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定国（左4）1937年在兰州“八办”时的照片。（中红网红色图库）

1945年，谢觉哉和王定国夫妇在延安合影。（中红网红色图库）

1949年，谢觉哉、王定国夫妇的全家合影。（中红网红色图库）

谢觉哉、王定国夫妇全家福（前排）。后排从左至右：谢媛、谢亚旭、谢飘、谢飞、谢列、谢宏、谢云、谢亚霞。（中红网红色图库）

1958年，在第四届全国民政会议上，王定国（二排左四）及与会代表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前排自左至右为：陈云、朱德、毛泽东、刘少奇、谢觉哉、周恩来。（中红网红色图库）

1961年庆祝建党四十周年，在董老家作客。自左至右：王定国、何莲芝、董必武、谢觉哉、吴玉章、徐特立。（中红网红色图库）

2011年1月11日，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谢觉哉日记·1921年手稿》首发式暨祝贺老红军王定国百岁寿辰活动在京举行。百岁寿星王定国点燃了生日蜡烛。（中红网红色图库）

王定国与习仲勋在一起看谢老的著作《一得书》。（中红网红色图库）

百岁老红军王定国精神依然矍铄。（中红网红色图库）

王定国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便一直关注中国青少年的健康成长。（中红网红色图库）

九十岁后的王定国，关注国家的林业生态建设，开始了一段新的绿色长征。这是2010年10月，王定国在四川蓬溪植树。（中红网红色图库）

    她来了，在热烈的掌声中，身着红色毛衣，精神矍铄，鼓着掌，微笑着向大家点头示意。听到演员在唱《十送红军》，还情不自禁地双手打起了节拍。她，就是百岁女红军王定国。

    那是2011年1月11日，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谢觉哉日记•1921年手稿》首发式暨祝贺谢觉哉夫人、老红军王定国百岁寿辰活动在北京举行。会上，首先宣读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刘延东的贺信。她特别谈到，希望王老妈妈能够创造红军长寿的记录。

    参加活动的有三位老红军。除了百岁高龄、79年党龄的王定国外，另一位是解放军空军原副司令员、94岁高龄、76年党龄的老红军王定烈将军，还有一位是成都军区原政委、92岁高龄、75年党龄的万海峰上将。

    在此次活动中，中红网的同志将中国女红军纪念馆等多家红色网站联名写给王定国百岁寿辰的贺信、王定国荣获的《中国红博》红色书法荣誉奖证书及纪念品，交给了王定国和他的儿子谢飘，他们一再表示对大家的深深谢意。

    在随后的日子里，中红网记者多次来到王老家中采访。发现她是“延安五老”之一谢觉哉的夫人，经历艰辛长征路；她是著名导演谢飞的母亲，养育了七位优秀的儿女。她的故事传奇而多彩，留下了一个时代的感动。

    “入党令我心绪万千，我感到自己终于有了依靠”

    1913年2月4日，王定国出生在四川省营山县安化乡一个贫苦农民家庭。那时的中国，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王定国也难逃厄运：妹妹活活饿死；因为没钱安葬病逝的父亲，三岁半的二弟被卖掉，换回四块做棺材的木板和两升麻豌豆；六七岁便要通宵为面食馆推磨挣钱；15岁，被卖去邻村李家做童养媳，洗衣、做饭、砍柴都要做，做不好就挨打……

    那个时代，嫁人、生子是绝大多数山里妹子的命运轨迹，而王定国却对命运说了——不！王定国做了两件事——放脚、剪辫子。她说：“脚小走不动，大人拽着辫子我们跑不了。”

    王定国可谓中国革命的亲历者与见证人。她接受寻求民族复兴的感召，毅然走上革命之路，成为一名红军女战士。

    “请你先谈谈怎么参加红军的吧！”面对我们的提问，王老的思绪仿佛回到了那难以忘怀的童年与少年岁月，“十几岁的时候，我被卖做童养媳，不到三个月，我就从那家跑出来了。跑出来以后我就回家了，家里有当地下党的，叫杨克明，他以卖布为名，从事地下活动，人们叫他国‘杨布客’。当时，我把裹脚布拆了，辫子剪了，因为留着辫子被人抓住就跑不掉了。”

    王老呷了一口水，又接着说：“1932年，我跟着王维舟的川东游击队走南闯北。他有一个侄子叫王波，要我跟着他们走，我就跟着他们打游击去了。1933年12月，营山县委在消水河地区召开党代表大会期间，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记得那天晚上，县苏维埃组织部领导找到我，宣布我为中共正式党员，无候补期。他们和我谈了话，鼓励我在今后的斗争中要更加坚强。入党令我心绪万千，心情激动，我感到自己终于有了依靠，有了人生的奋斗目标。

    “当时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发动群众给红军做鞋。不久县党委组织成立了妇女独立营，主要任务是抬担架、送弹药，也要抓紧进行军事训练，准备打仗，我担任了营长。1934年1月，我们独立营在五块石打了一仗之后，剩下的100多人有一部分编入了川陕妇女独立团，一部份分到了红九军、红四军、红三十一军。我和营山县区乡苏维埃的16名妇女干部被送到巴中苏维埃学校学习。”

    说到这儿，王老提高了嗓门儿，大声地说：“由于我的成绩优秀，后来到巴中保卫局工作，到妇女连当二排长。妇女连主要任务是看押犯人、配合主力红军打仗、保卫机关。女战士参加早晚巡逻，活跃在山间峡谷，清剿土匪。我们还女扮男装，随同正规部队作战，打起仗来，不准说话、喊叫，怕敌人发现我们是女的。”

    “我清楚地记得在漆黑的夜晚，在蜿蜒曲折的路上，我们点燃了火把，长长的队伍像火龙一样，把天地照得通红……我一直在寻找这生命的火种。”晚年的王定国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

    “越艰苦，越需要文艺战士用歌、舞、戏剧等鼓舞人们克敌制胜”

    王定国是参加过长征和红西路军西征的唯一健在的女红军。她三过雪山草地，曾任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股长、红军妇女独立营营长。她不仅是长征的亲历者更是长征的见证者，是长征精神在当代的代言人。

    “在长征中，你主要做什么工作？”我们问。

    “因为我平时爱唱爱跳，组织上就将我调到剧团工作。初到剧团感到什么都很新鲜，但真正上台参加文艺演出，还是没有经历过的。当时剧团大部分同志都和我一样，是从农村出来的，谁也没有接触过文艺，都是凭一股子革命热情。”王定国回答说，“当时我负责化妆、道具之类的工作，没有什么特别的讲究。我记得是用墨汁画眉毛，用买的红纸等当作口红。服装更简单，穿什么就是什么。很多衣服是从地主家里拿来的，演地主的时候，就穿上他们的衣服。演老百姓的时候就穿老百姓的衣服。当时很困难，没有什么东西，用来化妆的东西非常少。”

    王老接着说：“我们当时的演出主要是啦啦队的形式，我们唱歌、跳舞，为部队鼓劲、加油。我们剧团总是走在前面。大家都想看唱歌、跳舞，所以他们也就走得快了。我们直到后面的人跟上了，才能继续前进。我们来回跑，所以就多走了一些路。也多不了一半，多走三分之一吧。在长征路上，我们唱的歌、跳的舞，现在还记得不少，比如《渡金沙江胜利歌》，庆祝苏维埃发展的歌，还有《骂卖国贼》京剧二簧调，等等。李伯钊还教我们跳《八月桂花舞》。”

    王老还谈到，长征中有时仗打得很厉害，比如说他们南下时打的百丈关战斗，当时敌人把路全部都堵住了，牺牲了很多红军战士。但是，对于战士来说，剧团给他们送来的不仅仅是一场文艺演出，而是送来了一颗颗火热的心。在面对生死相接的紧要关头，战士们需要沉着的思考，也需要欢快的歌声。她说：“在特殊的战斗环境中，越艰苦，越需要文艺战士用歌、用舞、用戏剧等等形式鼓舞人们克敌制胜的勇气。”

    1935年6月，红一方面军的中央机关和四方面军总部在懋功会合，在庆祝红一、红四两大主力红军胜利会师的联欢大会上，王老第一次见到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王稼祥、刘伯承等中央领导人。

    王老回忆道：“1936年1月中旬，剧团翻过夹金山到大炮山慰问红五军三十七团，那里人烟稀少，野兽很多，经过艰苦行军，走了整整两天两夜才赶到大炮山脚下的牦牛村。三十七团指战员听说我们冒着风雪，长途跋涉来前沿阵地演出，高兴极了，提前为战友做饭、烧水，并派人前往迎接。演出时，风像刀子一样刮着战士们的脸，而脸部肌肉冻僵了，手脚冻麻了，可这喧闹的锣鼓声却温暖了每个战士的心。

    “演员登场前，冻得浑身发抖，可一上场就什么都忘记了，那惟妙惟肖、绘声绘色的表演，拨动着每个战士的心弦。演出结束，剧团战士向指战员们告别时，好多战士激动得哭了。”

    过草地时，王定国瘦到只有50多斤，“要是胖的话，哪里过得来！踩到泥潭就要陷下去。”1936年，红四方面军翻越雪山时，她的一根脚趾永远留在了雪山顶上。“晚上睡着了，人多被子少，盖不着，脚冻僵了。一摸，就断了……没什么伤心的，死活都说不准了，伤心？又不是我一个人，那么多的人，伤心什么？我们是穿着单衣，一边走一边嘴里嚼着辣椒翻过雪山的。”

   “你后来是在西路军，到河西走廊的二十里铺被俘了，是吗？”我们问。

    “我们当时去慰问红九军，结果红九军撤到其他地方去了，我们不知道。马家军是来打红九军的，结果把我们俘虏了。我们的剧团没有那么多枪，打不过他们，牺牲了很多同志，剩下的都被俘了。”王老回忆道，“马家军对剧团里会唱歌、能跳舞的女同志没有杀，说搞文艺的留着，不能杀，就留下一些，后来被送到青海，组成剧团，给国民党演出。国民党团长是四川人，对我们不错。剧团有一个叫杨万才的小战士，给团长当勤务员，他能给我们传递消息。有一天晚上，白崇禧来青海视察，国民党组织了一个欢迎晚会，我们演节目。我们剧团的党文秀跳舞时把鞋子甩到桌子上，把茶杯打掉了，敌人以为是手榴弹，白崇禧吓跑了，那个女同志后来也被敌人枪毙了。后来又来了一个当官的管我们，也很同情我们，帮助我们改善生活条件，让我们住在一个小院里自己做饭。”

    当时王定国他们还设法营救了西路军领导人之一张琴秋。说到这儿，她说：“张琴秋被俘的时候化名苟秀英，敌人没有把她认出来。但是敌人都知道张琴秋被抓了，所以在被俘人员里找她。我们知道以后，向敌人要求说剧团缺一个炊事员，就把苟秀英要来当炊事员了。她一直跟我们待在一起，直到获救。”

    “这是党让我这么做的，应该感谢党”

    王定国等西路军女红军获救后，来到兰州八路军办事处。在这里，她见到了时任兰州八路军办事处党代表的谢觉哉。谢老对王定国说：“你先不要回延安了，帮着做些营救工作吧。”因为失散人员见了八路军办事处也不敢进门，怕上敌人的当，有王定国在这儿，大家看到她在这儿，就敢进来联系了。当时不管是谁敲八路军办事处的门，警卫都让他进来，进来以后问明情况，情况属实的就留下来。他们只要想回来，什么时候回来都行。

    在“八办”，王定国还与谢觉哉定下了终身大事。说起他们俩人的故事，还得从长征中的1935年6月说起。那时，红一、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为过雪山做准备。一天，王定国正和剧团的几位战友在小河边洗衣服，一位留着胡子的老同志拿着一包衣服向她走来。“胡子”微笑着对王定国说：“小同志，请你帮帮忙，要过雪山了，请帮我把两件单衣合起来装上羊毛，缝成一件‘羊毛衣’。”她当时并不知道这个人就是后来被毛主席和党中央誉为“延安五老”之一的谢觉哉。第二天，王定国送去缝好的衣服时，“胡子”远远地招呼她，还特地嘱咐她要多准备一些辣椒，过雪山时可以御寒。

    比王定国大29岁的谢觉哉，在他的日记中有这样的记载，被俘人员中，有张掖地下党的，有个女支部委员叫王定国。等见了面才知道，王定国就是在长征途中替自己缝过“羊毛衣”的姑娘。时任“八办”处长的彭加伦尽力撮合，以谢觉哉日夜奔波操劳，身边也需要一位好帮手为由，让王定国留在谢老身边。回忆起和谢觉哉的结合，王定国说，这是“同志们关心，组织上安排。”

    1937年10月，两位志同道合的战友，在兰州“八办”简陋狭小的平房里，幸福地结成了一个革命家庭。从此，从兰州、延安到北京，王定国几乎一直在谢觉哉身边工作。

    也正是在“八办”，王定国开始学习文化。一天晚上，谢觉哉赶写一篇文章让王定国去找《民国日报》、《西北日报》等报纸。几份报纸，王定国来回拿了四次都不对，最后还是谢觉哉自己去拿的报纸。也正是因为这件事，谢觉哉自那以后，每天都会抽出一点时间教王定国识字、学文化。就是这样一点一点的积累，后来王定国才成为谢觉哉工作上离不开的左膀右臂。

    如今，王定国打得一手好麻将，也是从“八办”开始的，她师父还是周恩来。当时周恩来从苏联到兰州小住，当他看到年轻的王定国时说，“你现在身份不一样了，是谢老夫人，需要接触国民党高层的太太，所以要学会一种社交手段。”于是，周恩来亲自教王定国打麻将。王定国天资聪颖，一学就会，甚至通过打麻将把国民党兰州省政府主席贺耀祖的夫人发展成共产党员，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作出了巨大贡献。这也成为“八办”的一段佳话。

    1983年，已经从工作岗位退下来的王定国，想起当年很多被俘的红西路军战友还滞留在甘肃一带，她便自费跑遍河西走廊寻访。当王定国看到这些曾经的战友因为历史原因红军身份得不到认可，日子过得异常艰难，痛心不已。据王定国的儿女回忆，她回京时，身上只剩下了一套衣服，其他的行李全都送给了这些曾经的战友。于是，她与伍修权一起开始为这些人奔走，最终得到了中央的重视，财政部、民政部、卫生部、解放军总政治部联合发文，恢复他们的红军待遇。为了感谢王定国，当时还健在的红西路军老战士，男男女女几十人来到北京，挤在王定国家中不大的厅房里，向其表示谢意。而王定国只是淡淡地说：“这是党让我这么做的，应该感谢党。”

    2004年，91岁的王定国重走长征路。在四川省天全县红军烈士陵园，儿女雇了顶滑竿要抬她上山，她坚定地大声说：“我是红军，我自己能上去！”在大渡河边，面对湍急的河水和摇晃的铁索桥，王定国推开上前搀扶的人，只身在一百多米的桥上走了个来回。

    途中，王定国还找到了长征时借住房子的房东女儿。当年16岁的小姑娘也成老太太了，她依稀记得好多女红军曾经住在她家，教她唱歌跳舞。当她俩共同哼唱《八月桂花》时，不禁都潸然泪下……

    “长城代表中华民族，要保存下来”

    “多年来，我一直照顾你们和你们的父亲，从现在开始，我要去做我的事了。”1978年，王定国在整理、出版完谢觉哉的日记、传记等之后，这样在儿女面前宣布。

    1971年6月15日，谢觉哉与世长辞。在谢老走后的七年里，王定国先后整理、撰写、出版了《谢觉哉评传》、《谢觉哉文集》、《谢觉哉日记》、《谢觉哉画册》、《谢觉哉书信集》、《谢觉哉诗集》等多部历史文献共五百多万字。

    20世纪80年代，中国刚刚改革开放，正在寻求民族再度复兴之际。王定国所说的“我应该做的事”便是关注这个国家的未来。

    在改革开放、中华民族再度复兴之际，离休的王定国积极参与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和中国老龄工作委员会的工作，发起组建中国长城学会、中国文物学会，进而推动了《未成年人保护法》、《中国老年法》和《国家文物保护法》的出台……十八大后，在中国稳步行进于民族复兴之路时，这位百岁老人早已开始了她的“绿色之路”：近十年来，她每到国内的一个地方，都会亲自种下一棵树苗。2012年年初，她又以发起人的身份，报经国务院批准，成立了中国林业生态发展促进会……

    “那时，很多长城周边的居民都拆长城砖盖房子、盖猪圈。”王定国看了痛心不已，便组织人烧砖，然后用这些砖换回长城砖。她还积极各方奔走，呼吁保护长城：1984年，王定国到邓小平家中，请他发一个号召借以推动长城的保护工作，第二天邓小平即题写了“爱我中华，修我长城”的条幅；1987年6月25日中国长城学会成立，王定国考虑长城要面向世界，请出曾任外交部长的黄华出任会长，自己担任副会长兼秘书长；为了让人们更好地认识长城，她连续三年组织了群众性的慕田峪长城越野赛，为了让世界更多地了解长城，她组织长城沿线十一家电视台，拍摄了三十八集专题电视片《万里长城》发行到世界各国……“长城代表中华民族，我就觉得这些是文物，自家的好东西，要保存下来。”同年，她还参加筹备与成立了中国文物学会，并担任副会长，促成了《国家文物保护法》的颁布。

    此外，在中国致力于经济快速发展的时候，王定国还看到了老年社会和青少年成长的问题，她参与筹建了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和中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她还和陈云的夫人于若木一起积极投身于挽救失足青少年的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