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10月4日，毛泽东在慰问新华社与《解放日报》社全体人员时指出：“你们的工作很重要，报纸、通讯社是强有力的现代化宣传工具，党报是党的喉舌，是代表党说话的。”“党的政策与主张，都是通过报纸与新华社传播出去的，你们是党与各根据地及国内外联系的桥梁。”“党中央了解国内外情况有许多来源，主要是靠你们，别的方面的来源也有一些，但是不多，主要还是靠你们。”“我们与敌人作战用枪杆子，也用笔杆子，这叫文武双全，报社与新华社写稿、编辑、印刷厂排字印报、新华社广播，都是为党工作，为人民服务。”“我希望新闻工作者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三心二意不行，半心半意也不行，一定要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

    毛泽东站在延安、放眼全局，始终关注延安及陕甘宁边区以外的报刊宣传。1944年12月20日，毛泽东告诫《抗战日报》（后改为《晋绥日报》）：“本地消息，至少占两版多至三版。排新闻的时候，应以本地为主，国内次之，国际又次之。对于外地与国际消息，应加以改造。对新华社的文章不能全登，有些应摘要，有些应印成小册子。不是给新华社办报，而是给晋绥边区人民办报，应根据当地人民的需要（联系群众，为群众服务），否则便是脱离群众，失掉地方性的指导意义。”1948年4月2日，前往西北坡途经晋绥边区，在山西兴县与《晋绥日报》编辑人员谈话，点评了该报近一年来的得与失，指出：“报纸的作用和力量，就在它能使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最迅速最广泛地同群众见面。”“我们党所办的报纸，我们党所进行的一切宣传工作，都应当是生动的、鲜明的、尖锐的，毫不吞吞吐吐。这是我们革命无产阶级应有的战斗风格。”

    不仅如此，毛泽东还注意对国内、国际新闻统一战线的引导。1938年1月，毛泽东为国民党中央考察团随行记者题词：“国民党员共产党兄弟一般的团结起来，为抗日救国而斗争，达到民族独立民主自由民生幸福之目的，是今日惟一无二之任务。”1940年7月，毛泽东为《美洲华侨日报》创刊题词：“起来，为中华民族的独立而奋斗到底。”

    以上有关的事件、题词、指示中，涵盖了毛泽东对新闻宣传工作的性质作用、宗旨任务以及内容、形式等基本问题的主要观点，其对新闻宣传工作的有效指导意义非同小可。另外，毛泽东根据形势任务的转换对各个时期新闻宣传的导向和口径也做出过许多重要指示，比如，抗日民族统一形成后红色中华社及《红色中华报》改为新中华社及《新中华报》，抗日战争胜利后《抗战日报》改名为《晋绥日报》等重要标志性导向调整。还有对蒋介石、国民党态度的转换以及打败日本帝国主义的最后时间等的宣传口径也有过多次具体指示或提示。

    三、媒体“总编辑”

    “全党办党报、办通讯社”是毛泽东的又一重要观点，强调“要规定党政军民各方面的负责人经常为党报撰稿”。毛泽东既是新闻宣传工作的领导者，有时事实上也承担起媒体“总编辑”的职责。

    毛泽东审阅和修改过《解放日报》拟发的许多重要文章。如1944年7月24日发表的编辑部时评《德国的内战》，毛泽东做过多处修改，并加写了两段话。1944年8月12日《解放日报》发表的《衡阳失守后国民党将如何》，标题是毛泽东重拟的(原题为《论衡阳的失陷》)。同时，毛泽东还为该文加写了三段话。其中最有毛泽东风格的是：“总之，一切大好河山，都由国民党包办，不要人民干与。可国民党先生们啊，这些大好河山，并不是你们的，它是中国人民生于斯、长于斯、聚族处于斯的可爱的家乡。”

    毛泽东以办报己任，时刻不忘给编辑部组织稿源。在每天收到的报告、书信、报刊中，凡是他认为有价值，适合公开发表的，及时推荐给《解放日报》。毛泽东向《解放日报》推荐发表的稿件内容丰富、数量众多，涉及党、政、军、民、文、教、医等领域，这成为《解放日报》优秀稿件的重要来源之一，也对党报质量的提高起到了积极促进作用。

    1942年3月，在《解放日报》改版中，毛泽东指示第四版改为以文艺为主的综合性杂志性的整版副刊。原“文艺栏”的主编舒群由于自己和几个编辑都只懂文学而不懂社会科学，透漏出继续担任主编有困难的思想。毛泽东了解到这个情况后，主动约舒群做他的思想工作，鼓励说：“只要在工作实践中学习、提高，由点到面，你就一定能胜任这项工作。”并与他一起研究《解放日报》第四版征稿问题。

    1942年9月15日，毛泽东在致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凯丰的信中说：“解放第四版缺乏稿件，且偏于文艺，我已替舒群约了十几个人帮助征稿，艾、范、刘雪苇及工、妇、青三委都在内。青委约的冯文彬，拟每月征6000——10000字的青运稿件，不知能办到否？”

    1942年9月20日，毛泽东为《解放日报》第四版征稿招待有关人员吃饭，一见面就说：“诸公驾到，非常感谢，今在枣园摆宴，必有所求。”又说：“办好党报，党内同志人人有责，责无旁贷。我想，诸位专家、学者必然乐于为第四版负责，当仁不让，有求必应，全力赴之，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席间，现场宣读了他亲自拟定的征稿办法：

    “（一）《解放日报》第四版稿件缺乏，且偏于文艺，除已定专刊及由编辑部直接征得之稿件外，现请下列同志负责征稿：

    荒煤同志：以文学为主，其他附之，每月12000字。
    江峰同志：以美术为主，其他附之，每月8000字，此外并作图画。……”

    包括张庚、柯仲平、范文澜、邓发、彭真、王震之、冯文彬、艾思奇、陈伯达、周扬、吕骥、蔡畅、董纯才、吴玉章诸等16位专家、学者被不同程度地按行业和专业分配了具体的征稿内容和字数，加起来每月总共是149000字。《征稿办法》共5条，在其余的4条中，毛泽东还对稿件质量、篇幅以及版面安排、修改编辑、退稿征补等提出具体要求。

    在1942年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曾经指出，社论、新闻、广播三者并重。中央部委要组织自己的新闻，各部委要写新闻、评论稿。“广播比3000份报纸更重要，要成为第一位工作。党务广播材料，要求中央部委、西北局每月至少一条。”１９４８年３月９日，毛泽东在胡乔木送审的稿件上批示：“请乔木将此件（《山西崞县两个区是怎样进行平分土地的》）交给范长江，用明码发给新华社，转播全国，在报上发表。翻译时，文字和标点符号不要弄错。发出，广播及登报，时间愈快愈好。”

    可以看出，毛泽东为办好党报及其他媒体真可谓殚精竭虑，定位以“媒体总编辑”当之无愧。

    四、新闻发言人

    新闻宣传界一般把1982年作为新中国新闻发言人制度的发端。其实，早在延安时期甚至更早一些，中共就已经有了“新闻发言”制度的雏形，很多时候毛泽东实际上充当了中共中央“新闻发言人”的角色。
《毛泽东生平大事年表》有这样的记录：

    “1936年7至10月，在陕北保安多次会见美国记者斯诺，回答他提出的有关中国革命和工农红军等多方面的问题，并介绍了自己的经历。”
    “1937年3月，会见美国记者史沫特莱，回答她对中日战争与西安事变提出的有关问题。”
    “1939年9月16日，同中央社、《扫荡报》、《新民报》三记者谈话，重申对国民党顽固派制造摩擦采取‘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原则。”
    “1944年6月至8月，多次会见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成和美军观察组成员，阐述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政策和国共关系等问题。”
    “1946年8月6日，会见美国记者斯特朗，提出‘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

    《十年纪事——毛泽东在延安1937—1947年》记录了毛泽东12次会见外国记者，回答记者关切，披露有关真象，发表中共对重大时局的主张、态度的一些细节。其中，1944年6月12日，在中央大礼堂会客厅会见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有开场致辞，由现场答问，持续三个多小时，现在来看就是一次标准的新闻发布会，毛泽东正是承担了中共中央发言人的角色。

    首先，由毛泽东致辞：“我十分欢迎您各位记者来到延安。各位到延安时，正遇着欧洲开辟第二战场。第二战场的开辟，其影响不仅在欧洲，而且将及于太平洋及中国。中国共产党坚持国共合作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建立独立民主的中国的政策不变。中国有很大的缺点，一言以蔽之就是缺乏民主，只有民主抗战才能取得胜利，也只有民主才能使中国在战后继续团结。”

    接着，毛泽东回答了在场记者的提问，综合起来为三个方面的问题：（一）关于国共谈判，（二）关于第二战场，（三）关于中共的希望和努力方向。在回答第三个方面问题时，毛泽东指出：“中国缺乏一个为推进战争所必需的民主制度，我们所希望于国民政府、国民党及一切党派，就是从各方面实行民主。民主必须是各方面的，政治上、军事上、文化上、党务上的以及国际关系上的。我们很需要统一，但是只有建筑在民主基础上的统一，才是真统一。我们共产党为着打到日本帝国主义而做的一切工作，都贯彻着一个民主统一或民主集中的精神。全中国只有民主制度、民主作风，目前才能胜敌，将来才能建立一个很好的和平的国内关系与国际关系。”

    这次会见之后，7月2日，又与他们举行了谈话会。7月14日，单独会见美联社记者斯坦因，从当日下午3直到次日凌晨3时，回答了关于中国共产党所信仰的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思想方法、关于新民主主义的主要经济社会内容、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政策、关于战后对国内国际工商业资本所采取的态度、共产党如何注意听取群众意见、“中国第一，还是共产党第一”等问题。7月18日，应约单独会见了路透社记者武道，就他所关心的关于政治科学、国共两党关系等问题进行了深入谈话。

    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的外国在记者在延安活动一个多月，其新闻发布和采访活动的策划、问题回答的深入系统以及所达到的积极效果，到现在来看还是具有典范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