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率部进驻平山县瓦口川一带，司令部设在寨北村，聂司令员住在霍廷龄家。

    寨北，河北省平山县一小山村。据《平山县志》记载：村南山峰陡险，元代，山寨曾屯兵，扼守要道。因村居北，故名寨北。

    随同聂司令员来的有副司令员萧克，参谋长唐延杰和四分区司令员熊伯涛，二分区司令员陈再道。冀中分区司令员吕正操也时有小住。

    当时，日寇的铁蹄已踏遍大半个中国，人民在朝不保夕的痛苦中惶惶不可终日。聂司令员在寨北领导边区军民奋起开展武装斗争。军区、军分区扩编正规部队，各县扩建县大队，各区扩建区中队，村村建立民兵游击组织。号召民众：“有人出人、有枪出枪、有钱出钱、有粮出粮”。全民动员，全民参战。广泛开展游击战，持久战，麻雀战，地道战，地雷战。要求各武装组织采取：“敌进我退，敌退我追，敌住我忧，敌疲我打”的毛主席游击战术。消耗敌人，拖垮敌人，打击敌人，战胜敌人。

    1940年8月20日至12月5日，聂司令员先后在寨北、古月组织指挥了震惊中外的“百团大战”。组织指挥晋察冀部队积极参战，主动出击。组织指挥民兵配合作战。破公路，拔铁路，埋地雷，割电线。组织指挥民工拥军之前。抬担架，救伤员，送弹药，送粮草。光是平山县就建立10个兵站，动用民工6万人，动用粮食360多万斤。在聂司令员组织指挥下，晋察冀部队和人民，为“百团大战”的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

    1942年，日寇加强了对根据地的进攻，开始在根据地边缘修建堡垒，封锁沟。对根据地实行“蚕食”政策，抗日战争进入更加艰苦的阶段。9月中旬，聂司令员在寨北主持召开了晋察冀党政军干部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全面分析了敌我双方斗争的形势。针对敌人在兵力分配部署上前紧后松，前强后弱的特点。与会同志一致认为，必须把游击战争开展到“敌后之敌后”去，在敌占区建立多个小快根据地，以阻击敌人继续“蚕食”根据地，并把分割区域和封锁沟外的地区争取变为根据地。寨北会议之后，根据聂司令员：“到敌后之敌后”的指示，各部队抽出三分之一或二分之一的兵力，向敌后挺进。在短短的半年时间，晋察冀边区就出现了“敌进我进，敌退我进”的新局面。敌人的“蚕食”妄想被打破。北岳区共恢复和开辟了160多个村庄。冀中的工作也由过去隐蔽进行转为主动进攻。恢复了被破坏的党、青、妇组织，扩大了根据地。小部队和党政军干部已能在三分之二的地区活动。

    1942年，是多灾多难的一年，日寇推行“三光”政策，再加上罕见的大旱，粮食非常缺乏。军民吃树叶，吃野菜，引发疾病流行。缺医少药，无钱治疗，边区军民生活十分困难。聂司令员适时发出训令：“军民不分，一齐行动，开展“节约自救”运动，开展“生产增收”运动。先从司令部机关人员和警卫部队做起，每人每天节约1两小米，马匹每天节约2两黑豆，每人种植5课蔬菜，5棵庄稼。轰轰烈烈的“节约自救”运动和“生产增收”运动开展了起来。寨北村专门为司令部机关和警卫部队划出了菜地。司令部机关的同志们在路边，河边，见缝插针，抬土垫地，种了粮食作物，油料和蔬菜。警卫部队的战士们在山坡，山沟，大片开荒，小块整理，种上了谷子、玉米、高粱、花生、芝麻、大麻子和白菜、萝卜、南瓜等蔬菜。后勤机关和部队食堂办起了养猪场，养鸡场，还养了奶羊。聂司令员指示：把节约下来的肉、蛋、奶送给寨北村的老弱病残人员吃，送给坐月子的妇女、孩子吃。就这样，军民同甘共苦，不仅度过了“粮荒”难关，还支援前线，打了一个又一个的胜仗。

    1941年和1943年，日军出动重兵对晋察冀边区进行了两次秋季“大扫荡“，聂司令员在寨北领导全边区的军民进行了反“扫荡”斗争。各个部队化整为零，集散结合，灵活机动，扑捉战机，打运动战、打歼灭战、打突击战，打连续战，打大战，打小仗，一有机会，一有目标就打。各县、各区、各村采取各种战术骚忧，打击鬼子。发动群众，帮助群众，坚壁清野。村村都有“消息树”。敌人来了，群众就转移藏了起来，敌人走了，群众就回来过日子。由于战争残酷，日寇惨无人道，1941年、1943年两次“大扫荡”，给晋察冀边区根据地造成了重大损失。也正是从1939年到1943年，晋察冀军区在平山周围和鬼子交锋1000多次。打死、打伤鬼子、伪军、汉奸16000多人。缴获鬼子各种武器10000多件。用生命和鲜血巩固和发展了晋察冀边区抗日根据地。毛主席、朱总司令获悉后赞扬说：“晋察冀边区，是华北抗战的堡垒，是全国军民坚持敌后抗战之信心与模范的榜样。给全世界先进人士以正确的启示，在国际面前宣告，中华民族是不可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