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比手法的运用使小说主人公的形象更加突出。正如笔者前面所言，多种对比既使哀怨有了出处，又使丽莎的形象得以丰满和富有人性美。在使人不禁为主人公命运哀叹的同时，又生出许多同情与怜悯来。对比手法的运用在蒋光慈其他小说中也是常见的。作者在前期小说中，就经常运用这种手法来表现革命者的善与反革命者的恶。一如茅盾所言，“在结构上，我觉得蒋光慈也太机械了些。他的作品的结构大都是用了‘反革命者与革命者的对比’构成……太单纯的对比却容易陷入单调而不能引起深刻的感动”。而在“革命加恋爱”盛行时，又常常对小说中的男女主人公、男女性角色进行对比，以得出谁更能为革命付出，并且为革命付出的人都是可爱和值得钦佩的，极具宣传和说教意味。如《野祭》、《菊芬》等中的男女主人公就是这样的对比，当女主人公为革命作出牺牲时，男主人公则一直责备着自己不够勇敢。革命因素在文本中被过分强调。就是后期的《冲破云围的月亮》任然是这样，女主人公在与男主人公对比中觉察到自己的不足、两人恋爱的“不般配”，而终于改过自新，向男主人公看齐……与这些作品比较，丽莎则显得“单纯”得多，它没有顾及到那么多“革命”的因素，更多的是从文本艺术的角度去使用对比手法，摒弃了说教意味，使角色显得更加自然和真实。

    干净典雅的语言与诗意哀怨的风格

    《丽莎》中的语言给人一种典雅、干净的感觉。如“别了，我的祖国，我的俄罗斯！别了，我的美丽的伏尔加河的景物！别了……”、“失去了一些什么？难道说你不知道吗？失去了一切，失去了安乐的生活，失去了美满的，温柔的梦，失去了美丽的伏尔加河，失去了彼得格勒”、“那时我还等待着迅速地回到彼得格勒去，回到那我同白根新婚的精致而华丽的暖室里，再温着那甜蜜的、美妙的、天鹅绒的梦……那时我还相信着，就是在平静的、广漠的俄罗斯的莽原上，虽然一时地起了一阵狂暴的波尔雪委克的风浪，但是不久便会消沉的，因为连天的白茫茫雪地，无论如何，不会渲染上那可怕的红色”、“啊，我的祖国，我的伏尔加河，我的美丽的高加索……我是如何地渴望着再扑倒在他们的怀抱里”……这些语言与蒋光慈其他革命小说语言截然不同。在蒋光慈的革命小说中，激情式和口号式的语言比较常见，如《短裤党》中，“革命！革命！一定要革命！不革命简直不成啊”、“忽然总同盟大罢工！忽然全上海入于恐慌的状态！忽然革命党人大大地捣乱起来”……给人一种近乎于拼命的吼叫。《丽莎》的主人公是逃亡的贵族阶级而非革命者，这样就很好地规避了那些口号式的语言；相反这种近乎于缠绵、流畅而不显拖沓、赘余的语言更多地给人一种典雅的感觉，再加上主人公内心独白式地叙述着哀怨事体本身，使得小说更像是一种笼罩在哀怨氛围下的一首凄美的长诗，极大地提高了文本的艺术性。

    蒋光慈曾说，“作家的精神不应该太倾向于技术，专事雕琢语句，应努力的向朴素与自然两方面去做……粗暴不要紧，时间长了，自然可以成功。”其对小说语言形式上的要求可见一斑，当然这也与当时的普罗文学创作理念有关。然而，《丽莎》却因题材、角色的特殊很好地“违背”了作者的这一观点，在语言形式上获得了极大的成功。

    从各个方面来说，《丽莎》无疑都是一部成功的作品。对被一贯称之为“革命文学家”的蒋光慈来说，这部较之与其他作品存在较大差异的小说，作为“另类”却很好地展现了作者在文学创作上的造诣与水平。蒋光慈的小说是一个发展的过程，是一个与时代相契合、相印证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蒋光慈作为一个在革命文学上的先觉者，无疑是伟大的。可是在评价他众多的文学作品时，这一部“另类”的、“非革命性”的作品也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毕竟这是作者真正恣意才气和文质俱佳的一部作品。我想这也是曾一度称蒋光慈为“蒋光X”、“蒋光Y”、“蒋光Z”的鲁迅在面对别人对这部小说大加非难时，却出人意外地选择沉默的原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