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民讲：作为一个红二代，政治信念传承于父母，在家父母日常生活会讲一些战争年代的事情，讲当年革命的艰辛，讲毛主席党中央领导革命斗争的故事，讲艰苦朴素的革命传统。1955年工资制后，他上初中时就帮父亲管钱。安民的父亲安子文同志最大的爱好就是喝碧螺春茶，每月安民发父亲10元理发钱，他找父亲谈话，龙井10元一斤，碧螺春19元5角一斤，安民批评父亲喝的茶太贵了。安民还讲到父亲经常教育他要和同学团结，自己有错要承认、要道歉。

    曾庆洋的父亲曾山老前辈是大革命时期的老同志，是创建江西革命根据地的领导者之一，家里很多亲人被敌人杀害。育英的学生家家都有一段不平凡的革命经历，从小就听着父母的革命故事长大。曾庆洋讲到：50年代育英学校建立于西柏坡，学校革命教育贯穿始终，强调集体主义观念。老师要求严格，半军事化管理，学校少先队有大队编制，班有中队，班内还有小队。大家在学校不讲父母的地位，不搞特殊化。学校教师员工没有因谁谁的孩子而特殊照顾。小孩淘气，做错事一样批评，一样写检查，一样受处分。育英学校教我们学文化，教我们做革命接班人，教我们平等待人，教我们团结友爱。因为是住校不接触社会，育英学校的孩子都很单纯，所以时至今日育英学校毕业的同学大多简单憨厚，他们中出了一些领导干部，将军、国企高管、教授、科学家、艺术家等等，他们都为自己曾经是育英的孩子而骄傲。田村讲到：我们不会为钱而丧失做人的信念，凡是为党和国家做的事，一分钱没有，也要认真做好，违法乱纪的事百万元钱堆在眼前也不会去做。改革开放30年，老育英的孩子在金钱利益面前，绝大部分都经受住了考验。曾庆洋说；过去我们党、军队的传统是政治部、干部部门的干部提拔的慢，后勤部门分房、分福利最差。廖明媚也说，过去的教育只知道做好工作，不考虑怎样当官。安民还讲到自己后来当商务部副部长时分管人事，我们觉得他这点像子承父业。他说；父亲安子文从延安时期就在中央组织部作负责工作，从来没有听说毛主席和中央领导为哪一个干部提拔下条子、暗示。他在商务部做人事工作和分房工作时就努力做到坚持原则，得到了大多数干部群众的肯定。他说：我在工作中坚持原则，就会碰到很多难题，但我无怨无悔。因为我们共产党人，说话做事是代表共产党的。领导干部坚持原则就要付出代价，要忍辱负重。当领导干部不是吃香喝辣的、占大便宜的。这些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都和少年时代在育英学校的教育分不开的。从小培养了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奠定了以后做人做事的原则。

    他们还讲到一点，就是他们在领导岗位时，都自觉注意平易近人，联系群众。安民说他熟悉大多处以上干部，甚至能叫出单位大部分司机的名字。廖明媚说他当北京27中书记时，坚持从上至校长下至清洁工都见面打招呼。这也和育英学校的联系群众，平等教育分不开。

    他们六届同学为校友会做了很多工作，何明、安民、陈元、曾庆洋等同学精心组织创作了一幅《春华秋实》的画卷。里面有众多老师和校领导原型，据说很多老师都在画卷上寻找到自己的当年。田村、孙成成作为执行编委，和其他同学帮助出版了建校60周年《红色家园》画册，该书集中了育英学校第一届到第十五届同学的名单和大部分照片。还有党和国家领导人为育英学校的题词、领导人和学生合影等等，是一本非常珍贵的历史资料。

    回忆儿时在育英学校的经历，将这些宝贵的记忆传承下去，让我们的后人了解我们育英学校的光荣历史，是我们这些老校友义不容辞的责任。感谢校方为继承发扬光大育英学校的革命传统做出的努力，感谢老校友执着的爱校精神。

    北京育英学校简介   

    北京育英学校，前身为“中共中央供给部小学”，1948年由中共中央供给部、中直党委创办于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负责筹建学校的有李一纯、刘建勋、孙统一等同志，教职工十余人，学生八十余人，主要是革命烈士或中央领导同志的子女。1949年学校随党中央直属机关迁入北京，由中直党委领导，改名为“中共中央直属机关育英小学”。中共中央管理时期，学校设董事会，由杨尚昆、康克清、李培芝、傅连璋、曾三、廖志高、李伯钊、邓典桃、李一纯等同志组成，杨尚昆任董事会主任。1956年更名为“北京育英小学”。1958年增设中学部，改名为北京育英学校”。1960年移交给北京市海淀区文教局领导。1964年中学部分离出去后，学校复易名为北京育英小学。1970年学校再次设立中学部，校名又改称北京育英学校，是一所集小学、初中、高中为一体的全日制学校。学校一直受到党中央和革命前辈的关怀，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以及几代党和国家领导人都先后为学校题词，“好好学习”是毛泽东为学校的题词，校名由胡耀邦亲笔题写。学校的校风是“艰苦奋斗，团结进取”；教风是“奉献、勤奋、严谨、创新”；学风是“博学、多思、活泼、向上”；办学宗旨是“德育为首、教学为主、健康第一、全面发展”。1980年学校开始“五四”学制的实验，截止到1997年，学校的基础教育阶段已全部实现九年一贯、五四分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