关闭。抗日战争转入漫长而持久的岁月，中国共产党及其人民武装并不气馁，继续与广大的爱国人士一道奋勇抗战，直到将入侵的日军赶出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