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品英，1911年出生在安徽省金寨县沙河乡一个叫野猪凼的村子里。一家五口人，一年总有几个月靠吃野菜吞康度日。

    品英母亲听戏文上说，吃了灵芝草，能使人起死回生，经久不饿，便常带小品英到山上采些神似灵芝的蘑菇回来吃。品英十四、五岁，就长成了一个很漂亮的大姑娘，母亲说这是由于吃了灵芝草的缘故，便又给她起了名字，叫“灵芝”。

    品英不仅人品出众，还十分聪明；她不但会描花绣朵，还会唱很多好听的山歌，并能触景生情自编自唱，至今有很多老人还记得她自编自唱的一些山歌。有一首是：“家住野猪凼，庄稼总难熟。东家来要债，主人来收租。把米煮稀饭，水多难得稠。吹时三层浪，喝时一条沟。一天两餐饭，碗里盛人头。哎呦！苦命何时休！”

    品英母亲见女儿聪明能干，总想给她读点书。可是家里穷得揭不开过，哪有钱供女儿读书呢？可怜的母亲终于想出了一个没有办法的办法：谁家能供女儿读书，女儿就许给谁家做媳妇！

    品英十五岁那年，终于被一家比较富裕的张姓人家领去读书了。有幸是公婆和未婚夫待她都很好，使得苦难的品英得到了精神安慰。

    1929年5月，立夏节武装起义胜利，品英家乡金寨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品英看到乡亲们打地主、捉劣绅、开大会，心情十分激动。

    一天，区苏维埃政府召开“扩大红军”的群众大会。广大农民、赤卫军扛着土铳、长矛，拿着刀，举着红旗，敲锣打鼓，喊着 “扩大红军！”、“打倒军阀！”、“打倒土豪劣绅！”“实行男女平权！”等口号。品英被这鼓舞人心的情景吸引住了，她看到乡苏维埃主席、本家哥哥余品高在台上，便挤到台前问：“品高哥哥，实行男女平等，到底要怎样个平法？你能教教俺么？”

    余品高很喜欢这个聪明的妹妹，早想动员她出来工作，便说：“男人能做的事，妇女也同样能做，就看你有没有胆量朝这条路走。”

    品英说：“品高哥，您说我应该怎样去做？我一定听您的。”

    余品高当即分配她组织妇女做二十双军鞋，品英愉快地接受了这一任务，并且很快就完成了。她受到余品高和乡苏维埃的表扬，被吸收到乡苏维埃妇委会工作。

    余品英识字又伶俐。参加工作后，她在党组织领导和帮助下，思想觉悟和工作能力很快得到提高，各项任务都完成得很出色。当年，她就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当上了乡苏维埃党委的宣传员。

    品英参加工作前几天和未婚夫张瑞林结婚。婚后，夫妻关系恩爱，但由于品英工作忙，回家的时间少，一些好事人就说品英有外心，引起张瑞林猜疑。任凭品英如何解释，丈夫心中的疙瘩总是解不开。张瑞林一个好友作了一首诗赠给张瑞林。诗云：“庸人自扰奈若何？夫妻乱疑起风波。只因心胸狭窄事，一错铸成长恨歌。”

    张瑞林是个读书人，经这一点破，才知道自己错了，主动向品英道歉。小夫妻从此又和气起来，品英工作也更加努力了。

    1930年春，品英担任区委宣传部长，负责全区教育和扫盲工作。在她的努力下，全区六个乡，很快都办起了小学，有些边远村庄，还办了夜校、识字班。

    为了解决师资不足的困难，品英除了自己兼课外，还办起了师资培训班。她要求各乡苏维埃安排教师生活，使其田有人耕、地有人种、柴有人打。这样，教师们就安心工作，认真提高教学质量，三区的教育工作经常受到县苏维埃的表扬。

    品英办教育还善于发现问题，并及时想办法解决。有一次，她发现上夜校的学员们听课时都在下面打瞌睡。她马上找一个学员问：“为什么不听课？”学员说：“老师教我们念的句子，我们一个字也不认识。”

    品英发现这个问题后，便和老师商量，编了一些常用词识字课本。如“中国共产党”、“农民协会”、“财主”、“穷人”、“男女平等”、“减租减息”等。从字义到词义，结合宣传党的政策，引导大家识字，边提高阶级觉悟。这样，有提高了大家上夜校的积极性。

    品英还发现，妇女参加夜校学习的很少。她了解到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妇女家务重，走不开；二是封建思想束缚，认为识字没有用处；更重要的是父母、丈夫、公婆不放心，怕学野了心，走邪了路。品英想：妇女历来都被认为是家庭的附属品，在社会上没有地位。如果妇女再不读书识字，那何时才能翻身？于是，她召开各乡苏维埃妇女干部会议，把动员妇女上夜校作为解放妇女一项任务。经过宣传动员，各乡很快掀起上夜校热潮。

    1931年夏，我军取得了第二次反“围剿”的重大胜利。敌人为了报复，经常出动飞机在苏区撒化学毒剂。很多人皮肤感染溃烂，有些人中毒死亡。

    这时，余品英已调任豫东南道委常委兼妇女主席。她看到群众遭受如此痛苦，心里十分难过。一次，道委讨论治愈群众中毒感染问题，分管医疗工作的同志提出：治疗种感染一定要用一种德国产的抗菌素，这种药，只有到白区去买。但当时到白区的道路都被敌人封锁，无法通行。品英提出由她亲自去商城县找同乡、“仁济药房”老板王泽芳。组织上开始不同意，怕她一个女同志会出问题。品英说：“正因为我是个女同志才容易活动。”坚持要去，组织上被她说服了。

    一天，余品英化装成一个卖柴的村姑，和一个老交通员潜入到商城县城。为了试探敌人的搜查方式，品英开始并未到“仁济药房”买药，而是买了一些迷信品和日用杂货，同老交通来到南关哨卡。他们发现哨兵们对一些穿着不好的穷人查得很仔细，而对一些阔绰的男女，不但不搜查，还点头哈腰，施礼放行，这给了她很大启发。她立即找到“仁济药房”老板王泽芳（王的两个本家弟弟都是共产党员），说明来意后，得到王泽芳的大力支持，买到了一些德国产的抗菌素。品英化装成一个阔少妇，老交通员化装成佣人，雇了一顶大轿，把药装在皮箱里，放在轿座下面，坐着轿子，向城门南关而来。到了哨卡，敌人刚要掀轿帘，就被品英大骂一顿，敌人吓得直点头，乖乖地让她出了城。

    余品英就是这样神出鬼没，往返于敌占区，不但买回大量药品，还购买了很多急需的军用物品，解决了苏区当时的困难。

    1931年秋，为了配合红军主力进行第三次反“围剿”，豫东南道委命令余品英和道委直属独立团第五营营长夏学山带两个排兵力，开展游击战争，相机打击敌人，保卫苏区人民。

    一天，品英得悉敌人在胭脂、河坪、鸡蛋坪一带疯狂屠杀我红军家属和革命群众，便决定和夏营长前去营救。不巧，中途和敌五十四师一部相遇，他们多次冲锋，均未击退敌人。品英考虑我军子弹缺乏，不能恋战，便命令夏营长率部向右侧山峰突围，她带领警卫员李承贵负责掩护，夏营长坚持由他掩护，要品英带队突围。品英严肃地说：“现在不是争论的时候，你要服从命令。”夏营长拗不过，只得服从，带着部队向右侧山峰突围。

    品英立即攀上一颗大树，向敌军连开数枪，并高声喊道：“白军们听着，我们是红军游击队，希望你们只和我们交战，不要残害黎民百姓。你们也是人，要讲良心，屠杀自己的骨肉同胞是历史的罪人，不算好汉！”喊罢，又连发数枪。敌人听到这突如其来的喊声和枪声，立即扑了过来。

    余品英很快溜下树，和警卫员小李藏进一个深沟石洞里，敌人嚎叫着搜了一阵，连人影也未见到，只得离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