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1月20日，秀山县人民政府成立，县委书记于吉仁等人在县政府门前合影留念，这是西南地区第一个县级人民政府。

两名人民解放军战士，在县城外张贴剿匪标语。

人民解放军部队严阵以待，围剿土匪。

人民解放军部队进山剿匪。

    题记：地处西南边陲的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是渝、黔、湘、鄂四省、市边区结合部。地势险要，险象环生，情况复杂，匪患丛生，历来为兵家必争之西南重镇。1949年11月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政委邓小平率部解放秀山时曾说过：“这个地方要准备在大军过后打游击。”严酷的剿匪斗争，印证了这一英明预见。本文记述的是秀山剿匪斗争的缩影。

    秀山解放：土匪恶霸不甘失败

    1949年11月7日秀山解放。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对旧军政人员宽大为怀，凡弃旧图新、改恶从善，愿为人民事业出力者，都一律予以信任。而国民党秀山县长李琛、杨卓之等，顽固坚持其反动立场，誓与人民为敌。
 
    杨卓之暗地接受国民党四川省第八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专员庹贡庭委任的“川黔湘鄂民众自卫军第八纵队司令”的头衔，统领秀山各路反动武装，伺机东山再起。

    杨卓之、李琛与地方豪绅互相勾结，策反已向人民政府投诚的各级官员和已被中国人民解放军收编的国民党地方武装，网络地主、恶霸、贯匪、特务等，组织反革命武装达39股，4000多人（枪），并与湘黔边区多股匪徒遥相呼应，气焰十分嚣张，反动势力企图卷土重来。
建政在即：巩固新生的红色政权

    为了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为了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为了社会的安宁稳定，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首长刘伯承、邓小平下达了剿匪的命令。

    秀山县委与当地人民解放军驻军成立了剿匪指挥部，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剿匪斗争。执行剿匪的方针政策，发动群众参与。在剿匪斗争中，县委自始至终坚定地执行了“军事打击与政治瓦解、发动群众相结合”的方针和“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的政策。

    鉴于这一时期秀山的土匪，并非平时讲的那种占山为王、杀人越货的毛毛匪，而是国民党残兵败将、地方武装与土匪恶霸封建势力组成的政治武装集团，他们是有领导、有计划地反抗人民解放事业，与我争夺政权。并且多数反动头领，都曾在大军过境的威慑和宣传安抚下，向我投诚受我任用之后又叛变暴动，没有受到过打击，不见棺材不掉泪，因而首先突出了军事进剿。

    八项举措：调动群众剿匪积极性

    为了配合、促进军事进剿，县委、县人民政府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在全县组织动员上万干部群众，先后抓了八个方面的工作：

    一是进一步加强统一战线，分别在3月、6月和10月召开了第一届第一、二、三次各界人民代表大会，在县人民政府咨询委员会的基础上，成立了由熊绍韩、欧百川、杨通惠等17人组成的各界代表会议常务委员会执委，广泛宣传党的政策，派人随同进剿部队做政治争取瓦解敌人的工作；

    二是县、区、乡、村层层建立清剿委员会，剿匪部队的各级干部驻扎那乡都兼任乡长，全盘指挥军事、政治、群众工作，使一切行动都服从于和服务于进剿；

    三是普遍建立农民协会、妇女会、儿童团等群众组织，发动农会、妇女、儿童参加搜山、守卡、查路条，盘问过往行人，举报匪情，布下天罗地网，敌人无路可走，无处可藏；

   四是组建区人民武装队伍，每个区分别抽调农民积极分子100人左右，进行政治教育和持枪训练，无匪情维持地方治安，有匪情参与搜剿；

    五是大力开展土匪自新运动，凡是参加过土匪活动的，都以保为单位逐人登记，因人制宜教育宽大，促使与土匪划清界线，洗手不干，争取在检举拒绝登记的土匪和抓捕敌人中立功受奖，使他们与土匪对立，削弱土匪活动的社会基础；

    六是开展收缴公枪和进行私枪登记，凡是参加过暴乱为匪、对抗政令的乡保及个人佣有的枪支，一律收缴，未参加暴乱为匪的公私枪支，经过登记后，持枪人必须到政府听训，义务为政府传送情报和维持治安；

    七是改造、建设乡保政权，没有当过匪的乡保长照常任用，曾经当过匪的，区别其自愿与被迫、罪行的轻重、悔改的实际表现，或继续任用，或坚决撤换；

    八是坚决实行宽大与镇压相结合，对罪大恶极既坚决镇压、又彻底追赃，以分配追退出来的赃物使群众得到实惠，进一步调动群众参加剿匪的积极性。

    阶段剿匪：铁拳直击众匪徒

    1949年12月至1951年2月，秀山的剿匪斗争历时一年多，大至可分为四个阶段。

    即：第一阶段（1949年12月至1950年元月），匪患乘机四起，秀山县城失陷，杨卓之与各路反动武装夹击秀山县城，县人民政府被迫于元月30日转移到酉阳龙潭；

    第二阶段，（1950年2月至4月）收复秀山县城，扩大控制地盘。川东军区剿匪主力分两路向秀山轻装急进，然后四面围困秀山县城，一举收复秀山县城；

    第三阶段（1950年5月至9月15日），全县匪势再起，敌我相持对峙。各路匪徒不断向我中心地区袭扰；

    第四阶段（1950年9月16日至12月底）。开展东西会剿，实现全面净化，剿匪斗争取得胜利。

    匪患严重：“和平解放”并不和平

    人民解放军进驻秀山后，首先主要是了解情况，维护交通治安，支援大军西上，展开接管和争取地方团队投诚。

    开初，在我大军胜利挺进的威慑下，敌人未敢蠢动，各级旧部人员大多数听命于我，照旧供职。秀山县民众自卫总队的三、四、五中队经上层统战人士熊绍韩、杨通惠的劝导向我投诚后，原封不动，分派执勤，都还没有发生问题，有点象和平解放的样子。

    但“和平解放”并不和平。当我大军过后，县里兵力单薄，还未来得及处理散藏民间的大量兵器，匪患便乘虚四起。

    特别是12月初，国民党第八区专员庹贡庭秉承张群、阎锡山旨意，由重庆返回酉阳，召集陈铨、谢建安、杨树臣、瞿波平、彭雨清等地方武装头领，组织“川黔湘鄂人民救国军”，并委任秀山杨卓之为该军“第八纵队司令”，杨便在秀山加紧勾结煽动尚未投诚的旧政人员，策反已降我之地方武装，与国民党县长李琛，秀东熊子云，秀南简国安，秀北陈光佩狼狈为奸。

    他们一方面造谣蛊惑人心，说什么“国民党已经打回来了，正在总攻长沙和涪陵”；一方面网罗地主、恶霸、流氓、地痞、惯匪、特务以及国民党残兵败将，裹胁不明真相的群众，在全县反革命政治武装达39股，达4000多人枪。惯匪、特务到处破坏公路交通和通讯设备，阻止群众向我交粮，进而攻打我各级人民政府，杀我工作人员，局势变得极为严重。

    12月4日，人民解放军一团首次奉命进驻秀山，进剿石堤反叛武装黄增尧部，虽以强大的火力和五名伤亡的代价，暂时压制和赶走了敌人，但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1950年元月，各路武装匪徒进行大规模武装暴乱。

    元月6日，匪徒烧毁梅江街道房屋，驱赶区公所工作人员；23日溶溪乡投诚后留用乡长陈光佩叛乱，杀害区委书记罗秋田等11人，纵火焚烧区公所；26日伏击打死前去溶溪处理事件的县政府县大队干部战士15人；29日，收编后驻扎官庄的原国民党县民众自卫总队第三、四中队叛变，杀害3名军代表；30日，杨卓之与各路反动武装夹击秀山县城，秀山县人民政府被迫于元月30日转移到酉阳龙潭。

    强势反攻：一举收复秀山县城

    秀山县城失陷后，各路反动武装纷纷开进县城，搞得乌烟瘴气。县贸易公司价值886亿元（旧币）的财产抢劫一空；杨卓之、熊子云成立地方维持会，又“函请”湖南国民党暂编二师师长周燮卿“派兵援助”，“亲临治理秀山”。

    1950年2月10日，周燮卿率部400余人枪入城，宣告成立“湘黔川鄂忠义救国军”总司令部，委杨、熊为师长。还提出秀山县长及总司令各级官职人选，定于2月22日召开全县乡、镇长、参议员、乡民代表主席会议，选举县官，妄图长期占据秀山，气焰十分嚣张。

    这期间，川东军区派来的剿匪主力九五团抵达酉阳，军分区的攻击力量得到加强。遵照酉阳军分区的作战部署，正式组成秀山县剿匪指挥部，由军分区参谋长赵梁材任指挥长，副团长赵金瀛任副指挥长，县委书记于吉仁任政委，柳义文任副政委，统一指挥秀山剿匪事宜。决定与九五团扫荡酉东相呼应，抓住旧历年关乘敌不备，于正月初一进击秀山。

    2月17日，军分区一团解放军和秀山县大队、县政府工作人员，分两路向秀山轻装急进，四面围困秀山县城。

    其兵力布置：解放军一营在苦竹分路，经溪口巴蕉水、平阳盖龙脑至清溪，堵截杨卓之退路；三营行到官庄向左，经三角岩过官舟桥直插平凯，阻击周燮卿溃逃湖南；县大队行到官庄向右，由泥沟河过梅江河，经太阳庙迂回城北涌图，截击陈光佩部逃窜平阳盖；二营随指挥部和县府居中，进至七星集结待命，负责正面攻击县城东南，意在由东向西将反革命武装赶出县城，一举全歼于城外的飞机场。

    1950年2月18日，人民解放军拂晓发起总攻。一阵猛打猛冲，使敌手足无措，只顾逃命，未敢还枪抵抗。

    此次战斗，共毙敌58名；俘周燮卿部少将高参及副官以下150多人；缴获电台、电话机各1部、望远镜1付、骡马数匹、步枪68支、手枪5支、子弹2337发及一批物资。

    人民解放军一举收复秀山县城后，各路反动武装避我军锋芒，潜逃到周围边境游窜。

    我剿匪指挥部抓住这个时机，遵照分区“迅速分遣，安设据点，以点制面”的指示，部署解放军一营（教导员王恒珍、副营长牛福祥）驻清溪、龙凤；二营（营长李有才）驻石耶，流动至中平、吏目；县大队（副大队长许金城）驻龙池、妙泉；三营留县城作机动。先确保城镇、公路交通及富庶区的安全，再抽出机动兵力四出清剿，扩大控制面。

    1950年3月份，秀东保安、里仁敌人活动猖狂。人民解放军赵梁材亲率二营前往进剿，钱汉杰（里仁乡长）部200人枪被我军一触即溃。不久秀西杨奠川部气焰嚣张，我军一营侦知底细，于深夜直入葛麻寨予以重创，毙伤俘敌60多名，缴获步枪40余支、子弹千余发。经我军这样不断相机出击，使得敌人未敢轻易集股向腹心地区活动。

    结合军事进剿，进行政治争取瓦解工作，召开各界人士代表会议，宣传党的政策，解除人们思想疑虑，使原叛的乡保武装，陆续向我军悔过缴械。到4月末，便又收缴长短枪支671支、子弹4000余发，恢复工作的乡扩大到23个。

    匪势再起：数千人枪拼死挣扎

    因我人民解放军对窜往边缘之敌未来得及穷追痛歼，使其得到喘息之后，已被打乱的组织系统，又得以重新集结作乱，而出现第二次反复。

    1950年6月，美帝侵朝战争爆发，敌人又大肆造谣说：“第三次世界大战打起来了，美国已帮助蒋介石全面反攻”。煽起一股反革命浪潮，秀东及东南乡镇又复叛变。

    熊子云、钱汉杰重新扯起“川湘鄂边区人民自卫军”；徐雅南（保靖人）、杨树臣（中平人）、罗宏锦（松桃人），于6月21日，在松桃大板乡，拼凑“川湘鄂三省边区自卫救国军”。这三股约2千人枪，与西路杨卓之、南路简国安、北路陈光佩约1500人枪遥相呼应，不断向我中心地区袭扰。

    这一时期，我军在战术上，继续巩固“以点制面”，并针锋相对，“匪变我变”，“以分散对分散”，“以集中对集中”，始终保持军事上的主动权。

    7月份，部队复员、补充、整顿完毕，借庆祝“八一”建军节扩大军威。人民解放军一团于7月31日17时到翌日拂晓前，有计划地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出击。

    驻守清溪、龙凤的一营，以两个连集中向孝溪、峻岭、坝芒、塘坳、茅坡一带奔袭；驻石耶的六连，以两个排向吏目方向搜寻；驻龙池、妙泉的县独立营，搜剿宋农、永兴一线；驻县城机动部队的四、五连及团直两个排，由二营长率领，出县城经迎凤、红岩、向雅江、中平、岑溪、梅江、钟灵等乡作弧形运动，行程120华里。

    拂晓前，解放军经过莲花回城，睡眠三小时后，“八一”上午9时，集合成二路纵队，连同团直整个部队，一律肩枪上刺刀，到南门外飞机场的中山纪念堂开会游行。赶场的群众见城内这么多解放军，而又听说昨夜东西南北都有解放军搜剿，认为秀山剿匪部队起码有两个团。

    经过这样大张声势，敌人心惊胆颤，不敢轻举妄动。群众心里踏实，进一步向政府靠拢。

    8月份，李琛、杨卓之前往贵州沿河参加沿婺会议，重新建立了以陈铨为首的“川黔湘鄂民众自卫总司令部”，之后，活动更为猖獗。他们加紧与贵州投降后又叛变的国民党327师彭景仁、328师蔡世康残部以及甘龙陈友瑞、沿河杨通贤相勾结。并在甘龙口板凡山召集秀山各股反动武装头领，重新建立“秀山人民自卫总司令部”，统一指挥全县反动武装向我反扑。陆续集聚人枪4千多，作拼死挣扎。公然策划要在9月4日再次攻占秀山县城，与我军争夺秋收粮食。

    事前李琛下令全县，封锁县城、平凯、清溪、石耶粮道，断绝我县人民政府和驻军的粮食。

    杨卓之、简国安、蔡世康、陈友瑞等带领反动武装1500人，装备19挺机枪、两门六○炮，进至马鞍山、客寨坡、栏杆洞，摆出主攻清溪、龙凤据点的架势；进攻前，先砍断石耶、妙泉两地电线杆，截断我军与外界的通讯联络；秀东的石维涛部还插至龙池潜伏，防阻驻龙潭的九五团增援秀山；秀北陈光佩率部于深夜下回星、经贵图，向县城靠近，妄图偷袭县府，搞“中心开花”。

    对敌人的这一套险恶行动计划，我军一团了如指掌，并视为秀山剿匪的关键战斗而作了周密部署。

    9月4日，战斗一打响，我军驻守龙凤据点的部队，机智沉着，以攻为守，先发制人，强占有利地形，用强大的火力压制住敌人，炮声震天动地，使敌人未能前进一步。

    经过一天激战，毙敌前线总指挥官、大队长刘正清、分队长杨玉坤以下125人，伤敌副司令简国安等101人，生俘32人，缴获部分军用物资，迫使余敌窜回老巢，一举粉碎了敌人再陷秀山的迷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