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刘惠仁（左，刘传俊三女儿）一家三口人摄于2007年

刘传俊的二女儿（左一）、三女儿（左二，本文作者）、四女儿（左四），2008年给三女儿的女儿（左三）去美国留学到机场送行，在首都机场留影

父亲刘传俊与母亲、二女儿1992年合影

父亲刘承俊、母亲、二女儿 （后排中）、三女儿（前排右一，本文作者）、四女儿（前排左一），合影于1958年。

    父亲刘传俊1916年出生于江西兴国的客家贫农家庭，6岁开始给地主放牛。1930年父亲14岁时在兴国参加了红军。父亲在红军中刻苦读书学习，一年以后脱去文盲帽子，成为红一方面军红三军团司令部的报务员，父亲是红军的第一批报务员，直接为彭德怀军团长报务服务。当时，兴国全县人口23万，9.3万兴国人参加了红军，活到解放时仅有几十人。18岁的父亲，背着沉重的报务设备参加了全程长征，长征中加入中国共产党。长征造就了父亲异常顽强的革命意志，父亲的八十多岁人生，始终锲而不舍、舍身忘我、光明磊落、一身正气与两袖清风。

    父亲在红军中的最高职务为中央军委通信局报务队正连级队长，遵义会议后直接为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进行报务服务。长征中，在红军无线电总队总队长、军委总司令部通信联络局局长王诤(1909-1978，解放后的副总参谋长与电子工业部部长)的直接领导下，父亲与中央军委报务队的战友们，共计千方百计破译过百余次国民党围剿红军的重要军事电报，红军的电报却没有一次被国民党反动派破译，中央军委报务队为长征的最后胜利作出了非常重要贡献。为此，毛泽东同志评价王诤同志“为中共中央、为工农红军立下了大功”。

    父亲在贵州的强渡赤水战斗中，双耳不幸被炮弹震聋。到达陕北以后，19岁的父亲，不得不调离中央军委通信部报务队队长的岗位，调到中央警卫团担任毛泽东同志的警卫员。由于耳聋，爸爸觉得自己不适合担任毛泽东的警卫员。当了毛主席的警卫员一年时间，1936年底父亲调到刚刚成立的延安兵工厂当了军工工人。当时，延安兵工厂位于距延安西北三十多里的温家沟村，兵工厂自制的土冲床故障不断，父亲冲压子弹壳时不慎冲断了右手的食指与中指，成为缺失了两个手指的耳聋人。但是父亲身残志不残，谱写了非常璀璨的人生。

    父亲努力自学机械工程制图书籍，勇于进行技术革新，与工人们一起设计自制出不少土机床。，原来只能生产地雷、手榴弹、子弹的延安兵工厂，1939年4月25日终于生产出比日本三八枪更先进的仿苏步枪，步枪子弹每月也可以生产十几万发，有力支援了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受到毛主席与党中央高度赞扬。1939年5月1日下午5点钟，在延安桥儿沟《陕甘宁边区工业展览会》上，毛主席第一次见到延安兵工厂生产的步枪时，兴高采烈爱不释手，亲自拉枪栓试用，亲自练习瞄准，夸奖延安兵工厂“枪造得很好嘛！”。延安兵工厂生产的步枪是步枪与马枪的复合，比日本王牌步枪三八枪短小精悍，射击精度也明显提高。三八枪的刺刀是不能折叠平板型单刃刀，肉搏时非常容易弯曲。延安兵工厂生产的步枪，刺刀成为可折叠的三刃三棱刺刀，肉搏刺杀时很灵活也很耐用，非常受八路军战士欢迎。延安兵工厂生产的第一批步枪，首先装备了中央警备团，用于保护党中央与毛主席。为此中共中央发来贺词：“劳动创造一切！”，毛泽东主席发来的贺词是：“无产阶级是抗日的先锋队，应为坚持抗战到底、建设新中国而奋斗！”战争年代，父亲先后在延安兵工厂、延安渤海机器厂当了12年工人与车间主任，后来又在张家口兵工厂当了两年车间主任。吴运铎同志的《把一切献给党》一书，描写了新四军军工工人白手起家创建中国红色军事工业的经历，可歌可泣。其实，父亲比吴运铎同志更早就参与了红色军工体系的创建，而且成果更加灿烂辉煌。父亲在延安与北京机械工业体系的同事中，先后涌现了李强（中共中央委员、外贸部部长、科学院学部委员）、沈鸿（第一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叶选平（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广东省省长）、毛岸英（抗美援朝烈士，毛泽东长子）、张建民（北京市常委副市长）、苏适（北京书法家协会秘书长）等著名人物。

    父亲于1949年1月进入北京市军管会，以后一直在北京机械工业系统的基层工厂工作,为了实现北京工业现代化的梦想奋斗了一辈子，直到1998年在工厂的家中去世。父亲先后筹建了北京机器总厂、北京第一机床厂、北京第二机床厂、一级部汉江机床工具总厂、北京第一通用机械厂，担任工厂领导工作四十余年，对于北京在国内率先生产出高精度铣床、高精度外圆磨床、高精度镗床、高精度坐标镗床、高精度电火花加工机床，为北京乃至中国工业现代化作出了重要贡献。八十年代，父亲为北京最早大批量供应市场的双缸家用洗衣机的生产作出了重要贡献。响应毛泽东备战备荒为人民的号召，1965年至1975年期间，父亲领导北京第二机床厂、上海机床厂、哈尔滨第一工具厂三个工厂的几千工人，在秦岭山区挖山填沟建立了第一机械工业部三线建设基地——汉江机床工具总厂，在非常艰苦的秦岭山区工厂工作战斗了十年时间。从1936年到1998年去世，父亲在每一个工厂几乎都是一个拼命三郎，在红色机械工业体系整整呕心沥血工作战斗了62年，堪称中国与北京机械工业的开拓者。爸爸的一生始终工作生活在基层单位，始终与群众打成一片，难能可贵。

    父亲曾经令子女们十分不解，父亲要求每个子女必须首先成为自食其力的普通劳动者。姐妹四人与唯一的弟弟，中学毕业时统统被父亲送出北京务农打工。父亲的做法，不仅仅子女们十分不解，甚至母亲、亲戚、同事与邻居也很不理解，可以说所有人对父亲都是匪夷所思，认为老头子革命革过了头。

    早在父亲在文化大革命以前的1961年，父亲响应毛泽东同志的号召，就开始陆续送子女到外地务农打工，在北京乃至全国的领导干部与老百姓中都十分罕见。爸爸制定了一个匪夷所思的家规，只有一句话“每个干部子弟必须做一个普普通通的劳动者！”。大女儿刘玉华1961年初中毕业时，被父亲送到父亲曾经工作战斗过的老解放区张家口张北县务农，以后大女儿自愿在张北县结婚安家，永远留在了张北县农村。二女儿刘安娜1964年初中毕业时，被父亲送到黑龙江省虎林县务农。三女儿刘惠仁1968年初中毕业时，被父亲送到陕南山区当了工人。四女儿刘三英1969年初中毕业时，被父亲送到内蒙古当农民。小儿子刘大承1982年高中毕业，被父亲送到工厂当了工人。很长一段时间，北京的家中只有母亲与上小学的小儿子，四个女儿全部在外地当农民或工人，父亲也在外地山区工厂呆了十年。子女们的功课都很优秀，父亲却执意让子女们到广阔天地的农村去锻炼。今年六十多岁的大女儿、以及大女的女儿、儿子与孙子、外孙至今仍然是河北张北县农民。二女儿当农民多年，以后随从部队转业的丈夫落户天津。二女儿自学获得大学本科文凭，担任中学教师与中学校长多年。三女儿在秦岭山区当工人16年，丈夫考上研究生回到北京工作以后，三女儿与幼小的儿子获得珍贵户口指标返回北京，三女儿以后自学成人大学毕业，成为一名优秀的主管会计。四女儿在内蒙古务农多年，接政策返回北京以后，自学考上大学，毕业成为一名优秀放射科医生。

    父亲的战友都是高级领导干部，来家中拜访时表示可以将我们调回北京并且安排好的工作，也可以安排当兵提干，父亲一一婉言谢绝。父亲坚持认为，干部子女先当普通劳动者非常必要。欲获得学业与事业的成功，必须付出艰苦的努力。父亲走过的正是这样一条路，父亲按自己的经历苦心塑造子女们。父亲认为行行业业都能出状元。父亲当兵时，是红军第一代优秀报务员与正连级的报务队长。父亲当军工工人时勇于技术革新，两次荣获陕甘宁边区军工系统的劳动英雄称号。父亲当工厂领导时，是受过正规专业培养的专家型（教授级高级工程师）领导人。从来没有上过学的父亲，依靠自学达到高中文化水平。1957年父亲41岁时，为了圆梦中国工业现代化，父亲响应毛泽东同志号召努力学习科学技术，竞然参加高考成为清华大学的学生，耳朵全聋的父亲以惊人的毅力脱产读书学习五年，于1962年清华大学机械制造专业本科毕业，创造了一个残疾的红军长征干部大学毕业的奇迹。据悉，父亲是清华大学百年历史上，唯一一位参加过红军长征的本科毕业生，唯一一位双耳全聋的本科毕业生。

    父亲认为先当农民或工人，不会影响孩子们以后的学业与事业，劳动能够有效锻炼孩子们的意志。对于老干部的孩子，下乡务农能够有效避免干部子弟成为纨绔子弟与寄生虫，让孩子以后全都成为自食其力的人。但是，很长时间里子女们都不理解父亲，认为父亲太“革命”了，用孩子的前途辅设自己的革命道路。孩子们三、四十岁以后，才逐渐理解了父亲的良苦用心，才将对父亲的怨恨转化成为敬爱。大女儿与她的儿女们，如今在张北农村自力更生创办了农家乐，解决了三代人的温饱问题。二女儿、三女儿、四女儿通过自学大学毕业成为有用的人才，小儿子一生始终在工厂当工作。这时，子女们才逐渐领会了父亲的深切关爱与良苦用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