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日夜，日军连续突围10余次，均被军区部队击退。8日，日军在猛烈炮火和5架飞机掩护下，倾其全力向上庄子西北突围。此时，由蔚县、易县、满城、唐县、完县出动增援日军1200余人已接近黄土岭以南的花塔。从涞源增援之敌已到三岔口附近，同八路军第3支队接触。各路敌人企图对晋察冀军区和第120师参战部队形成内外夹攻之势。八路军给突围日军大量杀伤后，各部队迅速转移隐蔽，主动撤出战斗。当援敌赶到后，再次扑空。 此战，八路军共歼灭日军900余人，并缴获大量军用物资。击毙日军“名将之花”阿部规秀中将,八路军伤亡500余人。

    ——白求恩

    诺尔曼•白求恩为了帮助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于1938年初不远万里来到延安，同年6月进入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带领流动医疗队活跃在山西、河北两省。他总是不顾危险，亲临前线，就地施行医疗手术，从而大大减少了伤病员的死亡。

    1938年6月，白求恩从延安来到晋察冀军区，长期转战于一分区和三分区的易县、涞源、阜平、曲阳、完县（今顺平县）、唐县等地，进行战地医疗，以精湛的医术和忘我的革命精神抢救伤员和为群众治病。在创建晋察冀军区卫生学校时，他就住在神北村，一边筹建学校，一边忙着编写教材，完成了他一生中最后一部著作《游击战争中师野战医院的组织和技术》。1939年10月，黄土岭战斗打响。27日，白求恩奔赴前线，在涞源县孙家庄一座破庙里抢救伤员。不慎，左手中指被刀尖划破。但他毫不在意。转移到甘河净后方医院，他的手指已经开始肿胀，但他仍不介意，依然坚持工作。11月1日，白求恩准备到完县石家庄（今顺平县龙潭村）后方医院视察工作。一切准备就绪，大家都在村边等着出发，白求恩却要坚持最后巡视一遍病房再走。检查中，在一个病房里，他发现一名颈部丹毒的伤员，合并头部蜂窝组织炎，脑袋肿得很大，生命垂危。白求恩详细检查后，决定为他做手术，抢救这位八路军战士。他命令再把手术器械卸下来，亲自主刀、纵横切开、精心手术。谁知，就在这次手术中，他的手指被病毒感染，死神悄悄地向他袭来。11月1日下午，白求恩身患感冒，手指发炎，发烧不退，但他仍然坚持出发。晚上天气异常阴冷。他们翻山越岭，行军七十余里，路上白求恩滴水未进。到了完县石家庄后方医院，他已是极度疲乏，病情严重了。11月2日，既有伤、又有病的白求恩大夫从5点起床就开始工作，检查了二百多个伤员，却没有抽出时间稍做休息，自己诊治一下自己。11月3日，他做手术十三例。回到宿舍，躺到床上就起不来了。当晚，军区卫生部长叶青山赶来，劝他休息几天，抓紧时间治疗。但他却念念不忘工作，提出要到后方医院曲阳县康家圩三分所去视察。11月4日，日寇又开始了大扫荡。为了白求恩的身体健康，大家千方百计地封锁有关伤员和前线的消息，强制他休息。然而他却靠在墙上，开始起草视察团的报告。这是他每月或一项大的活动后的例行工作。此外，他还写了《关于疟疾病的讲课提纲》。11月5日，前方的枪炮声传到完县石家庄。白求恩听到炮声，坚决要求到前线去。他冲出房门，在风天雪地里步履蹒跚。遇到从前线下来的伤员，他连连责备自己，“我来迟了，我来迟了！”而此时他已开始发高烧，且病情迅速恶化，多次打针服药都无济于事。他的头也剧烈地胀痛起来。11月6日,高烧39.6摄氏度,争着同医疗队一起上前线.路上呕吐不止，从石家庄出发返回前线。11月7日，黄土岭战斗打响，白求恩强烈要求上前线，没有骑马，夜宿太平地。11月8日，行军70里，医疗队赶到离前线只有10里的王家台三团卫生队,白求恩病情加重,肘关节下发生转移性脓疡，体温39.6。要求遇到头部和胸部的伤员一定要抬来让他看，即使睡着了也要叫醒他。11月9日，敌人袭来，必须转移。驻在附近的季团长来慰问白大夫，并劝他到后方休养。白求恩开始不同意，后来他想到自己留在前方已不能工作，反而会增加麻烦和负担，于是就同意了。11月11日，同志们用担架抬着他来到黄石村。党中央，军区聂司令员、王震旅长和前线的官兵都纷纷发电报、寄信慰问白大夫。聂司令员并派人送来急信，要求不惜任何代价安全地把白求恩同志送出这个敌人威慑下的区域，抢救白求恩的生命。军区还派卫生部徐部长来照料他。徐到来后，和医疗队的同志们采取了一切紧急措施进行外科处理，但病情仍不见好转，徐部长还建议为他做断肢手术。白求恩拒绝了，他说：“不要治了，我的血里有毒，败血病，治也没有用啦。”12日，河北完县黄石村。第一片晨曦染红村东头的小山脊时，白求恩与世长辞了。最终牺牲在保定唐县的黄石口村。白求恩在中国生活和战斗了22个月，其中有18个月生活在保定，他把保定当作他的第二故乡。

    ——白校遇难学子

    百团大战后，日军对晋察冀边区进行疯狂报复，企图消灭八路军主力，摧毁后方军备力量，1941年8月下旬，日军对晋察冀军区进行多纵队、多梯次的合击。8月23日，日军第二十一师团由北向南，一一0师团由南向北，独立混成第四旅团从西向东，在日军头目津田关武少将的指挥下，采用“远程迂回”、“铁壁合围”的战术，扫荡、围剿一分区。8月24日一分区主力先后跳出了敌人的合击圈。1941年秋，司令员杨成武带领指挥机关转战在完县的崇山峻岭。于清醒、神南和杨家台龙潭湖梯子沟一带，与敌周旋。

    10月5日到达花塔山，(花塔和顺平的南、北清醒一带，是冀中军区的后勤基地，)白校分两路由校长江一真和政委喻忠良带队分别向南向北转移，政委喻忠良，二队队长丁一副队长左克所带的二队也到达花塔山，被强大日军包围，同时被包围的还有冀中后勤部和当地干部群众3000余人。花塔山三面环山，只有十多里长的梯子沟峡谷可以突破敌人合围，有警卫连掩护冲出梯子沟突围后，杨成武部队向易县狼牙山一带转移，8月6日，因几天长途拔山劳累，学生和后方医院的医护人员带着伤员留了下来，他们在白校俞忠良政委带领下迂回转移，但当白校学生和后方医院部分伤员转移到达道士观与冀中军区二所医院汇合时，遭到强大日军包围，政委俞忠良和副队长左克带仅有的几支枪英勇抵抗，队长丁一(丁俊雅)带学生们赤手空拳同敌人进行了殊死搏斗，用石头砸，拳打，脚踢，手抓，牙咬……最后， 200多名学生、医护人员和伤员只有四、五十人冲出突围，其余全部遇难。鲜血染红了白银坨。白校遇难学子大都是十五六岁、十八九岁的女孩，最小只有十二岁，是知识分子，不少女同志放弃了名门闺秀的优裕生活，自愿参加八路军，抗日救国。

    ——清华学子

    在抗战全面爆发的这一年年底，东北军从华北撤离时，万福麟手下一个叫吕正操的团长坚决留下来继续抗战，后来又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在冀中建立了中国战争史上第一块敌后平原抗日根据地。冀中平原地形简单，又正处于敌人严密的四面包围之中，东津浦线，西平汉线，南石德线，北平津线四条铁路均已为日军所占有。敌人运输便利，特别适宜机械化运动作战。在这里建立根据地，条件极为恶劣，斗争非常艰难，缺医少药，伤病员得不到及时有效治疗，只好眼睁睁看着死去。通讯工具匮乏，内外联络都跟不上，打起仗来前后方上下级很难沟通。
一个面积有二十五个县之大的区域，衣食住行生产打仗、物资供应和流通，都需要大批有经验的管理干部和专门人才。最重要的，打仗需要武器弹药，根据地没有自己的兵工厂，“没有枪，没有炮，自有敌人给我们造，”歌曲唱着轻松，实际是要用鲜血和生命换取的。抗日军民有时也有自己动手制造土炸药，但因技术问题而十分困难。要么威力不够，要么容易出问题。有一回因为在平房顶上翻晒炸药，不慎发生爆炸，死伤好多战士。根据地急需大量武器炸药通讯器材医疗器械和药品，急需大批知识分子的帮助和参与。

    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先期来到冀中，后曾担任冀中军区二分区参谋长的张珍(原名张学渊，解放后曾任化工部长，全国人大常委委员)接受军区司令员吕正操的命令，在北平、天津、保定之间建立秘密交通站，负责为根据地搜罗和输送人才和物资，张珍接受任务后，潜回北平，利用他曾在辅仁大学作过助教的关系，找到他的辅仁同学孙鲁(解放后任天津大学化学系教授)，动员他和自己一起工作。1939年春节，孙鲁回到天津老家，在英租界找到熊大缜。孙鲁向熊大缜介绍冀中情况，熊大缜找到叶企孙，很郑重地提出自己要到根据地参加抗日。

    他到达根据地后改名熊大正，先是在军区修械所当技术员，不久又调任印刷所所长。他过人的才干和胆识，深得吕正操将军赏识，三个月后，使被任命为供给部部长，全面负责整个根据地的物资工作。在叶企孙先生的帮助下，他的麾下很快就聚集起一百多名来自平（北京）、津（天津）地区的清华大学等大学的学生和其他爱国青年知识分子，其中就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姚依林等，从此，冀中地区抗战的各项工作开展得轰轰烈烈，如火如荼。吕正操将军在晚年所作的回忆录中写道：“熊任职后通过关系和各种渠道，购买几十部电台的原材料，装备了部队。为解决部队黑火药威力小的问题，他动员有专业知识的大学生和爱国知识青年到冀中军区参加各方面的工作，还成立了技术研究社研制烈性炸药，炸毁日寇火车。同时他还为部队购买了不少医药和医疗器械。熊大正为创建抗日根据地做出了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