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4月，仲勋同志对我说，中央要他去广东工作，他希望我随他去广东。十年“文革”，我在辽宁抚顺被批斗、关押和“专政”长达11年，是在王震同志帮助下回到北京。我说：“您是我的老领导，到广东我当然愿意，可是我到吉林工作中央已下了文件。”仲勋当即说：“你不要顾虑，有关方面的工作我来做。”不久，中央就把我任职的命令改到广东。

    初到广东，真是百废待兴，举步维艰。广东历史遗留的“文革”中制造的冤假错案堆积如山，再加上物资贫乏，群众生活困苦，边境县群众“逃港”屡禁不止，且有愈演愈烈之势，还有百万青年待业，问题千头万绪。但事情有轻有重，工作有先后缓急。仲勋在抓全盘工作的同时，深入基层、调查研究，问计于干部群众。在群众“逃港”问题上，他不止一次对我说：“当年成千上万的革命青年，冲破重重封锁从国统区往延安跑，现在为什么边防线老百姓往香港跑？小平同志说的对，是我们的政策有问题，一定要改，舍出老命也要改。我们当年打天下，为的就是让老百姓能过上好日子。”面对百万青年待业，他焦虑地说：“广东是对敌工作前沿，国家没有工业布局，广东建加工厂自己没钱，香港有钱敢不敢借？敢不敢用？”他还问过我，向中央要特殊政策，像陕甘宁边区一样，怕不怕第二次被打倒？我说我不怕，问题是你由于《刘志丹》小说被诬蔑反党事件帽子戴了16年还没有摘，有政治风险的不是我。仲勋同志说：“我不怕，我已经和谷牧同志（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沟通了。小平同志听了我的汇报后说，‘过去陕甘宁边区就是特殊政策，’‘要杀开一条血路’。”在仲勋同志的争取下，广东改革开放先走一步，在政治体制上，为广东的改革开放、建立特区创造了条件。在经济体制的改革上，仲勋亲自抓“三来一补”（即来料、来样、来设备补偿贸易），实际上是引进了私人资本，突破了长期以来既无外债、又无内债的禁区和公有制的经济体制，使广东的城乡工业迅速发展起来。仲勋同志既从大处着眼，又从小处着手，开辟了广东经济发展的新形式，“三来一补”是他在探索路上投出的第一块石头。“三来一补”发生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史家认为这是改革开放的元年，是改革开放的起点。

    多年来，我在仲勋同志领导下工作。他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勇挑重担、百折不挠的革命精神，实事求是、甘当人民公仆、一心为群众谋福利的思想作风，和他豁达大度、宽厚待人的高尚品质，都给我流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特别是他刚刚复出，就勇于站在改革开放的风口浪尖，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无私无畏，一身是胆，带领我们披荆斩棘杀出血路，为改革开放大业，为广东的经济快速发展，起到了别人不可替代的作用，建立了不朽功绩。这也是他留给我们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是我们永远学习的榜样。

    （作者系老红军、广东省原副省长、青海省原省长。此文写于2013年10月1日，载于2014年3月3日《中红网—中国红色旅游网》、《习仲勋纪念馆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