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夹金山红军长征夹金山纪念地（红军翻越夹金山小路入口），我们翻越了夹金山，到达一、四方面军会师地。

    行驶路线：从夹金山红军长征夹金山纪念地出发，继续走[S210省道]翻越夹金山，进入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界；然后经过了夹金山垭口、夹金村后，在南北走向的[S210省道]和东西走向的[S303省道]交叉点左转，就是达维会师桥／会师纪念碑了。参考路线如下（地名之间的数字km是两地之间行驶的大约公里数，中括号内是公路编号）：

    红军长征夹金山纪念地34km→夹金山垭口25km→夹金村6km→岔路口左转上[S303省道]达维会师桥／会师纪念碑

    我们从红军长征夹金山纪念地出发，开始翻越夹金山。

    当年的夹金山老照片和图片。

    当年红军长征翻越夹金山走的是山道、小路，而我们只能行驶在盘山公路上。

    离雪峰最近的公路转弯处。

    盘山公路在云中。

    茫茫云海浮起来。

    即将到达夹金山垭口。

    海拔超过4000米了，牦牛就出现了。

    一直爬坡。快到公路最高处垭口时，路边斜坡上修有一暗红色倒三角形坡面，前有一白色标牌，两侧有台阶可通向三角形的两面，这是红军当年登山处的一个纪念标志。路右侧山坡上白色标牌上稍大的字为“红色丰碑——夹金山”（在公路上看不清字），下面是十多行文字，对红军当年翻越夹金雪山做简要介绍。

    到达山顶垭口处，路左侧有停车场。标志性的白色石碑刻有“夹金山”三个大字挺立在小广场中，标明“海拔4114m”。石碑的背面的文字是“熊猫家园传奇宝兴欢迎您”。看来这垭口是小金县和宝兴县的分界线啦。

    尽管日光强烈，但气温只有8℃，凉风嗖嗖，我们持队旗合影留念。

    我多次在海拔高度超过4000m的地域自驾，有些经验了。进入四川后，我就故意停止了高度表显示，也不再提及海拔高度，有意淡化队友们对海拔高度的关注，并且在途中干扰打瞌睡的队友，不停地吆喝“风景多美啊！”分散其注意力，所以，两名从未上过高原的队友根本就没有去想海拔不海拔的！

    在垭口上的游客兴奋地持我们的队旗合影留念。

    藏胞说，以前在山头上大喊几声，天上就会下雨；这些年也不知什么原因，现在在山头上再怎么吆喝，天上只会飘过来一些云彩，可不再下雨了。气候变暖所致？

    在垭口上回望我们一路爬坡上山的盘山道。现在已经难得看见雪山风光了，远方的山尖上还有一点残雪。

    红军长征三次翻越夹金山。第一次是在1935年6月中旬，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主力陆续从宝兴硗碛翻越夹金山王母寨垭口（海拔4114米）进至达维，与红四方面军会师，而红一师则翻越了程胡岭垭口（海拔高度大致在4400米～4500米）之间，进至懋功与四方面军接应部队会合；第二次是在1935年10月下旬，四方面军一部及中央红军中没有随主力北上而留下的那部分从懋功（今小金县）翻越夹金山，南下西康；第三次是在1936年2月，四方面军及留下的那部分中央红军南下在西康发展受阻，又从宝兴翻越夹金山王母寨垭口，经达维、懋功、丹巴向西转移去康北。其中，留下的那部分中央红军（即一、四方面军混编北上时，编在左路军中的朱总司令、刘伯承总参谋长带军委一部分与红军大学和五、九军团）有的三次翻越夹金山，创造了历史奇迹。

    因此，夹金山是中央红军（一方面军）在长征途中翻越的第一座大雪山，是四方面军部分部队长征途中翻越二次的大雪山，是中央红军部分部队在长征途中翻越三次的大雪山。

    也有例外，藏族红军胡宗林12次翻越夹金山——胡宗林，藏族，藏名仁钦索朗，1920年生，四川理番（今理县）人，1935年5月红军到理番（今理县）“扩红”时参加中国工农红军，被分配在红四方面军第三十一军学兵连，随部队南下、再北上2次翻越夹金山。他被调到军政治部地方部后，到运粮队当通司（翻译），夹金山在两个粮站之间，胡宗林随运粮队共走过了5个来回，就是10次翻越夹金山。因此，他一共12次翻越夹金山。

    翻越夹金山的回忆：

    中央红军先锋红二师四团翻越夹金山

    1935年6月12日拂晓，中央红军先锋二师四团在师长陈光、团长耿飚和团政委杨成武的率领下离开跷碛寨，村民纷纷拿出自己家里吃的东西送给红军，指战员们身着单衣、脚穿草鞋，喝了一些烈酒、姜汤、辣椒汤，沿着崎岖的山路开始攀登。经筲箕窝（烧鸡窝）、一支箭、五道拐等险要之地爬向山顶，中午时到达山顶王母寨。红四团一天就翻越了终年积雪、空气稀薄、上下70里的夹金山，无一人掉队。下午下山快要到达山下的达维镇时，红四团发现山下也有部队，经侦察联络，意外发现是四方面军九军二十五师七十四团（团长王祖营）的三营。于是在达维镇附近的木城沟土桥（达维桥）上，两支兄弟部队胜利会师了。原来，红一方面军渡过大渡河后，徐向前命第二十五师师长韩东山率部朝西南方向运动，扫清沿途之敌，攻占懋功（今小金），为红一方面军打开通道，掩护他们顺利翻越夹金山。13日，中央机关翻越夹金山抵达达维时，在达维桥上受到红四方面军接应部队的夹道欢迎。

    14日，中共中央和红一方面军从达维开赴懋功县城，当晚，两个方面军举行了会师的庆祝大会。

    21日，总政治部在天主教堂召开了两军驻懋功团以上干部会议。毛泽东在驻地接见红四方面军在懋功的高级干部，详尽分析了形势，提出了会师后的方针和任务。两大主力军的胜利会师，揭开了中国革命新的篇章。

    至24日，中央红军军委纵队、一军团、三军团、五军团、九军团月两万多人全部翻越了夹金山，到达达维地区。而几百名体弱的红军战士倒在了夹金山上再没有能够站起来。

    毛泽东翻越夹金山

    毛泽东和贺子珍的女儿李敏回忆文章：6月17日（应为14日）的早晨，爸爸喝完一碗热气腾腾的辣椒汤，穿上夹衣夹裤，手持木棍，沿着前面部队走出的又滑又陡的雪路，向海拔4900多米的夹金山顶攀登。他把马让给体弱有病的女同志骑。爸爸说：“多有一个同志爬过雪山，就为革命多保存了一份力量。”爸爸见一位同志坐在雪地里休息，就对他说：“你坐在这里是非常危险的。来，我背你走。”爸爸的话音未落，他的警卫员抢先背起那位同志，爸爸就帮着、扶着走向山顶，终于翻过了大雪山。

    毛泽东将自己的黄骠马让给了伤病员骑，说：多一个同志爬过雪山，就为革命多保存一份力量。

    毛泽东拿着防止的雪盲症的蒙眼布带和警卫员吴吉清开玩笑说：“小吴，一会儿上了山，我们一个蒙住眼睛，一个眯着眼睛看路，你看可好？这样子，我们两个就不用摔跟斗喽，又可以不掉队。”

    毛泽东的警卫员说，毛泽东走得十分吃力。警卫员想去帮他，可他们自己也陷入了困境。

    当走过筲箕窝不远处时，气候骤变，冰雹劈头打来。毛泽东拉着战士的手前进，同时嘱咐大家：“低着头走，不要往上看，也不要往山下看，千万不要撒开手！”一会儿，冰雹停止，但越近山顶空气就越稀薄，一些体力弱的战士一坐下去就再也没有起来。警卫员陈昌奉几乎晕倒，毛把他扶起来。而当毛途中停下来鼓励战士们往前走时，又得陈昌奉设法帮助他重新迈开步子。毛泽东对坐在雪地里休息的戴天福说：你坐在这里非常危险的，来，我背着你走。警卫员吴吉清抢先把戴天福背起，在毛泽东帮扶下走向山顶。越过山顶后，下山就比较容易了。

    我父亲田长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回忆翻越夹金山

    翻越夹金山，给我留下了终生难忘的记忆。要想翻过雪山，就必须在上午九点至下午三点翻过雪山，不然天黑下来就很危险了。部队头一天下午就在雪山脚下露营。山下有原始森林，我们就拾干树枝烧水喝。部队剩下的干粮也很少了，就到处挖野菜。然后，以班为单位用洗脸盆烧水煮菜，放点炒面做成稀饭。没有盐，很难下咽。但红军战士肚子饿，又要翻越雪山，大家就自觉的多吃一些野菜。我们没有棉衣，穿的衣服都很单薄，雪山气候又很冷，晚上露营时，就以班为单位烧一堆火取暖。因为下雨下雪，战士们的衣服都是湿的，全班同志就围着火堆烤火，战友们身体向着火堆的一面是热的，但背着火堆的一面却很冷。真是‘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
就这样，一晚上翻来复去，哪能睡得着。

    因雪山上走路艰难，稍不小心，就会滑到雪谷中去，每个人就准备了一根木棍，行军时可以用来探路和救人。

    战士的武器是枪，我们炊事班的重要武器是大铁锅，它和我们连队生活关系太大了，烧水、做饭、煮野菜。哪样也离不开它。我们炊事班的同志们在困难的雪山、草地中，以背锅为荣。大家争着背。当然，身体好，体格壮的同志要多背。

    一口大铁锅有几十斤重，因雪山上缺少空气，身背铁锅呼吸就更困难，我们都宁肯扔掉自己的生活用品也要保住铁锅。当时，我们在长征中进入少数民族地区，缺粮受饿，缺衣受冻，红军战士的体力很差了，背锅爬雪山就更困难了。我们班的同志在长征中团结一致，大家决心一定要把大锅背过雪山去。我是班里身体比较好的，翻越夹金山时，我要求背锅！

    一开始，我背着锅劲头很足，把自己简单的行李放在大锅内，对准峰顶那个缺口，紧跟着部队，笔直地向上爬。但由于高山缺氧，又背着大铁锅，爬到半山腰时，我就感到不行了：手冻得发紫，身上虽然很冷，却感到头晕眼花脸发烧，上气不接下气。何班长看到我脸很红，摸了摸我的额头又很热，杜炊事员把锅接了过去 ，叫我空着手走。走了一阵，就象瘫痪了的人一样，怎么也抬不动脚了，班里的战友小赖就扶着我走。可雪山上的路险，先头部队开辟出来的是窄窄的一条路，两个人搀扶着走是很困难的。我们看到自己影响了部队的前进速度，就离开了行军队伍的行列，让部队先过。在路边没走多远，我的呼吸就越来越困难了，身不由己地坐了下去，只想坐下来休息一会。小赖死活不让我坐下，使出全身力气拽着我走。因为在雪山上只要停步坐下来休息喘喘气的，大多数就会在原地冻僵，永远也起不来了。

    这时，我幸运地遇上了我们保卫局的黄管理员。他带着几匹马为部队、机关和首长驮干粮及帐棚。看到我们的情况，他就叫我拉着马尾巴走，小赖在后面推着我，这样一来，我就省力多了。但是我实在是太虚弱了，这样没走几步，马就把我拖倒了。我实在不忍心因为我而耽误同志们的行军，就叫他们不要管我了，快去追赶部队吧。可黄管理员和小赖怎么也不肯放弃我。他们说：“我们怎么也不能丢掉你。你要有信心呀，我们部队已经爬山四个多小时了，快到山顶了，我们一定能带你翻过山去。”黄管理员把自己的炒面喂给我吃，小赖还给我喂了生姜水、辣子水喝。我肚子有了些食物，身上就有了些热量，也就有了一点力气，喘不上气的状况也减轻了一些。在他们的帮助和鼓励下，我死死地拽住马尾巴，他们在我背后推着我前进，坚持往山上爬去，果然，我们不久就爬到山顶了！我们真是有说不出的高兴啊！

    山上空气稀薄，严重缺氧，不能停留，也不能多说话，紧接着，大家就下山了。下山比上山要省力多了，人也不像上山那样气喘了。下到半山腰，看到前面部队留下一些火堆，黄管理员就叫我们围着火堆休息一下，用茶缸在火堆上烧开水，用他最后的一点炒面泡了一碗稀面糊，三个人分着吃了，然后继续下山。天黑时，我们赶到了达维村。

    每当我回忆起这段难忘的经历，都十分怀念和感激黄管理员和小赖同志。没有工农红军团结友爱的精神，没有上级关心爱护下级的优良传统，没有黄管理员和小赖同志的帮助，我是不可能翻过那高耸入云的夹金山的！

    翻越夹金山的众人回忆

    雅安党史研究室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访问当年给红军带路的藏族青年莫日坚，他说，红军从筲箕窝经过五道拐、鸡翅膀、大雪塘、九拗十三坡（九凹十三拐）、隘口险道等处，沿着山沟往山上盘旋而行，然后至王母寨垭口。垭口有座用石块砌成的小山神庙。这段路最艰难，全程60里，有30道“之”字拐。

    年龄大一些的人翻越雪山比较困难。

    周恩来的警卫员魏国禄说，长征中过雪山最困难。战士们手拉着手以防摔倒。山上不是下雾就是刮风，积雪常常从山头崩落。魏头晕目眩，浑身无力，走几步就得停下来喘—口气，越走越慢。起风了，魏看见自己的一个同乡倒了下去。还没等他走到跟前，那人就已停止了呼吸。战士们把尸体放在山缝里，用雪掩埋好。下午3点他们到达顶峰，开始下山。下山后，周恩来频频咳嗽。他着凉了。这是一场大病的最初症状，这场大病一直持续到过草地，几乎要了他的命。

    朱德也同样将马让给了伤病员。他身体硬朗，大家下到山谷精疲力竭，他仍然照常四处巡查。

    王稼祥有伤，开始时是被同志们抬着上山的，由于空气稀薄，见担架员呼吸、行走十分困难，只得改乘牲口。但陡峭、崎岖的山路颠得他伤处疼痛难忍，最终，他被同志们挽扶着，胜利登上夹金山。

    红一军团年富力强的司令员林彪在夹金山顶上几次失去知觉，靠了警卫员的帮助才翻过山去。红军情报局局长徐迪宁也是如此。

    戴正启当时是名卫生员，他说，翻越夹金山前，向所有的战士简单地介绍了高山、冰雪及严寒对健康的危害，要求他们用布条遮一下眼睛，防止雪盲；要求他们稳步前进，不要在高处停留；要求他们在出发前吃饱吃好，穿上厚衣服（大多数人只有补了又补的单军装）。可是，在山脚下还是酷暑天气，开始爬了不多一会儿，就大汗淋漓了。

    红军医院的傅连璋院长派出了医生和护士，让部队每人带一条半透明的布带用来蒙眼，防止雪盲症。

    宣传员把注意事项编成便于记忆的顺口溜，教战士唱诵：

    “夹金山，高又高，注意事项要记牢；
    裹脚要用布和棕，不紧不松好好包。
    到了山顶莫停留，坚持一下就胜利了。
    病人走不起，帮他背东西。
    大家互助想办法，一定帮他过山去。”

    冰天雪地里战士们还穿着草鞋，有些战士还光着脚。有些人找到破布把脚包了起来，大多数人没有布包，四肢冻伤了。大多数人穿着单军装。许多人得了雪盲症，不得不让人搀扶着下山。几天之后，他们的视力才逐渐恢复。

    姬鹏飞（曾任外交部长、国务委员）翻越大雪山时是中央卫生委员会的一名成员，他说，爬夹金山时遇到的一个问题是，由于坡度不大，终年积雪的山顶看起来似乎就在眼前，实际上山脚的海拔就已相当高，结果造成大家对高度的错觉。虽然几个月来的行军和缺粮已使大家十分疲乏，开始爬雪山倒似乎很顺利，可是没多久，进入了一个冰雪世界。眼睛突然看不见了。山上没有路，踩在冰上滑倒了，挣扎着往前爬，却没有气力。但谁也没有想到会死，也不知道海拔四千多米的高山上氧气如此稀薄。有的人挣扎着要站起来，结果却永远倒了下去。

    卫生员见此情景立即意识到山顶不能停留，哪伯停一步都可能丧命，督促大家不能休息，必须尽快翻过山顶，下到氧气较多的高度上去，可实在是太糟了！肌肉麻木得好象不存在了，可是还得坚持走。一旦越过山顶，最好的办法是坐在冰上往下滑，反正没有路。不少人都这样滑了厂去。有些人摔断了骨头，有些人不慎滑下了悬崖。

    对于体弱和有伤的人来说，空气稀薄格外令人难受。据姬鹏飞回忆，当时几乎无法看护病人，唯一的办法就是把他们送下山，可是谁也没有气力这样做，往往还没有送到低处，他们就牺牲了。他们常常死在卫生员把他们从雪地上拉起来的时候。姬鹏飞说：“牺牲的人很多，天气太冷，有些是冻死的，有些人根本喘不上气来。”

    对女红军来说，爬雪山和过草地是长征中最艰难的时刻。过雪山时有27名女干部，还有几名女战士。有的刚生过小孩，有的正怀着孕，但都坚忍不拔地挺过来了。时在中央担任秘书工作的刘英说：人到困难临头都会想办法，我发明了拽着骡子尾巴上山的办法，省力许多。蔡大姐、博古夫人都是这么上山的。过雪山出问题主要在山顶上，空气稀薄，呼吸困难，挺不住就憋死了。患肺病的邓颖超骑着骡子上山，让警卫员拽着骡子尾巴往上走。风雪太大，警卫员一屁股坐在雪地上了。邓颖超从骡子上下来，取出医生给她的药片给警卫员吃，警卫员缓过劲来，过了雪山。危秀英说：“过雪山后，我便不来月经了，所有的妇女都是如此。”

    尽管上山前严令每人负重不得超过40斤，但许多人没有执行，如重武器背负人员、后勤人员（包括担架员和炊事员），结果他们中的人员伤亡要大。一位炮兵战士说：我肩上扛着四五十斤的迫击炮筒，上山走路更困难。我踏着前面的脚印，一步一步往前移，脚被雪冰冻得失去了知觉，曾几次跌倒，但每当倒下，我看着脚下穿的在离开江西时老表送的那双“红军鞋”，心里感到一股热劲，好像苏区人民在背后推着我前进。这样就挺过来了。三军团一位司务长回忆道：进入雪山之前，上级通知轻装，把不必要的炊事用具扔掉，只带着可供全连吃一两天的粮食，大家还是负重50多斤到70多斤，包括行军锅，还有生姜、辣子和十几斤干柴。炊事员们体力好些，但爬山负重，也很困难。爬到山顶，见有的战士走不动了，炊事员赶紧上去喂生姜、灌辣子水，但就在抢救战士的时候，我们有两个人倒下了。炊事员坚持说：“我们不能让任何人死在雪山上。”红军到达陕北时，这支部队有9名炊事员牺牲了。

    （这让我想起，我的父亲那时也是炊事员，怪不得听他说过多次背行军锅的“荣耀”！图中的行军锅是宝兴县的藏品，锅的口径约二尺半。行军时，配“＃”形的木托架，托住锅底再背负在炊事员身上。）

    水是个问题。火柴也很难划着。找不到柴火，看不见村庄，看不见人烟。由于海拔太高，水已无法烧开，也无法把雪化开。战士们不得不刨开地表的冰雪取下面的雪解渴。

    年方20岁的丁甘如随后卫部队五军团翻过雪山。他们到得最晚。他说：“翻山前做了许多政治工作。”他指的是各部队的政委告诉战士爬山前要把衣服松开，以便于呼吸，走路要慢，但绝对不能停。他说：“我们好象成了一群马上要被人领进公园的小学生。”爬到山顶后，下达的命令是：“坐下来往下滑。”他们照办了，有人乐此不疲，但有人却掉下沟去，再也见不着了。

    李一氓当时任政委。他认为翻雪山并不困难。相比之下，翻越五岭的最后一岭要难得多。他说：“雪山不高，上山的路很好走，不陡。下山的路也不陡。”但他承认下山的路上全是冰，很滑，天气很冷。“没有人烟，藏族牧民都吓跑了。”

    还有一些人也觉得雪山没有什么了不起，钟伶就是其中之一。他翻大雪山时刚满16岁，他说：“当时我们是红小鬼，年纪轻，生命力旺盛，体力恢复得很快。我想得不多，只知道吃饭、睡觉、行军，从来不去想会有什么危险。”翻越雪山有种种困难，但小钟一点也不在乎。他只有一件汗衫和一件单布褂。当时是六月天气，可是夹金山上却下着雪。他穿的是草鞋，也没有裹绑腿，脚却没有冻坏。他从未感觉气短。有人交代他不许停，不许休息，要一口气走完。他就这样翻过了雪山，没有看到一个人死去。据他回忆，三军团医疗队中他所认识的人中没有人牺牲。

    胡耀邦（曾任党的总书记）比钟伶只大一、两岁，可他对翻雪山的回忆就没有那么轻松了。他记得看见了国民党的飞机。那些飞机飞不到红军所在的高度。“我们朝着飞行员大声减：‘上来，上来呀!’”第二座雪山最要命，用了两天时间才翻过去。他们不得不在山坡上宿营，用毯子把自己裹起来，挤在一起取暖。他说：“我们年纪轻，挺过来了。”

    翻越雪山用了一整天。到了山的那一边后，海拔仍然很高。

    无法修厕所，因为没有能在冰上和山石上挖茅坑的工具。

    派了一些人沿途收容掉队的人。这些“掉队的人”往往是掩埋在雪下的尸体。

    当天下午，红军到达懋功县达维镇，受到三月中旬退出川陕根据地来到川西的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的夹道欢迎。18日，他们进入懋功县城，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第三十军政委李先念在这里迎候。

    总之，对于大多数红军战士来说，翻越雪山是长征开始以来最艰苦的一关。其艰苦程度超过湘江之战，超过翻越五岭，也超过四渡赤水。比起只有少数人参战的抢渡金沙江或飞夺泸定桥来，更是艰苦得多。

    从夹金山垭口向北就开始下山了。翻越了夹金山就进入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境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