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云诚

1961年2月贺龙、罗荣桓视察驻泉州地区部队时，与当地部分军队和地方领导人及工作人员的合影（李云诚位于后排左五）

    我第一次认识陈毅同志是1937年11月，在江西省安福、永新的深山老林里，当时正是国共合作抗战开始，我党中央命令南方各省红军游击队下山组建新四军。各省游击队先后接到指示的相继奉命下山接受整编，但我们湘赣边区省委所领导的部队，因和党中央失去联系已经三年了，不了解外界的情况，所以还是坚持战斗在深山里；特别是“七．七”事变后的七、八、九月，国民党的主力五十二师、六十四师及各县的保安团、还乡团更大规模地上山围剿我们，散发了许多的传单和谣言，说什么“朱德、毛泽东已经投降、红军改编”等等。同时还派了不少人上山来劝降。我们深知国民党的阴谋诡计，决不轻易受骗上当，凡对国民党派来劝降的人，就抓一个杀一个，杀了不少人。陈毅同志就是在这个时候冒险上山的。

    严峻的形势
   
    我们所坚持的那块游击区，原是毛主席率领秋收起义部队来井岗山创建的。当时中央苏区的范围包括湘赣两省边界的茶陵、攸县、醴陵、萍乡、永新、宜春、安福等县罗霄山脉的中段地区。一九三四年中央红军撤离苏区长征后，敌人集中兵力对这块地区实行了大规模的长期围剿。军事上：敌人进行清剿、封山、搜山、烧山、平毁村庄，强迫老百姓下山移民并村，企图把山区变成无人区，斩草除根消灭红军。在经济上则实行封锁，使我们在山上得不到粮食、食盐、医药和被服等。我们长年累月的坚持战斗在穷山野岭中，以天当帐、地当床，无法进民房，只能蹲山洞、搭茅棚，常常是几天见不到一粒米和食盐，在夏天吃野杨梅，冬天啃竹笋，经常以野菜来充饥，整天生活在饥寒交困的日子里。在政治上敌人采用分化瓦解政策。颁布所谓“连坐法”：即“一人通匪、全家同罪、一家通匪、全村同祸”，以及“谁通匪、济匪者一律格杀勿论”等反革命法令。那些地主恶霸分子，纷纷组织还乡团，对农民进行反攻倒算抢劫，真是无恶不作，使苏区的群众蒙受到空前的灾难．我们也无法得到群众的帮助。当然尽管当时的环境恶劣，还是有群众冒着生命危险，设法搞点粮食、盐巴送上山给游击队的。在红军长征后的整三年时间里，国民党军队主力以及各县的保安团、还乡团、大批特务相互配合轮番对我们进行围剿，使我们得不到喘息，稍不留意就会遭到敌人的突然的袭击。游击队每天都要多次转移，历尽艰险才好不容易把部队保存下来。处在这样残酷斗争的环境里，曾有少数人经不起考验，对前途产生了悲观失望，革命意志动摇。如前省委书记陈洪时及我们游击队的司令员曾开福等人就曾先后叛变投敌。

    以潭余保、刘培善、以及段焕竞等同志为首的省委领导人，坚强地领导我们坚持斗争，直到胜利的最后时刻。敌人围剿三年没能把我们消灭，很不甘心。在“七、七”事变后七、八、九月，国民党以其主力五十二师、六十四师伙同保安团及大批特务又对我们进行更大规模的扫荡、围剿，他们散发了大量的传单，编造许多反革命谣言盅惑人心，还派大批反动分子上山来劝降。但是我们省委和各游击队的同志，在长期的斗争中与敌人周旋，吃尽了苦头，也摸透了敌人的规律，看清了敌人反动本质，对阶级敌人总是百倍警惕．不管它要什么花招，我们决不会轻易上当的。“七、七”事变后，敌人派来做我们的劝说工作的人比较多，我们针锋相对，采取来一个抓捕一个杀它一个，当然其中也有错杀的，如项英、陈毅同志在吉安曾指派赣南游击队一个副支队长带一个警卫员上山来联络时就被错杀掉了。

    1937年的七、八、九月的形势是十分严峻的，但到了十月初，突然发现敌人十二师、六十四师一下子撤走了，一些县城重锁、重要据点的大批碉堡也已经无人守备，有的据点只有一些保安团在那里。我们省委及各部队都乘机下山进攻敌人，烧毁了大量碉堡，打击了保安团。省委书记谭余保告诫我们：“当心敌人搞什么诡计，要我们百倍的警惕!”

    陈毅上山被捆绑

    恰在这种形势下，陈毅同志带领了一个参谋冒险上山来接我们下山。

    当时我在省委教导队(实际上是警卫队)当战士。我们湘赣游击队在省委领导下，有四个大队，三个中心县委，各县一个区委都只有几个人，部队

    分散在各县独立活动打击敌人；县委单独行动，省委的常委和委员都分工在各大队领导部队，省委本身实际上只有省委书记谭余保、司令员曾开福(后叛变)和秘书共三个人，以及三个班战士(其中两个步枪班，一个短枪班，谭余保同志就生活在短枪班里)，加起来总计三十余人，等于一个排，行军打仗、住宿生活都在一起。湘赣省委的目标很大，是敌人的眼中钉，一直有敌特跟踪，所以没有固定的活动地区，活动在一个地方只能住上几天，在紧张时一天连续要转移好几个地方。

    1937年11月，陈毅带领一个参谋上山，先到永新、安福边界的一个山村里，那里正是我们一大队行动的地区。陈毅二人先被我们做地方工作的同志抓住，用绳子捆绑起来。因他说明来因，就未杀他们而送到了一大队，恰巧是刘培善政委和段焕竟参谋长正在那里。陈毅一见到刘、段时就说：  “这下可找到你们了”。当即介绍了自己的身份及上山来的任务。刘培善和段焕竟同志不敢轻信，经过审问还是怀疑，陈毅遂要求见谭余保。刘、段当即派特派员黄炳光同志和二个武装战士押送他们来到省委。当时我们省委机关正住在安福、永新之间的一个深山里，山下几里外有一个小山村名叫铁井，当陈毅二人被送到省委时，我们四、六班的战士都看见他们二人被捆绑着其中一个身材魁梧、头带礼帽、身穿黑长衫、脚穿布鞋、留八字胡须，看上去很有派头。他们随身还带了一个大黑皮包，由护送的人交给了陈秘书。在场的战士看到此景就议论纷纷地说：“这家伙一定是个大土豪，一定很肥！”(即很有钱的意思)

    我听一班战士讲，被送来的人名叫陈毅。陈毅这个名字我们战士都不知道，更没见过。谭余保和陈秘书在苏区时是听说过陈毅之名，但却不认识陈毅其人。尽管陈毅是苏区一个很有名望的人，但中央红军离开苏区长征后，我们游击队被敌人围困在深山里已经三年了，谁也不知道他们现在的真实身份，所以怀疑陈毅是“同民党派来的，是个叛徒”。历史的经验教训了我们，不能不提高警惕。

    黄炳光同志把他们带到省委，那两个武装战士拿着捆绑他们的绳子命令他们坐在地上，四周都是我们当兵的来回走动。黄炳光向谭余保汇报后，在谭余保打开皮包看信时，陈毅同志抬起头叫了一声：“谭余保同志，你们辛苦了。”谭余保当即怒骂：“陈毅，你这个反革命分子，你有什么资格问我辛苦了。”陈毅见谭余保怒气冲冲便低头不做声了，过了不到半小时，一班的两个战士又把陈毅带到谭余保身边，还是叫他坐在地上。谭余保因怀疑他们是敌人派来的，就怒目厉声的盘问陈毅“在国民党里是干什么的。”陈毅回答说：“我是受朱德总司令、毛泽东同志指示来联络你们的。”这时的谭余保那里肯相信呢?当天晚上,只听到谭余保和陈秘书的大声责问，却听不到陈毅的回答。以后轮到我去站岗时，已经停止审问了。陈毅和那个参谋，继续被捆绑着睡在地上，他俩人合盖了一床毛毯，旁边烧了一堆火，天气很冷，我边站岗也边烤火。

    第二天上午，谭余保和陈秘书继续审问陈毅。那个参谋则由另两个战士单独审问。一开始陈毅要谭余保息怒，他说：“你们在这深山里几年了，对外面的情况不了解，现在听听我讲党中央和红军的情况。”他从苏区失守，王明犯错的过程、红军突围长征到贵州，一直讲到中央召开遵义会议选举毛泽东同志领导主力红军继续长征爬雪山过草地到达陕北的经过。因当时这些情况都是新闻，谭余保很注意地听，但听罢又怀疑陈毅是叛徒。中午我们听一班的同志说，据谭主席讲，这个陈毅很可能是个大叛徒，他知道中央主力红军好多的情况。谭主席对他有很多的疑问。下午陈毅继续讲，他从西安事变我们党中央、毛主席主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感动了国民党东北军。因蒋介石继续打内战，张学良、杨虎城就把蒋介石抓起来，逼蒋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讲到我们党和蒋介石谈判，国共合作，释放蒋抗日，放蒋回南京的情况。谭余保从国民党江西省报纸上也看到过西安事变的报导，因不知真实情况，仍是不相信陈毅是党派来的人，所以还继续捆绑他。   

    第三天上午继续审问陈毅。我们听一班同志讲(因一班是跟着谭余保审问陈毅的，我们四、六班轮流站岗)，陈毅说：“七、七”事变日本侵略中国，北平、上海、南京已失守了，国民党军队不抵抗，节节败退，国民党政府已退到了武汉。”还讲我中央红军已改编为八路军上前线抗日，中央命令南方各省游击队下山改编为新四军，项英同志和我在吉安组建军部，九月份我们曾派赣南一个副支队长上山来联络你们，至今未回去，这次是我亲自上山来联络你们，等等。尽管陈毅同志讲了形势和任务，说了许多革命打道理，但谭余保硬是不相信，总是怀疑他。

    下午，在继续审问陈毅的同时，又布置了一班的几个战士把参谋带到离开二、三十米远的地方，用苦刑逼供，把他压倒在地上，一个人踩脚（因手被捆）两个人用厚厚的竹片，狠狠地打他的屁股，打得那参谋大哭大叫，逼他说：“是不是国民党派他们来？陈毅到底是国民党里的什么人？”那参谋的屁股被打得皮开肉绽，但他依然十分坚定。始终不讲假话，只承认：“我们是从吉安来的，是党派我们来的。”在那参谋被打得惨声大叫时，谭余保怒目看着陈毅，观察他脸色表情；此时的陈毅听到那参谋的痛苦惨叫，但是依然沉着的继续讲形势。那参谋最后被打得死去活来，也问不出什么结果，以后不能动了，就由两个战士把他架起来拖到谭余保和陈毅面前，将他摔倒在地上。那位参谋忍不住痛和一肚子委屈，在陈毅面前失声痛哭起来。这时陈毅对他说：“你哭什么呀？革命嘛，要经得起委屈，事实会证明你是我们党的好同志！”谭余保还扳着面孔继续听陈毅讲话。

    大智大勇说服谭余保

    第三天晚上没有再继续审问，我们给陈毅和那个参谋松了绑，他们自由了。我们看到谭余保和陈秘书的脸色有些缓和了，气氛也不那么紧张了，这时，我们当兵的又议论开了：“这个陈毅可能真的是党中央、红军派来的”。陈毅同志在当天晚上向谭余保同志提出建议：“派两个人送我们回吉安见项英同志，那时一切问题都可以弄明白。”陈毅以其大智大勇说服谭余保。谭余保虽然对陈毅还有些半信半疑，但他还是同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