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10月20日，在上海出版的中共中央机关报《红旗日报》第3版公布了一则消息《没落的小资产阶级蒋光慈被共产党开除党籍》。整个报道措辞严厉。消息的最后一段写道：

    “据熟知蒋光慈的人说：他因出卖小说，每月收入甚丰。生活完全是资产阶级化的。对于工农群众的生活，因未接近，丝毫不了解。他又并没文学天才，手法实很拙劣。政治观念更多不正确，靠了几句俄文，便东抄西袭，装出一个饱学的样子，而实际他所写小说，非常浮泛空洞，无实际意义。其动摇萎缩，决非偶然的事。他虽然仍假名做‘革命群众一份子’，这完全是一种无耻的诡辩解嘲，他已经是成了一个没落的小资产阶级，显然已流入反革命的道路去。”

    作为无产阶级文学的“先行者”和1922年12月初入党的中央第一代党员的蒋光慈就这样被开除了党籍，不禁让人感到错愕和不解。

    蒋光慈被开除党籍，是与当时复杂的社会政治背景相关联的。20世纪20年代末，正值中国红色力量上升时期，红色政权和红色武装在革命根据地得到不到巩固和壮大，并且这时党在国统区的组织和群众工作也有相当地发展。在此基础上，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思想抬头。左倾冒险主义者认为“群众只要大干，不要小干”，并认为当时已经具备了在全国“大干”（武装起义）的条件。作为革命文艺团体的“左联”，彼时便将参加政治运动、进行革命斗争作为第一任务。每逢节日、纪念日，都要搞游行示威或飞行集会（散传单、贴标语等），并且还对飞行集会的次数进行检查。这些示威活动，都是让革命者赤手空拳和反动军警的枪棍对峙，每一次集会均有革命群众被捕或牺牲。身为“左联”成员的蒋光慈对此很不“感冒”，甚而是反感。

    有一次，左联要开会，但一时又找不到会场。不知谁出了个主意到蒋光慈家去开。因为蒋光慈房子面积较大，而且白天只有他一人在家。不料当钱杏邨来商量时，却被蒋光慈一口拒绝。蒋光慈说：“一个房子，本来是可以写作的。往往因为开会，一开就开倒了。”当时上海地下党组织遭破坏的事常有发生，蒋光慈的这种顾虑不无道理。蒋光慈性格十分鲜明，毫不隐讳，心里如何想就如何说。他的拒绝，搞得钱杏邨非常尴尬，也为一些同志所不满。

    蒋光慈的夫人吴似鸿曾回忆过蒋光慈的一段有关情况：

    “夏季的一天，我正在睡午觉，光慈坐在我的旁边看报。杏邨走上楼来通知光慈说‘明天上午八时到南京路上集会，你到时去！’

    但光慈回答说：‘我不去，不过是暴露了自己，没意思。’

    那个时候，谁要是不去参加飞行集会，就被指责为不革命。当时我也这样认为。所以对光慈说：‘你不革命啦？’但光慈有他的主见，也自有他的道理在。他向我解释：‘现在群众还没有组织起来，武器也没有，条件尚不成熟，而且每一次集会暴动损失很大。我们应首先巩固乡村的苏维埃政权，扩大红色农村，然后以农村包围都市，再夺取城市的政权——我们一些同志从实际斗争中已经悟出的这条路，是正确的。可是，我们的另一些同志，就是不愿走。’”

    吴似鸿认为蒋光慈的这番话是正确的，但在当时“左”倾路线的特定背景下，他的这种意见毫无疑问被认为是极端错误的。

    蒋光慈依然我行我素。终有一天，他得到通知，要他停止写作，转而去做群众工作。当时左联组织认为“蒋光慈过着小资产阶级的舒适生活，必须到无产阶级大众中去锻炼。”蒋光慈为此很激动地对吴似鸿说：“党组织说我写作不算工作，要我到南京路上去暴动才算工作，其实我的工作就是写作。”

    这段时期，蒋光慈经常与左联党团组织成员发生激烈争论。但他面对的是一个组织，党组织要求他抛弃自己的见解，无条件服从组织决议。蒋光慈为此感到痛苦，他不愿意服从他认为是错误的东西，但他知道作为党员又必须服从。

    另一方面，蒋光慈的中篇小说《丽莎的哀怨》自出版以来，在“左翼”作家内部却出现了两种声音。少数人，如冯宪章、钱杏邨等对小说都持积极评价；可更多数的人，如华汉、马宁等，则囿于政治、阶级等因素，以“激起读者对于俄国贵族的没落的同情，只能挑拨起读者由此同情而生的对于‘十月革命’的愤慨，就退一步来说吧：即使读者不发生愤慨，也要产生人类因阶级斗争所带来的灾害的可怕之虚无主义的信念”为由，对该作品进行了批评。加之，当时革命群众中所流行的“从事文学活动不是革命工作”的错误认识，也给蒋光慈精神上造成了巨大压力。

    “他觉得自己以全部生命献给革命，自己的创作几乎遭到当局全部查禁，而同志还是如此地不理解。他感到了深刻的悲哀。他的生活状态，完全地陷于了孤独的境地，形成了他的内心的无限的苦闷。”在经过一番痛苦地抉择后，他最终选择了退党。他以为这是解决问题的唯一办法。

    蒋光慈很快将退党书写好，并交给钱杏邨，请他转交给党组织。但钱杏邨认为他太冲动，便婉言相劝，并将他的退党书压在身边。但蒋光慈去意坚决，他认为“一天不退党，就觉得跟着错误路线多一天，不如早日退党，像鲁迅那样，做个党外布尔什维克。”于是，他再三催促钱杏邨把退党书交上去。钱杏邨无奈，只好按照他的意愿将他的退党书交给了党组织。

    本来根据党章规定，是允许党员退党的，并且当时也有退党的先例，如陈望道就是退党的。但在当时特殊的背景下，执行“立三路线”的左联对蒋光慈的这种做法是不能接受的。根据思维惯性，蒋光慈此举无疑是对党组织提出挑战，于是只有一种选择，即将其开除出党。因而便有了上文所提到的1930年10月20日刊登在中共中央机关报《红旗日报》第3版上的那则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