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央苏区时期，任弼时在理论和实践上郑重提出并模范践行了党的群众路线观点和方法，主要内涵包括：党支部“是党与群众的连环”；“要注意发挥下层群众的工作积极性与创造性”；“要使每个代表与所代表的群众发生密切的关系”；“要吸引最广泛的工农群众加入赤少队”；“要经常注意党内及群众组织问题的研究，使之适合战争环境”；“在满足群众要求的基础上发扬群众积极性，造成群众一切为着战争的热潮”；“在群众中造成当红军最光荣的社会舆论”；“学习领导群众的艺术”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任弼时的群众观仍然具有深刻的教育启示意义和重要的时代价值，即要始终践行维护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宗旨，密切党群关系；建立一支优良的群众工作干部队伍；不断创新群众工作方式方法等。

    一

    一般认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时期是从1927年8月南昌起义开始，经过1931年11月在江西瑞金创建全国统一的红色政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直至1937年5月中共陕甘宁特区委员会成立，历时长达九年。中央苏区时期是指1929年1月红四军主力下井冈山向赣南进军，至1937年10月，赣闽粤边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时间也长达8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时期的概念比中央苏区时期的概念要大，时间更长；而中央苏区时期的概念比“中央苏区”名称的内涵和外延又要大，范围更宽广。红军主力长征后，不仅在中央苏区成立了中共中央苏区分局、中央军区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而且将中共苏区中央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等领导机关转移到达陕北，成立了中共中央西北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和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等领带机构，原中共苏区中央局机关刊物《斗争》，也在西北继续刊发，并成为中共西北中央局机关报和中共中央机关报，体现了中央苏区历史的连续性。1937年5月，中共陕甘宁特区委员会成立后，中共中央西北局撤销。9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正式改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即陕甘宁边区政府，进入全国抗日战争时期。

    任弼时是从青年团干部成长起来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组织家。曾经担任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总书记，有一定的领导工作、青年工作和群众工作经验。1931年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任弼时，和王稼祥、顾作霖等，从上海经香港、广州前往中央苏区。到达中央苏区后，曾经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担任中共苏区中央局副书记兼组织部长及党校校长、中共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等重要领导职务。1933年5月，受到王明“左”倾错误的打击，任弼时被免去中共中央局组织部部长职务，外放到湘赣苏区任省委书记。尽管是在湘赣苏区担任党政军群领导工作，但是，湘赣苏区是中央苏区的重要战略侧翼，苏区湘赣省和苏区江西省之间只隔一条赣江，两块苏区的联系十分紧密，不可分离。任弼时在湘赣苏区的领导工作自然融入到中央苏区的斗争中，直至1934年8月，他和萧克、王震等率领红六军团从永新、遂川出发先行西征，也是为了掩护中央红军主力的战略转移。任弼时到湘赣苏区任省委书记之前，实际在中央苏区工作了两年多时间。作为革命根据地党政军群主要领导人，他在苏区党的建设、人民军队建设、红色政权建设、社会经济和文化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诸方面卓有建树，功绩显赫。在贯穿上述苏区各项建设实践中，任弼时总结提出了许多重要的群众路线观点，创造了不少有效的群众工作方法，成为苏区时期党的群众路线的杰出模范。

    二

    早在1915年，在序贤初等小学读书的少年任弼时，在作文《合群说》一文中写道：“国者由人民而成，必赖人民以强。欲强之道，莫如合群。士、农、工、商皆能合群则必能富，富者强之。” 1916年，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附属小学读书的任弼时又在作文《爱群说》一文中写道：“人必有爱国之心，爱国必先合群，合群必先爱群。”“吾国之弱者亦有无爱群心，每受外人之压制。”“若能爱群，国安能不强哉？” 任弼时早年朴素的“合群”“爱群”思想，为他参加革命后积极开展群众工作，形成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奠定了思想基础。

    1933年，时任弼时任中共苏区中央局委员兼组织部长的任弼时在湘赣两省组织会议上作了题为《目前党在组织上的中心工作》的报告（刊载于一九三三年三月十五日出版的《斗争》第五期），系统阐明了群众路线观点与方法，至今仍然有历史借鉴和现实启示意义，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

    党支部“是党与群众的连环”。任弼时指出：“支部是党的基本组织，是党与群众的连环，党的一切决议，必须经过支部执行。过去支部不能起应有的作用，是党不能广泛地组织、动员、武装和领导群众来参加当前的战争的主要原因。因此建立健全的支部工作，是党在组织工作中最中心的战斗任务。” 任弼时指出了过去支部工作的缺点：一是支部干事会不健强，五个人干事会的分工不能适应当前战斗环境的需要，如工会、苏维埃、军事等工作，不能有专人去注意；二是目前支部干事会的组织不能吸引更多的同志参加支部的领导工作，干事会往往只有支书包办一切或由少数人做工作，不利于发动、组织和依靠群众的工作。因此，支部领导机关有改变的必要。支部干事会组织以后要扩大与改变分工制度，原则上分工要细，每人要负责一件具体工作，并实行个人负责制。建立中心支部与模范支部，切实发挥基层党组织和支部联系群众的作用。“支部要经常讨论并注意支部周围广大群众利益的争取。过去支部不管周围群众中所发生的一切问题，这是不能深入群众团结群众在支部周围的，容易走到脱离群众的危险。支部要能自动地建立本身的经常工作，要有计划地规定各项工作的讨论日程，来加强对苏维埃与群众组织的领导。” 在支委会中设置专职“群众宣传鼓动干事”。由群众宣传鼓动干事指导俱乐部、列宁小学、夜校、墙报委员会和宣传队，管理宣传品分发等事宜。群众宣传鼓动干事之下，可由在俱乐部、列宁小学、宣传队、墙报委员会内做负责工作的同志组织委员会等。每个党员要担负宣传组织群众的经常和具体的工作，只有这样才能增强支部领导群众的力量，并且可以训练党员的工作能力。任弼时发展了毛泽东在三湾改编时确定的“支部建在连上”的制度，强调人民军队建设中“在每一个连队中应建立党的支部，坚决洗刷其中的地主、富农和反革命分子。”

    “要注意发挥下层群众的工作积极性与创造性”。建立巡视制度，了解群众状况。巡视员要注意发挥下层群众的工作积极性与创造性，而不是去代替他们。

    “要使每个代表与所代表的群众发生密切的关系”。通过苏维埃政府和群众组织开展群众工作。在党和苏维埃政府的领导下，充分发挥工会、共青团、妇女会、贫农团、互济会、反帝拥苏大同盟等群团组织的作用，将群众发动与组织起来。反帝拥苏同盟应成为极广大的群众组织，深入开展反帝拥苏的群众运动。互济会今后亦应转变为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白色恐怖的广大群众组织。党应纠正过去对这些组织不管的现象，必须加强其领导。党要加强对共青团组织的领导，使之成为无产阶级青年群众的共产主义组织，成为党最有力的助手，“使党经过团来团结更广大青年群众，胜利地进行战争动员工作。” 在苏维埃政府中要建立真正的代表会议制度，“要使每个代表与所代表的群众发生密切的关系，经常报告代表会的决定，并将群众意见传达到代表会中去。”

    “要吸引最广泛的工农群众加入赤少队”。“首先要纠正有些地方忽视地方武装的严重错误，要吸引最广泛的工农群众加入赤少队来扩大这一红军后备军组织，这是红军从义务兵役将来转变到征兵制的极重要的步骤。” 目前要加紧动员赤少队和模范营集中到前方配合红军作战，并且要动员整营整连地加入红军，这应成为今后扩大红军的一个重要方法，以应战争日益胜利开展的需要。

    党委组织部“要经常注意党内及群众组织问题的研究，使之适合战争环境。” 要实行民主制度，将群众的意见集中起来讨论决定，再到群众中去贯彻执行。任弼时指出：“以后要推广党内民主化，一切问题要发动党员详细讨论，决定以后，便须传达到下层去坚决执行。这是提高一般党员积极性最重要的方法，但极端民主化的倾向是不能容许的。”

    1935年1月，国民党在湘鄂两省集中约十一万人的兵力，对湘鄂川黔根据地发动“围剿”。为了粉碎敌人的进攻，1月4日，湘鄂川黔省委发出了《关于地方战争动员给各级党部与各级政治机关的指示》。1月6日，省委召开活动分子会议，中央代表、省委书记兼军区政委任弼时作了《关于粉碎敌人大举进攻最后的彻底的粉碎敌人五次“围剿”前面党的紧急任务》的报告。

    “在满足群众要求的基础上发扬群众积极性，造成群众一切为着战争的热潮。”任弼时指出：为了彻底粉碎敌人“围剿”，保卫、巩固和发展湘鄂川黔苏区，“摆在我们党前面最基本的战斗任务，就是以争取决战胜利为一切工作的中心，去动员、组织、武装广大工农群众，在满足群众要求的基础上发扬群众积极性，造成群众一切为着战争的热潮。”“目前战争动员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要在广大群众当中进行艰苦的政治动员。” 不仅在党团内动员，“还要去告诉广大群众，使群众清楚了解目前战争形势，相信我们能够胜利，巩固群众对战争的必胜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