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地点：抚松县北市场，即原伪满抚松县城“北城门”外、（注：“北城门”也叫“带河门”）“北大街”路东“抚松抗日烈士王松山老宅处”和王松山的孙子王宝海借住的县城西河沿住宅。

    采访人：泉阳林业局资源处刘静祥、抚松县档案局姚雷、北岗镇文化站站长刘延权。照片由刘延权拍摄。

    被采访人：王宝海原系已买断工龄的抚松县建筑公司工人，男，1972年生人，现年43周岁，目前在松江河小山——抚松新城“修正药业的建筑工地”打工。其父亲是抚松县食品厂“酿造工”王玉林(绰号“王大酒壶、已去世)。其爷爷王松山是抚松县县抗日烈士，伪满期间在抚松县城北门外“北市场”居住，于1932年——1937年，在县城以做“山货行商生意”为掩护，秘密组织成立了“东北抗日革命军司令部和东北抗日革命军筹备处”。于1937年7月因内部叛徒告密，被伪抚松县日伪当局破获，王松山和三位来抚松县的战友于1938年秋被伪满洲国沈阳高等法院判处绞刑杀害。

笔者（居右者）与“抚松抗日烈士王松山”的孙子王宝海（居中者）、其赵姓朋友（居左者）一起在“王松山烈士当年在抚松‘北市场’附近老宅处”采访时的照片，如今这里已改建为“城北商店”等店铺楼房区

    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我们在电话里，与在松江河小山——“抚松新城修正药业的建筑工地”打工的王宝海约定，在抚松县城新华书店门前会面。

    我是今年六月十三日，在抚松县东岗镇大碱厂考察“东北抗联一路军二军政治部主任李学忠殉难地”时，偶然听说“抚松县抗日烈士王松山”的儿子王玉林(注：绰号“王大酒壶、已去世)解放后一直生活在抚松县城，至今王松山烈士还有一个孙子在抚松县城居住。此后，经向提供信息的金女士咨询，根据其提供的原始“抚松县烈士核查登记表”和我们以前掌握的“抚松县抗日烈士王松山”资料，最终确认了“原已去世的抚松县食品厂退休的酿造工王玉林确系‘抚松县抗日烈士王松山’的亲生儿子。又经金女士帮助，联系上了王玉林的唯一健在、而且还在抚松谋生的小儿子王宝海。经过和王宝海在电话里几次交谈核对，我们才确定了“王宝海是王松山烈士孙子”的身份。

这是“抚松抗日烈士王松山”1982年在抚松县“革命烈士核查登记表”的原件照片

    因为是彼此头一次见面，又没有熟人介绍，我们只好和王宝海电话约定见面时间、地点，分头从异地乘车前往。

    当天下午约一点半，我们来到抚松新华书店门前，接到王宝海在马路对面打过来的电话，才确认了对方身份，他是在一位赵姓朋友陪同来的。

    彼此见面略加寒暄，我们一行人从县新华书沿“抚松大街”北行二百余米来到王宝海的爷爷——“抚松县抗日烈士王松山”伪满时在县城老宅所在地“北市场”处，如今这里已是高楼林立、店铺一家挨着一家。我们来到“抚松大街和北顺城路”交汇的十字路口，王宝海告诉我，自己的父亲王玉林生前曾告诉他，爷爷王松山伪满时居住的老宅就在这一带。随行的王宝海赵姓朋友四十多岁，也是抚松县城土生土长的，他指着十字路口东北角路边的“城北商店”告诉我，这里就是老抚松人常说的“北市场”，再往北沿着抚松大街走六七十米，就是“抚松二小学”，十几年前自己在抚松二小学基建施工时，从地下挖出许多掩埋多年的“人骷髅头”，当时谁挖出一个“人骷髅头并拿出掩埋好，老板奖励五十元钱”。所以，自己对这件事印象很深，至今记忆犹新。

    我们听了二人的话，拿出随身携带的“一九三零年和一九三五年两个版本的抚松城区街道图”仔细核对，根据脚下“抚松北市场”位置，很快从“图上”找到“北市场”，从而准确确定，现在“抚松大街与北顺城路交汇的十字路口处”，就是“伪满抚松县城北城门——带河门”所在位置。

这是作者（居右者）在向“抗日烈士王松山”的孙子王宝海（居左者）和他的赵姓朋友（居中者）介绍抚松伪满时“抗日烈士王松山老宅位置”、“张惟珍老板的‘裕德堂药店’位置”和“北大营位置”情况照片

    我们根据掌握的“王松山烈士”史料，结合手上的“伪满抚松城区图”告诉同行的王宝海，现在脚下的“抚松大街与北顺城路交汇的十字路口处”，就是“伪满抚松县城北城门——带河门”所在位置，这个十字路口东北角路边的“城北商店”后面所在的这片楼房位置，就是当年“抗日烈士王松山”在一九三二年秋，初到抚松县城时购置的“六间砖瓦房舍”所在位置，当年王松山把“秘密筹建中的‘东北抗日革命军司令部’”设在家中。在现在的抚松大街道路东，即“城北商店”马路对面，也就是“抚松大街与北顺城路交汇的十字路口处”的西北角“益家超市”一侧，伪满时有一家“裕德堂药店”，药店老板叫“张惟珍”，药店坐堂中医大夫叫“段祝山”，“段祝山在伪满时是抚松县城很有名气的中医大夫”。伪满康德元年（即一九三四年），王松山秘密发展药店老板张惟珍和药店坐堂中医大夫段祝山加入秘密筹建中“东北抗日革命军”，药店老板张惟珍把“裕德堂药店”店铺房后三间瓦房腾出来，给王松山做作为“东北抗日革命军筹备处办公场所和仓库”，对外称是“王松山在抚松县城做‘山货行商生意’的场所”，张惟珍和段祝山担任“东北抗日革命军筹备处秘密负责人之一”。 一九三七年七月二十一日夜里，“东北抗日革命军司令王松山等人”也就是在这里被伪满抚松军警秘密逮捕的。

    注：如图所示：①图中白色方框处即“伪满抚松城‘北城门——带河门’外北市场位置”。
    ②白色正三角处即“抚松抗日烈士王松山老宅大致方位”。
    ③白色椭圆处即“伪满时抚松城张惟珍老板开的临街‘德裕堂药店’大致方位”。
    ④白色倒三角形处是现在的“抚松县第二小学”， 伪满统治时期是“北大营”兵营所在地。

    我们在“抚松大街与北顺城路交汇的十字路口处”，向“抚松抗日烈士王松山的孙子王宝海”讲诉完这段历史往事后，我们继续沿着抚松大街往北走了六七十米，来到抚松大街道西的“抚松二小学”门前，我们对照随身携带的“一九三零年和一九三五年两个版本的抚松城区街道图”告诉同行的王宝海等人，现在“抚松二小学”位置，就是原“中华民国和伪满抚松县时期的驻防兵营——北大营”所在地。中华民国时期的一九二五年——一九二七年，王宝海的爷爷王松山烈士当年在东北军李寿山麾下当营长驻防抚松县城时，就住在这个“北大营”兵营里；伪满时，这里仍然是伪满洲国军队驻防抚松县的军队营房。这个历史线索说明，刚才陪同王宝海的赵姓朋友说“自己十几年前，在抚松二小学基建施工时，从地下挖出许多掩埋多年的“人骷髅头”的事也就不奇怪了。

这是“抚松二小学教学楼”照片，这里在伪满统治时期是抚松县城“北大营”兵营所在地

    我们和“抚松抗日烈士王松山”的孙子王宝海等人一起，在县城“北市场”回顾了一下历史往事，便乘车赶往“抚松城西江沿王宝海的家”，继续了解其爷爷“抚松抗日烈士王松山”的历史往事••••••。

    我们乘车来到“抚松城西江沿王宝海的家”，我们才得知王宝海如今是“无房户”，和自己的已成家侄子借住在朋友在抚松县城的头道松花江西岸四十余平方米的平房里。

    在接下里的交谈中，我进一步了解到王宝海的爷爷、父亲和他这一代祖孙三辈人的往事。

这是作者和“抚松抗日烈士王松山”的孙子王宝海，在他和侄子借住朋友在抚松县城西江沿处一座四十多平方米平房的庭院里拍摄的照片。

    “抚松抗日烈士王松山”在一九三二年二次来到抚松时，是携带妻子和两个儿子来到伪满抚松县城定居，其长子的具体年龄和名字如今已无从知晓，不过从王宝海介绍的情况推算，王松山的长子一九三二年到抚松时，大约是“十岁”左右；次子王玉林推算起来是是一九二七年生人，随父母到抚松时已五岁。

    王松山初到抚松县城，就在紧靠县城北城门——“带河门”外的“北大街”东侧，当时是“北市场”处购置了“六大间砖瓦结构房屋居住”，而且把“秘密筹建的‘东北抗日革命军司令部’”设在家里。现在推测，王松山在“北城门”外安家是考虑“秘密出入联络抗日事宜”方便。

    至于爷爷王松山在一九三二年——一九三七年从事的秘密抗日活动，作为孙子的王宝海知道的还不如我们掌握的史料多。但是，王宝海从父亲那里听到只言片语中，确实知道“爷爷王松山是抗日烈士，是被日本人杀害的！”而且王宝海还听父亲王玉林说过，“当年爷爷王松山在抚松县城被日伪军警抓获后，奶奶是由自己的大爷带着连夜逃出抚松城，逃亡伪满安东（注：即今辽宁省丹东市），后来大爷和奶奶俄死在安东”（注：出逃时王松山的长子估计也就十五岁左右。我们根据那个年代的民间习俗推测，王松山的夫人是“裹足的小脚妇女”，母子二人仓促逃亡，无法带上十岁的幼子王玉林一起出逃）。

    听到这里，使我们联想起以前看到的史料记载，王松山所在的东北军部队“在一九二五年是从安东调防到民国抚松县驻防”，因此王松山的老伴首次随丈夫到抚松前，曾在安东居住过、熟悉抚松到安东的路线。所以，在一九二七年七月二十一日夜里，王松山在北市场北大街（注：即今“抚松大街”，伪满时叫“北大街”）马路路西边街面，张惟珍的“裕德堂药店房后三间瓦房的‘东北抗日革命军筹备处’”，被伪满军警逮捕当天晚上，家在“德裕堂药店”所在“北大街”路东几十米远的王松山妻子和长子闻讯，知道王松山从事的抗日活动秘密事宜，深知残暴的日伪军警绝不会放过自己母子，或许王松山也知道自己从事抗日事业的危险性，以前也有过交待和安排，只要自己遭遇不测，让知道抗日机密的长子和妻子立刻逃走。

    当年从抚松去安东走陆路抚松——汤河口——松树镇——临江，再从临江乘木船或小火轮船沿鸭绿江顺流而下，一两天就可到达鸭绿江口的安东。

    在一九二七年七月二十一日夜里，王松山被捕，王松山的妻子和长子连夜仓皇逃亡，把来不及带走的十岁次子王玉林遗留在抚松城里的家中单独生活了八年，到一九四五年抚松县光复时，王玉林已是十七岁了。至于王玉林从一九三七年——一九四五年这八年里，是如何在抚松县生存的事，据其小儿子王宝海介绍说，父亲王玉林从来没有向儿女提起过这段心酸往事。

这是作者（居左者）和“抚松抗日烈士王松山”的孙子王宝海（居右者）在他和侄子借住朋友在抚松县城西江沿处一座四十多平方米平房的房间西五里里谈话时拍摄的照片。

    据我们掌握的史料记载，在一九二七年七月二十一日夜里，王松山被捕、王松山的妻子和长子连夜仓皇逃亡，抚松县日伪军警把年仅十岁的王玉林也抓起来，追问王松山都和“什么人来往”。当时，还是孩提的王玉林并不懂什么“抗日救国”的事，也说不明白父亲都和什么人来往、干了哪些事。卑鄙、凶残的伪抚松县日伪军警、特务威逼利诱、连哄带骗，把十岁的王玉林哄骗到抚松、万良、松树、抽水、东岗等地，欺骗、逼迫十岁的孩子指认和父亲王松山有过来往、或到过王松山家的人。接下来，一个年仅十岁、家破人亡、孤独无助、吓破了胆的孩子，在如狼似虎、凶狠残暴、丧尽人伦的日伪军警、特务威逼利诱下作出的举动可想而知••••••。

    当伪抚松县军警特务看到年仅十岁、还是朦朦胧胧不懂事的孩子王玉林再也“榨”不出什么有用的情报时，肯定是一脚把他踢开。此时“反满抗日重大嫌疑犯”王松山被关在抚松监狱，因为拒不招供，正在遭受惨无人道的酷刑审讯，亲朋好友大多受到牵连入狱，在抚松城的房屋财产自然也被日伪当局视为“逆产”没收充公。作为“伪抚松县反满抗日地下组织重大案件主犯王松山的年仅十岁“狗崽子”的王玉林”，无论何人都是“敬而远之、视为祸水、避之不及”，“更无人敢收留、拉扯一把”。所以，“抚松抗日烈士王松山被捕入狱遗留下的十岁幼子王玉林，在抚松后来八年的凄惨、苦难生存过程不用多言自明。

    我们猜测这也是王玉林从不向子女提起在抚松“八年孤儿生存”辛酸往事的缘由！

这是“抚松抗日烈士王松山”的次子王玉林去世后，由小儿子王宝海保存下来的“退休证”照片。据此推测和其子王宝海介绍，王玉林是1927年生人，1937年父亲王松山被日伪因“反满抗日罪”逮捕时才10岁，1945年抚松“光复”时，18岁的王玉林参军，先后参加过“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六十年代转业，先后在泉阳、抚松食品厂工作，“文革”时当过“造反派”，1982年55岁时在抚松县食品厂“酿造工”岗位上退休。退休月领工资额66、42元，供养老伴和两儿两女。数年后因病去世。王玉林因生前“嗜酒”，绰号“王大酒壶”。在抚松县知道他是“抗日烈士王松山儿子”的人并不多。

    据王宝海介绍，父亲王玉林在一九四五年“八•一五”日本战败投降、抚松解放，作为“抗日烈士王松山”遗留在抚松的孤儿王玉林已经十八岁，当年当兵参加了解放战争。一九五零抗美援朝战争爆发，王玉林作为一名部队后勤战士赴朝参战，在战斗中不幸右侧后脑勺被炮弹碎片集中负伤，伤愈后，受伤处留下一个能容纳一个“玻璃溜溜”大小的伤疤。王玉林从部队转业后，先后到泉阳镇食品厂、抚松县食品厂当了一名“做大酱、酱油的酿造工”，“文革”时在抚松当过“造反派”，一九八二年退休，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去世。

    此次通过我与“抚松抗日烈士王松山”的孙子交谈，才了解到，王松山烈士育有两个儿子，长子当年和母亲一起逃亡到丹东后，母子两人饿死在丹东；次子王玉林养育了四个儿女，两个女儿在抚松县成家后先后病故，长子因小儿麻痹症腿有残疾，因家庭变故绝望，于二十年前在抚松仙人洞自杀，目前，仅存王玉林的小儿子王宝海在抚松县四处打工谋生，今年已四十三周岁的王宝海在父亲去世，面临要抚养哥哥王宝柱生前留下的七岁侄子、还要照顾因病瘫痪在床的母亲，家里沉重的负担使他耽误了个人婚姻，至今未婚。如今四十三岁还单身的王宝海和已成家的侄子一起，借住朋友在抚松县城西江沿的一座四十多平方米平房里。

    据我从抚松县老同志处了解到，“抗日烈士王松山”之子王玉林，在抚松县生活期间，工作之余善饮酒，人送雅号“王大酒壶”，县城妇孺皆知。他的小儿子告诉我，在父亲王玉林晚年病重期间，曾带他到抚松县政府找到县长，讨要其父亲——“抗日烈士王松山伪满时在抚松城住的六间老宅”，县长很客气地称其为“老八路”，说房子问题解决不了！由此可见，上个世纪八十年中期“抗日烈士王松山伪满时在抚松城住的六间老宅”依然完好无损地伫立在“抚松北市场”那里。是后来“抚松老城区改造”被拆毁建成现在的楼房。殊为可惜！“那个年代的人没有保护珍贵历史文物的意识！”

    我已到抚松县民政局咨询，目前“抚松县政府还没有为抗日烈士王松山修建纪念碑！”

    一九三八年五月一日，日伪将王松山等十名要犯从抚松押赴奉天（注：今沈阳）关押审判，王松山和三位多年一起从军、又一起在抚松秘密筹备起义抗日的战友高君石、刘世有、王福臣三人被判处绞刑，四人在沈阳高等法院被同时绞死！

    一九四五年‘八•一五’光复，关押在伪满沈阳监狱的段祝山、赵瑾铭、黄保祥、李子任、刘志风（注：也有写作“刘子风”）、张桂山六人获释出狱。张桂山、刘志风因狱中受酷刑伤重，出狱不久即去世。

    一九三二年——一九三七年，在伪满抚松县王松山为首的地下“东北抗日革命军司令部‘筹备处’”，是一个以抚松为依托，秘密组织的反满抗日组织，该组织历经五年秘密联络发展，在抚松县域内外联络发展人员四百余人，身为北平爱国将领宋哲元将军任命“东北抗日革命军司令”王松山，先后和东北抗日联军一路军司令杨靖宇将军、在抚松县域内外活动的抗日“绺子”建立了秘密联系，为他们秘密提供军用物资和军事情报资助长达五年之久。

    王松山等五名爱国东北军退伍军人在抚松历经五年长期预谋、有计划、有组织、卧薪尝胆、苦心经营，定于一九三七年九月五日（注：阴历八月初一），在抚松县城暴动，联合城外抗日军里应外合占领县城，扯起‘东北抗日革命军’大旗进入长白山打游击。不曾想，在一九三七年七月二十一日夜，因内部出现叛徒告密，被为抚松县军警当局一举破获。和王松山一起来抚松的密谋组织“东北抗日革命军”等四位原东北军战友中，有三位和王松山一起在沈阳被日伪处以绞刑，该案还牵连抚松城内外一百多人入狱，有三十多名相关人员被抚松日伪军警用残酷刑罚刑讯逼供、折磨而死。

    王松山领导的抚松县域许多爱国反满抗日将士，可谓“五年筹谋、功亏一篑、壮志未酬身先死！”为抚松县百姓留下一段千古绝唱，凄惨悲壮地“抗日反满”史实。

    王松山、男、一八九五年生于河南省镇平县楼家庙村，相貌身材如常人、留分头、胖瘦匀称，举止行为不易引人注目，性格内敛、城府极深。早年在东北陆军李寿山部三旅三营任营长，驻防安东（注：今丹东）。于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七年由安东辗转到抚松县城驻防三年，对抚松县域山川地理、官场民间颇为熟悉，交际广泛。一九二八年从抚松奉调移防奉天省安东附近的凤凰城驻防（注：凤凰城即今丹东市凤城市）。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的第三天，爱国将领宋哲元即率驻防“京津之地”二十九军全体官兵向全国发出“抗日通电”表示：“哲元等分属军人，责在保国。谨率所部枕戈待命，宁为战死鬼，不作亡国奴，奋斗牺牲，誓雪国耻！”1932年宋哲元将军就任“中华民国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委员兼察哈尔省政府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