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比饶漱石就可以知道什么是阴谋诡计，什么是党的纪律；什么是扇阴风点鬼火，什么是党内的民主——批评与自我批评。就可以了解张邓曾的这信，不是《驱陈》的信。

    张邓曾这份电报写在两淮失守之后的1946年10月，涟水战役前后。 这两个月，无论山野还是华野，仗都没有打好。各方都有不同意见。因此不仅有张（鼎丞 时任华军区司令）邓（子恢，时任华中军区政委）曾（山，时任中共华中分局常委）的这份电报，而且华野还在战役的间歇，在陈师庵这个地方断续开了一个月师以上干部会。与会同志，给陈毅同志提了不少很尖锐的意见，也有称此为《第二次黄花塘事件》的。

    从形式上看，这两次《事件》有相似之处。都给中央发电报《告陈毅》，都开了高级干部会《批评陈毅》。1943年初，饶漱石给中央发电报，报中不仅向中央反映了陈毅的《错误》，还巧妙稍带提及《中央苏区陈毛之争》，随即将陈的问题上升为路线问题。

    与此同时在黄花塘这个地方，新四军召开了华中局扩大会议《对陈毅开展路线斗争》，史称黄花塘事件。但两次《事件》有根本的不同。

    1943年的黄花塘会议，问题出在一贯精密的饶漱石。他用很少的几句话和几个动作，挑动了忠厚诚实的革命同志，发起了针对陈毅的《路线斗争》。有必要介绍一下这次会议：在华中局开会前后，饶漱石就在一些干部中间三言两语的散布“他既未参加，又知之甚少的，毛泽东和陈毅在中央苏区时期曾经发生过的分歧”；在会议的发言中隐晦地扯进了《陈毅反毛泽东》，扯出一些与当时对敌斗争毫无关系的内容（这就是他的精密之处）使得华中局扩大会议变成对陈毅个人的《斗争会》。因此党中央当然只能调陈毅回延安。

    陈毅到达延安后，于1944年3月上旬提出见毛主席，要谈“小姚问题”，毛主席说“我看还是不要提，一句话也不要提。这电报在，如果你要看，我可以给你看，但是我看还是暂时不要看为好。”陈毅同意了。

    3月15日毛主席与陈毅谈“与小饶问题”后，陈毅给华中局发了一封包含有自我批评内容的电报，请毛主席看过。当天，毛主席阅后，也发给华中局一份电报，称“陈、饶两同志间的争论问题，仅属工作关系性质。在陈动身前，两同志已当面谈清，现已不成问题。中央完全相信，在陈，饶两同志及华中局，军分会各同志的领导下，定能协和一致，执行中央路线争取战争胜利。关于内战时期在闽西区域的争论，属于若干个别问题性质，并非路线的争论，而且早已正确地解决了。关于抗战前皖南，苏北的工作，陈毅同志是执行中央路线的，不能与项英同志一概而论。无论在内战时期与抗战时期，陈毅同志都是有功的，未犯路线错误的。如有同志对以上两点不明暸时，请漱石同志加以解释。”

    毛主席在这份电报中，清楚地结论了历史问题，同时对现在饶陈分歧的性质讲得很清楚——无原则纠纷。并告诫饶漱石做团结的工作。 

    4月9日毛主席又写信告诫陈毅“凡事忍耐，多想自己的缺点,增益其所不能，照顾大局，只要不妨碍大的原则，多多原谅人家。忍耐最难，但作一个政治家，必须练习忍耐。”

    黄花塘事件就这样解决了。

    1946年10月张邓曾在前面提及的这份给中央的电报中写到，他们三人认为陈毅最近指挥的几个战役有失误，具体提出了失误及失误的原因以及陈毅思想作风存在的缺点。

    电报除对陈毅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之外，同时对今后的工作提出了建议；并根据中央已有的精神提出“两个野战军尽快合并， 陈、粟、谭应会合一起，不宜分开，使粟能助陈下决心，并便统一山野指挥。”很显然《并非是驱陈》是《立陈，利粟助陈》。

    在电报的末尾写的很清楚，“此我们三个人几个月以来观察所识，本知无不言之义，直告中央。是否妥当，请中央决定，但望勿告陈。”这里我特别要说明：“望勿告陈”不是背后告黑状，是从大局、战局、团结出发，在最小范围内解决分歧。

    张，邓，曾的电报也好，陈师庵会议对陈毅的批评也好，都很尖锐，并不全正确。这很自然，因为华中的同志并不了解山东的情况及陈毅的处境，是站在自己的角度提出问题的，片面性很难避免。 山野，华野都在执行中央军委决定的战略意图，条件环境不同，角度不同，因此有不同的意见，这是问题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