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苏区时期，邓小平坚决拥护和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和领导，在工作中坚持实事求是，坚持真理，一切从实实际出发，从调查研究出发。在平凡的岗位上以坚强的意志和非凡的能力，为确定红色首都瑞金、巩固中央苏区、反“江西罗明路线”，作出了历史性的重要贡献。
〔关键词〕中央苏区 邓小平 实事求是 贡献
邓小平自1931年2月至1934年10月，曾经在中央苏区战斗生活了4个春秋。在这4年多时间里，邓小平主要经历了四个时期：
第一时期：1931年2月至1931年3月，率领红七军进入崇义，任红七军前委书记兼政治委员，约1个月。
第二时期：１９３１年８月至１９３３年２月，先后任瑞金县委书记、会昌县委书记、会寻安中心县委书记，约2０个月。
第三时期：1933年2月至7月间，任中共江西省委宣传部部长，被在“左”倾领导斥责为“江西罗明路线”的“头子”。
第四时期：１９３３年7月上旬至１９３４年１０月，先任红军总政治部秘书长，８月后任《红星》报主编，直到遵义会议。
一、从调查研究出发，拔乱反正，及时纠正乱肃“社会民主党”的严重错误，为确定红色首都奠定了基础
1931年11月7日，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叶坪召开，成立了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确定瑞金为红色首都。早在1930年5月，中央就已决定召开“一苏大会”，由于蒋介石连续派重兵“围剿”中央苏区，会期一改再改，直至开会前半个月中央才决定在瑞金召开，并定都瑞金，这是因为邓小平主政瑞金做了大量工作，开辟了新局面的缘故。瑞金县的党组织曾一度由中共闽西特委领导。1931年3月，中共闽粤赣苏区特委派李添富来瑞金，担任中共瑞金县委书记。李添富到瑞金时，正值闽西苏区大肃所谓“社会民主党”之时。他效仿闽西肃反委员会主任林一株在闽肃“社会民主党”大搞刑讯逼供的一套做法，到瑞金不久，就不分青红皂白，自任肃反委员会主任，在全县开展大规模肃反运动。他对那些出身地主、富农家庭的党员、干部，或者是对他那套“左”的做法表示不满的人，以及有某些缺点的人，通通指为“社会民主党分子”，随意捕杀，一县之地被杀害者多达435人。其中有县委、县苏维埃政府部长以上的领导邓希平、肖连彬等28人，区、乡一级干部77人。苏区中央局巡视员霍步青在1931年8月8日从瑞金写给中央的报告中部提及：“瑞金……目前党及政权因打社会民主党打垮了，整个党团六百余人现究竟剩下几多人，简直不能考查出。现在中有县委三四人，区委支部小组都没有了。这样的赤色不是亲自在此间看见，说来也不会使人相信的。”由于错误的肃反政策所致，瑞金县全县处于一片惊惶与恐怖之中。“全县群众不满，干部情绪低落，全县面貌死气沉沉。”〔1〕就在这时，邓小平抵达瑞金，被一致推举为瑞金县委书记。
邓小平临危受命，冒着风险，深入瑞金城乡调查研究。一个多月后，终于查清了李添富肃“社会民主党”的事实真相及其严重恶果。1931年9月底，在中共赣东特委的支持下，邓小平采取果断措施，召开全县党员活动分子会议和县、区、乡三级主要干部会议，“讨论过去肃反偏差”，以大量事实揭露了李添富在肃“社党”中的严重错误和罪行，宣布撤销本添富的一切职务，并拘捕公审，予以处决。同时，邓小平在大会上宣布三条政策：第一，立即停止杀人；第二，凡被怀疑是“社党分子”的一律不抓；第三，已被关押在狱的，如是贫农、中农的一概释放，回原地继续参加革命斗争，如是地主、富农的罚钱，罚不到钱的取保释放。于是，全县300多名无辜关押者幸免于难。瑞金县干部群众交口称赞邓小平是“包公再世”。在邓小平的主政下，瑞金全县政局迅速扭转了混乱局面，他狠抓了县、区、乡三级苏维埃政权的建立、恢复和整顿，成立了以黄正为主席的县苏维埃政府；他在县城“同善社”兴办干部培训班，培养了胡荣佳等一批60余人的本地干部。他十分注意加强党的宣传工作，创办了中共瑞金县委机关报《瑞金红旗》；他领导全县干部开展节省运动，要求每人第月节省8斤口粮，以供前线之需等。邓小平卓有成效的工作使瑞金全县一片红，形势越来越好。随着第三次反“围剿”战争的胜利，9月28日，毛泽东、朱德率领苏区中央局和红军总部进驻瑞金叶坪。在这新的形势下，邓小平按照苏区中央局和毛泽东关于土地革命的指示，彻底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瑞金大部分地区虽然分了田，但是执行了“富农分坏田，地主不分田”的政策，分了中农的田，严重侵害了中农的利益，却不给小孩分田。为了正确解决土地问题，迅速恢复生产，安定人民生活，邓小平整顿了贫农团，召开了专门会议，强调要依靠雇农。贫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保护中小工商业者，对一般地主给予生活出路。在县委领导下，全县按照党的土地政策，将没收了的地主土地，实行以人口劳力为标准的分配办法，以乡为单位把田分为甲乙丙三类，以原耕为基础，采取“抽多补少”、“抽肥补瘦”原则重新分配土地，特别是贯彻毛泽东关于“土地所有权归农民，别人不得侵犯”的指示，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民建设苏区的积极性。为了搞好生产，支援反“围剿”战争，邓小平从瑞金的实际出发，及时制订了以发展农业生产为主、手工业为辅的方针，广泛发动群众组织互助组、耕田队、耕牛合作社，开办了纸槽社、消费合作社、被服厂、硝盐厂、纸烟厂等，切实解决农民生产和生活中的各种困难。同时，还开展了劳动竞赛，奖励有突出成绩者，从而提高了干部群众的劳动热情，恢复和发展了苏区经济，使死气沉沉的瑞金面貌焕然一新。正是由于邓小平深入调查研究，采取断然措施，迅速改变了瑞金面貌，为一拖两年，四次改期的“一苏大会”提供了地方。中共中央于1931年10月24日发出《中央通告第6号》：“中国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将于11月7日在江西瑞金开幕”，要求各地立刻选举代表出席大会。“一苏大会”开幕那天，国民党派出十几架飞机轮番轰炸瑞金和长汀（假会场），“投弹百余枚，炸死炸伤数十人，炸毁房屋百余座”，但是，瑞金秩序井然，叶坪大会场安然无恙。这说明，邓小平主政瑞金，迅速打开了新局面，为“一苏大会”召开、定都瑞金，奠定了坚实的社会和物质基础。
二、从实际出发，夯实基础，坚持正确的斗争方略，为党的建设、武装建设总结出一套行之有效的典型经验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形势日益严峻。广东军阀陈济棠奉蒋介石之命急率所部3个军3个独立师10万重兵分别围攻赣南、粤东和闽西苏区。地处中央苏区南面的粤东北（寻南）苏区大部分失守，闽西苏区之48个区缩至22个区，特别是瑞金南面的会昌、安远和寻乌北部地区仍被敌人占领，直接危及红都瑞金的安全。为此，红三军团奉命迅即挥师南下，在当地游击队的配合下，先后解放了会昌、安远和寻乌北部地区。为了巩固这块新开辟的苏区，中共苏区中央局急调总前委秘书长古柏、粤东北苏区之西北分委常委梁锡祜、特派员陈锦华、副特派员廖醒中、寻乌独立团团长罗文彩、政委罗屏汉及张瑾瑜、古汉中、罗玉英等10多人分别担任会昌、安远、寻乌县委、县苏的主要领导。1932年5月，古柏调离会昌。邓小平接任会昌县委书记。及后，在筠门岭成立中共会昌中心县委和江西军区第三作战分区。中心县委书记邓小平兼任三分区政委，三分区指挥员为钟亚庆，担负起拱卫中央苏区南大门的重要任务。当时，南方战线的形势更为严峻，“赤白对立很厉害”。敌余汉谋第一纵队之44师驻龙南、安远南区，李扬敬第二纵队之独一师驻闽西，第7师、第8师和独三师分驻龙川、兴宁、平远、寻乌，空军大队驻梅县。而我们在南方战线的武装力量却相当薄弱，除地方红军独立三师外，“每县只有几十人的独立营，人民武装（赤卫军）的枪枝很少”，由于“左”的经济政策，商店大都关了门，财政经济也很困难〔2〕。
在这敌我力量如此悬殊的情况下，邓小平从会寻安所处的边区实际出发，坚持正确的斗争方略，在党的建设、武装建设等一系列问题上，采取适合边区特点的有效措施，迅速扭转了被动局面，使南方战线的形势在很长一段时间较为稳定。首先，他认真抓了党的组织建设，吸收了大批新党员，健全党的基层组织。1932年初，会昌、寻乌、安远刚解放，三县的主要党政干部大多是从粤东北苏区调来，本地干部十分缺乏，党员人数少，党的基层组织不健全。7月，中共会昌中心县委成立，邓小平任县委书记，罗屏汉任组织部长，廖醒中任宣传部长，张瑾瑜任妇女部长，刘传芳任少共县委书记。在会昌中心县委统一领导下，会寻安三县党团组织不断壮大。根据邓小平的提议，会昌县委书记，由会昌中心县委组织部长罗屏汉兼任。他们为会昌党的思想、组织建设做了许多工作。县委多次举办训练班，邓小平亲自为训练班作报告，讲课，培养了大批干部，壮大了党的队伍。据记载，当时会昌发展党员2500人（妇女党员93人），建立13个区委，82个党支部，共青团员有320人。此外，粤东北苏区失守后，不少党员云集筠门岭，邓小平和罗屏汉为他们举办训练班，并安排了工作。如蕉岭党员刘传兴、宋永兴、陈炳坤、曹秋生、曹亚松等在筠门岭参加白区工作训练班后，返回蕉岭、平远从事交通站工作。其次，建立地方各级武装组织，努力扩大红军，是邓小平常抓不懈的主要工作。他一到会昌就建立了军事部，选调勇敢善战的钟亚庆任军事部长。他不仅亲自部署扩大红军的工作，且深入筠门岭、寻乌等地发动群众参加红军，组成会昌红军补充团，后编入红21军。为统一指挥会寻安及福建武平的军事行动，8月，邓小平在筠门岭三分区指挥部主持召开军事会议，决定将寻乌独立团的20多名伤病员和会昌红色警卫连组成以骆达才为队长的三分区边区游击队和以张雄为队长的武西游击队共200多人枪，各县相继建立、健全了游击队和赤卫队，初步形成以独立三师为主力，军分及各县区游击队、赤卫队相配合的武装体系，以抗击闽粤进犯之敌，巩固南方战线。一个多月后，中革军委于10月发出命令：独立三师编入红三军团第二十二军，调往北线作战。这样，在南方战线就只剩下成立不久的三分区游击队及各县游击队、赤卫队了。为了顾全大局，他根据上级的指示精神，迅即召开由三分区和独立三师领导及会寻安三县县区委书记、县区苏主席、军事部长参加的军事会议，研究应急措施。会场上贴着醒目的对联：上联为“蒋介石屈膝北美张学良俯首贴听汪精卫卖身英国半斤八两一样奴才问此等廉耻安在？”下联是：“张辉瓒断头东固胡祖玉亡命广昌韩福卿暴尸白石接二连三归阴府看我军英勇如何！”在这肃穆而充满战斗气息的会议上，他讲述了当前的军事形势，表示要服从大局，坚决执行上级命令，同时指出一定要全党动员扩大红军，成立新的独立三师，以保卫南方战线。与会者群情激奋，有的人当场要求邓小平发武器。他却幽默地说：“武器嘛，有，但要到敌人手里去拿。”会后，他带领干部深入各县发动党团员带头参加红军，在安远县的万人大会上亲自作报告，号召干部群众踊跃参军，支援前线。经过近一个月的紧张工作，将三分区游击队和会寻安三县游击队、基干赤卫队等在吉潭滋溪整编为新的独立三师，师长蒋声才（一说师长姚金香、政委卜胜先），下辖第1、2团（第2团长罗文彩、政委谢远青）。
三、从实事求是出发，捍卫真理，坚决抵制“左”倾教条主义错误，拥护和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
新独立三师成立后，稍事整训，即驻守原独立三师阵地。当时，国民党粤军在会、寻、安三县苏区的周围都驻有重兵，总兵力约7个师，对会、寻、安三县苏区频频发动进攻。而在这一带地区活动的红二十一军已准备离开这里参加第四次反“围剿”作战，留在会、寻、安的只有三分区游击大队100余人和各县地方游击队、赤卫队，战斗力很弱，根本无力抵御国民党粤军7师之众的大举进犯。国民党粤军瞅准这个机会，1932年11月下旬，分三路乘虚向会、寻、安三县苏区发动猛烈进攻。其中驻平远大柘、寻乌吉潭、牛斗岗的国民党粤军第7师三个团一举攻占寻乌县城。寻乌县委、县苏北撤至澄江。这就是所谓“寻乌事件”。面对强敌进攻，邓小平迅即召开三分区和会寻安县委书记、县苏主席、军事部长会议，采取适合边区实际的斗争方略，以坚壁清野、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打击敌人。在三分区统一指挥下，指挥员钟亚庆率部在会昌、武平边活动，几次打退进攻武平东留的钟绍奎；政治部主任罗屏汉率领80余人的挺进队与兴（宁）龙（川）县游击队一起，在敌后广泛开展游击战，接连攻克寻乌苗畲，兴宁罗浮、罗岗、大坪团防，打死团防队长3人，缴枪100余支，并袭击了独4师潘标团，敌人死伤多人；政委邓小平在筠门岭指挥部，运筹帷幄，并亲临前线指挥作战，寻乌游击队消灭了留车、石坑、四甲团匪，红色连在吉潭反击粤敌一个团的进犯，击毙敌副师长兼团长及敌兵数十人。可见，邓小平采取的战略方针和战术，符合边区的斗争实际，既打击了敌人，又保卫了南线根据地的安全。
但是，“左”倾领导人为打击坚持毛泽东正确主张的邓小平，却不顾事实，指责“会寻安方面则产生白军团匪进攻寻乌城事件，使群众受到敌人的摧残”〔3〕。1932年2月23日，一篇题为《什么是进攻路线？》的署名文章，在《斗争》第3期发表。文章指责“永吉泰与会寻安长期陷在纯粹防御的泥坑中”，将“寻乌事件”的发生，说成是 “在敌人面前惊徨失措，准备退却逃跑”，把广泛开展灵活机动的游击战，说成为“纯粹防御路线”、“会寻安的罗明路线”。中共江西省委迫于压力，采取了二条措施：一是将邓小平从会寻安中心县委调到省委任宣传部长；二是于1933年2月28日致信给会、寻、安县委，严厉批评会、寻、安中心县委的“纯粹防御路线”错误。邓小平奉调到宁都七里江西省委机关后，受到江西省委书记李富春的礼遇。1933年3月中旬，李富春派邓小平前往万泰、公略、永丰苏区巡视，代表省委解决那里的问题。江西省委对小平的态度，令“左”领导人十分不满， 1933年3月下旬，邓小平刚回到宁都七里省委汇报完工作，就被叫到瑞金，名义上是参加中共中央会议，全面汇报会、寻、安三县的工作，实际是接受他们面对面的“审判”。紧接着，他们撇开江西省委，以中央局名义，直接在会昌县筠门岭倒水湾召开会寻安三县党的积极分子会议。3月31日，会议作出《会寻安三县党积极分子会议决定》。根据“左”倾领导人的旨意，会议改组了会昌中心县委。
|
关闭窗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