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随后的日子里，王定国按照兰州市民政局提供的名单，将幸存的西路军战士一一找到，请他们到宾馆一起开座谈会，听听他们有哪些要求。

    1983年9月26日，王定国在日记中写道：“经过二十几天的调查，行程数千公里，积累的资料很多了，我决定国庆前不回北京了，抓紧时间，起草给中央的报告。”报告提到解决红西路军流落人员的一些问题。主要是：户口问题，医疗问题，恢复老红军的身份问题。经过座谈会和走访了解，红西路军离散、流落的红军老战士提出，他们离开老家几十年了，跟老家几十年不通音信，想回老家看一看；解放这么多年了，社会主义建设到底什么样子她们没看见，最好让她们到北京去看一看。

    报告完成后，王定国随即返回北京，她找到时任中顾委常委的伍修权。伍修权那天可能是有特别重要的事，回来有点晚了，王定国为了等到他，就在伍修权家吃的饭，到九点半，快十点了，伍修权回来了。伍修权见到王定国说：“哎哟，王大姐这么晚你找我一定有急事吧。”王定国说：“有急事啊，这不，还是去西北调查的红西路军的事啊。”伍修权说：“这个，我知道啊，你不是写报告了吗。”王定国说：“写完了。”伍修权说：“写完了，你放这吧，等明后天我有空看看。”王定国说：“那不行，明后天不行，一共三页半，你马上看，看完了你就马上给我签字，我就拿走了。”伍修权看了王定国写的报告后，并签了字。

    这份报告王定国不仅找了伍修权，还找李先念、徐向前等原红西路军领导人签了名。

    三

    1983年10月，王定国给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写信，反映红西路军流落人员的待遇问题，有伍修权等领导签了名的报告也随同递交到胡耀邦总书记的手中。胡耀邦在王定国的报告上亲自批示：“转中组部请拿一个意见。”

    解决这个问题民政部、民政部压力、阻力都很大。民政部的意见：这样的人员，红军里有，八路军里也有，解放军里也有，都是离散人员，给红西路军离散、流落人员开了口子，其他人员怎么办；财政部的意见：这笔钱从哪儿出，这样的人多是啊，财政压力大。最后，胡耀邦就跟中组部的人说：“这个问题你不解决，我们对得起人民吗？国内革命战争期间，整个四川有二十万多人参加了红军，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他们中间的绝大多数没回来啊。”在胡耀邦的坚持下，问题得到了基本解决。１９８４年2月，民政部、财政部、卫生部、总政治部联合发文件给流落甘肃、青海等地的红西路军战士落实政策。改变称谓，不再叫红军流落人员，而称为红军西路军老战士；改变政治、生活待遇，发放生活费；实行公费医疗，改善他们的生活状况；同时妥善安置他们的家属和子女就业、就学。至此，这个几十年的历史遗留问题终于得到比较好的解决。这也引起了中央领导对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问题的重视，为后来红西路军问题的最终解决起到了引路作用。

    王定国在兰州八路军办事处工作期间，参与救助的西路军将士达千人之多，他们中的很多人，后来成为了中共高层领导的骨干力量，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将军。新中国成立后，刘瑞龙历任中共上海市委秘书长、华东局农委书记、华东土改委员会副主任、农业部常务副部长、党组副书记、华东局农委主任等职。魏传统历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秘书长兼宣传部副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政治部副主任，解放军艺术学院副院长兼副政治委员、院长，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然而西路军流落、离散人员中的更多人并没有那样幸运，因为种种条件的限制，组织未能及时接纳他们，尤其是被俘的西路军女战士，她们大都被强迫嫁给马家军下级军官，有的流落当地当了农民，在远离故乡的土地上生产生活，并逐渐老去，如果不是王定国等领导人的多方请求、呼吁，她们不会想到自己有被平反的这一天。

    因为王定国的不懈努力，在胡耀邦、李先念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支持下，才使流落甘肃、青海等地的西路军战士的人格尊严得到了世人的尊重。

    因为王定国的坚持，西路军问题再次得到邓小平、陈云、李先念、徐向前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重视，才为后来逐步拨开历史的尘沙，让更多的人，了解了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的历史，重现了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浴血河西走廊的悲壮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