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七年卢沟桥事变发生后，穷凶极恶的日本強盗狂叫：“三个月内灭亡中国”，到处，实行“烧光、杀光、抡光”的三光政策。继一九三一年“九，一八”強占我东三省后，隨着北平，南京，太原失守，日军已侵占我东北、华北华东地区。造成大量的学校，工厂和难民向大后方转移。

    一九三七年冬，以高文华、文士桢、袁学之为首的湖南省委，受命危难之中，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关头。他们创办《观察日报》,宣传党的抗日主张,推动抗日救亡运动。还先后在平江、长沙、邵阳、衡阳等地举办了7期党训班,培训区以上干部200余人,党组织迅速发展,全省党员猛增到2000多人。还涌现出大批抗日救亡团体,出版数十种进步报刊。至1938年夏,湖南人民抗日救亡活动出现了高潮。平江惨案发生后, 形势非常严峻,为了党的事业,他们不顾个人安危,奔波于湖南各地,日晒雨淋,忍饥挨饿,从事党的地下活动。根据党中央有关指示精神,湖南省委作出了"力求隐蔽力量,严密党的组织"的决定,部署党员隐蔽、撤退工作,清洗了党内的不良分子,为党保存了大批骨干。

    在中共湖南省委处境困难，到处立不住足的情况下，文士桢先生于1940年盛夏，以做桐油生意为掩护坐船来到湘鄉县宣风鄉（现属双峰县梓门桥镇永和村）街埠头睦邻堂进行活动。同年10月17日，中共湖南省委机关在此“安家”，领导全省抗日救亡运动，成为吒咤湖南抗战风云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的策源地。

    当时，街埠头睦邻堂湖南省委机关还有朱春之、王淑兰等人。朱春之是岳阳人，是延安派遣来的机要发报员，与文仕桢扮作假夫妻；王淑兰是毛泽民的爱人，扮作文仕桢的嫂子。还有邵东人封淑兰女士，经常来往于此。（封淑兰女士，党史上尚未记载，现健在的朱春之女士口述）

    一九四零年冬，高文华以做辣椒生意为名乘船来到永丰与街埠头睦邻堂隐蔽活动。不久，又在永丰寻找到了另一处隐蔽点：永丰颜家仑上周老六家。当时共有五人住在一起，妻子贾玉连，一位姓沈的烈士妈妈带了一个女儿和一个孙女，沈母假称为高文华母亲。高文华化名为贾先生，来往于全省进行地下党的隐蔽活动。

    袁学之是1940年10月来永丰的，职业是米贩子，从湘潭用船运米到永丰，再卖到米店里。他们夫妻俩从湘潭搭船到永丰，同船有个在湘潭学木屐匠的，名叫谢培俊，住在永丰附近洪山殿，因此人是忠厚老实手艺人，袁学之便跟他到洪山殿居住。不久又由谢培俊帮他在李子堂租两间房子，房主叫谢余庆。这时隐蔽在永丰老汽车站的地下党联络员孔福生以袁老的“表兄”关系，也搬到了李子堂居住。孔年纪较大，操湘潭口音，群众称“湘潭老倌”。1940年农历11月29日，袁学之的爱人陈宇眉在李子堂生了一个小孩，因这年是庚辰年，住地在永丰，故小孩取名“永庚”(后改名永坚)。几个月后，袁学之又搬到附近的上莲塘湾。

    一九四二年三月，根据党的指示，高文华、文士桢、袁学之撤离延安，成立了以周里、张春林、刘鼎为首的中共湖南省委工作委会，仍在此隐蔽活动，一九四五年一月撤离韶山。从一九四0年十月至一九四五年一月，正是中国抗日战争最艰难困苦之时，两届湖南省委，省工委，工作极端秘密，物资非常贫乏，省委领导过着非常艰苦的生活，曾得到了当地民众如兰伍嫂，曹玉轩、曹玉轩兄弟及当地人民群众及无数船民关怀、爱护和帮助。房东胡子英被日本鬼子抓去后，致死，没有出卖朋友和亲人与省委机关的密秘。

    当时，省委书记高文华曾以做辣椒生意，袁学之贩米生意，文仕桢做桐油生意，周里做布生意，周里爱人做缝纫，还有的卖剪刀剃刀，耍蛇卖艺，织布，挑煤炭……，他们不仅是为了掩护身份，同时也为了挣钱养活自己。

    为了建立地下联络站，省委另一位负责人刘资生把自己的书籍与夫人的陪嫁都卖了，全家搬到梓门桥街上，一面做生意养活自己，一面开展党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