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业已公开的文献资料我们知道，不论是胡绳在毛泽东诞辰一百周年写的文章《毛泽东一生所做的两件大事》，还是毛泽东诞辰一百一十周年出版的《毛泽东传（1949—1976）》，所引用的毛泽东去世前回顾自己一生所做两件大事的谈话均来自于叶剑英的讲话（谈话）。虽然我们没有见过叶剑英三次讲话（谈话）的记录稿，但是胡绳的文章和传记在引用毛泽东的这个谈话时，不论从政治上还是从史学的要求上都会忠实于叶剑英在讲话（谈话）中所表述的内容（当然胡绳的文章没有引全毛泽东的这个谈话），因而我们判断胡绳的文章和传记引用的毛泽东的这个谈话与叶剑英的讲话（谈话）应该没有什么差别。因而我们下面分析毛泽东的这个谈话时就以《毛泽东传（1949—1976）》中引述的材料为准。

    从后来有人对毛泽东这个谈话的时间和谈话人方面出现的疑问来看，叶剑英在讲话（谈话）中，或者是在毛泽东这个谈话的时间和谈话人方面的表述有误，或者是叶剑英只是讲了毛泽东这个谈话的内容，而没有说清毛泽东进行这个谈话的时间和谈话人，二者必居其一。那么，到底那种可能性更大些呢？

    鉴于叶剑英在一九七七年三月二十二日中央工作会议上和一九七九年起草国庆三十周年讲话时先后两次讲述毛泽东的这个谈话，当时华国锋主持着中央工作，而华国锋又是这个谈话的谈话人之一，他为什么不出来纠正这个错误的说法，而任凭其继续传播呢？从这里我们就可以判断叶剑英的讲话（谈话）可能并没有说清谈话的时间和谈话人。当然，事实真相还有待于叶剑英的讲话（谈话）记录公布后才能大白。

    从现在对毛泽东的这个谈话尚不能落实来看，主要是没有找到这个谈话的原始记录稿。而叶剑英的讲话（谈话）又没有交待清楚毛泽东这个谈话的时间和谈话人，同时叶剑英也已经作古，这就给这个谈话的认定带来很大困难，只好以不能落实而暂时搁置起来。

    那么，毛泽东这个谈话的内容的真实性如何呢？

    下面我们以二○○三年出版的《毛泽东传（1949—1976）》引用的毛泽东去世前回顾自己一生所做两件大事的谈话为依据，来进行具体的考证。

    1、毛泽东在谈话中说自己一生所做的两件大事可以获得其他文献资料的印证。

    我们看到，毛泽东在去世前回顾自己一生所做两件大事的谈话的主要观点，就是讲他一生做了两件大事。这个看法，他说过多次。此前，他就对护士长吴旭君和机要秘书张玉凤说过。我们下面看她们关于这个问题的回忆。

    他的护士长吴旭君回忆道：

    “见过尼克松后，有一天他（指毛泽东。—引者注）对我说：我这一辈子就做了两件事，一件是把蒋介石赶到那个小岛上，另一件是发动了文化大革命。我说：你做了那么多的事，怎么只有两件？他说：值得提的就是这两件。”

    他的机要秘书张玉凤也回忆道：

    “七三年，在游泳池（指毛泽东当时在中南海的住地。—引者注）开政治局会议。他说他一生做了两件事。我在场。”[19]

    从上面我们引用的吴旭君和张玉凤的回忆可以看到，毛泽东在文革后期至少两次谈到他一生所做的两件大事。因而我们说在毛泽东去世前回顾自己一生所做两件大事的谈话中所讲的两件大事，确是毛泽东自己做出的判断，而并非别人的伪托。

    有人可能要问，毛泽东是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去世的，为什么在一九七二年和七三年就谈自己一生所做的两件大事呢？似乎早了点嘛！

    其实，那是由于不了解当时毛泽东的实际情况。

    一九七○年九届二中全会后，毛泽东的睡眠已很不好，痰多又吐不出，打针也不管用，好了又犯，没有完全止过。有时因为咳嗽而无法卧床，只能日夜坐在沙发上。一九七一年入冬时，被诊断为大叶性肺炎，肺部的疾病又影响心脏。十月八日，他会见埃塞俄比亚皇帝塞拉西时说：“早几个星期前，我因为心脏病已经死了一次，上天去了，见了一次上帝，现在又回来了。”这种状况，以前没有发生过。

    毛泽东的病情急遽变化，是在冒着严寒出席陈毅追悼会以后不久。一九七二年二月十二日凌晨，尼克松访华前夕，毛泽东由于肺心病在心律失常的情况下严重缺氧，突然休克。当时情况极为紧张，周恩来闻迅后急赶到毛泽东居住的游泳池门口时，由于心情沉重和着急，许久都不下了车。但经过紧急抢救，毛泽东的神志才慢慢地清醒过来。

    经过这次重病以后，毛泽东的健康状况再也没有得到恢复。他离不开人了，常缺氧，随时需要吸氧。中央决定由周恩来、王洪文、张春桥、汪东兴四人负责他的医疗工作。还成立了毛泽东的医疗组，持续了一年多。[20]

    一九七三年十大期间，毛泽东还曾考虑成立一个以老干部为主的“顾问委员会”，还表示要作“顾问委员会”主席。当时他不是开玩笑，是真的要这样做。当然他也表示，我还是要管的，不仅“顾”，而且“问”。他的建议被提交大会讨论时，因为众人的反对，他只好作罢。从这件事可以反映出他已经感觉到自己的病情而对“后事”的某种担忧。[21]

    从上面引用的文献资料中，我们就不难理解毛泽东为什么在七二年、七三年就讲自己一生所做的两件大事了。

    2、毛泽东是在七三年后，身患重病的情况下进行的谈话。

    毛泽东在谈话中首先讲了自己谈这番话的原因，也就是根据自己的年龄和身体状况，可以对自己的一生作出总结了。

    他说：“人生七十古来稀”，我八十多了，人老总想后事。中国有句古话叫“盖棺定论”，我虽未“盖棺”也快了，总可以定论吧！

    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是在一九七三年以后进行的这次谈话。一九七四年六月中旬，毛泽东的健康状况再度出现明显问题。中央决定第二次为毛泽东成立了专门的医疗组，这次成立的医疗组工作了两年多，直到毛泽东去世。这时的毛泽东已经重病在身，步履蹒跚，但仍然头脑机敏，思路清晰。[22]虽然他总是以乐观的态度面对死亡，可自己也知道来日无多了，可以对自己的一生作出“定论”了，这才说出了那一番话。由此我们看到这几句话还是与毛泽东当时所处的实际状况吻合的。

    3、毛泽东干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把蒋介石赶到几个海岛上去了，建立了新中国。

    我们看到毛泽东在谈话中说道：

    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叽叽喳喳，无非是让我及早收回那几个海岛罢了。

    毛泽东讲的第一件事，我们可以从前面引用的吴旭君和张玉凤的回忆中得以证明。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成为抗日战场上的中流砥柱。经过八年抗战，赶走了日本侵略者，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这段话也是符合历史史实的。至于是不是在党内军内有些人向毛泽东提议极早解放台湾，这还有待于史料上的验证。

    有人可能会问，为什么在毛泽东生前没有解放台湾呢？

    这是由于在新中国成立后面临的国际形势和周边环境状况，以及由此产生的关于国家安全的战略防御重点决定的。

    新中国成立后，紧接着本来是要解放台湾的。但是一九五○年六月二十五日朝鲜战争爆发后，六月二十七日美国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阻挠我军解放台湾。由于解放台湾要进行渡海登陆作战，这就需要必须具备必要的海、空军力量的支持才能获得成功。当时人民解放军的海、空军还处于初建时期，力量比较薄弱，这样就给解放台湾带来很大困难。到了六十年代，随着中苏关系的恶化，苏联在中苏边境陈兵百万，虎视眈眈，对中国北部边疆地区构成严重威胁。美国在六十年代初发动侵越战争，后来又由特种战争扩大到地面战争，对中国南部边疆地区构成严重威胁。客观上中国处于美苏两霸的夹击之中。这个时候抗击美苏两霸，打破他们的战略夹击，就成为维护中国国家安全，进行战略防御的重点。虽然七十年代初中美关系开始实现正常化，但是随着六十年代末中苏边境武装冲突的产生，中苏之间关系紧张的局面没有改变，抗衡苏联仍然是中国国家防御的战略重点。在这种情况下，台湾问题就不得不延缓解决。我们看到，正是由于新中国成立后外国武装势力的干涉，当时海、空军力量的薄弱以及后来战略防御重点的影响，才导致当时没有及时收回台湾地区的。

    由此看来，毛泽东关于台湾问题的决策是有着实际原因的，这一段有关台湾问题的谈话也是有着现实依据的。

    4、毛泽东干的第二件大事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

    毛泽东在谈话中谈到第二件大事时说：

    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

    下面我们来分析毛泽东谈话中关于文化大革命的这几句话。

    从前面我们引用吴旭君和张玉凤的回忆中可以看到，毛泽东已经明确指出文化大革命就是他一生所做的两件大事之一。

    毛泽东在一九六六年十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在谈到文化大革命的发动时说：“我闯了一个祸，就是批发了一张大字报；再就是，给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写了一封信；再，我自己写了一张大字报。”“文化大革命这个火是我放起来的。”[23]

    由此我们看到，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发动起来的，他也明确说过文化大革命是他一生中所做的两件大事之一。

    在这个谈话中，毛泽东又明确指出对文化大革命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那么，这个判断到底有什么史实依据呢？ 

    在一九六六年十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当时不少高级干部不能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毛泽东很着急，对他们进行了大量的说服工作。他说：“现在学生不是冲得厉害吗，没有设想到的事情来了。来了就来了。这一冲，我看有好处。过去多少年我们没有想的事情，这一冲就要想一下了。无非是犯一些错误，那有什么了不起的呀？路线错误，改了就是了。谁人要打倒你们呀？我是不要打倒你们的，我看红卫兵也不一定要打倒你们。”[24]

    “这一次会议的简报，差不多我都看了。你们过不了关，我也着急呀。时间太短，可以原谅，不是存心要犯路线错误，有的人讲，是糊里糊涂犯的。也不能完全怪刘少奇同志、邓小平同志。他们两个同志犯错误也有原因。”[25]

    毛泽东苦口婆心地说服工作没有取得什么成效，最终以上海“一月风暴”为标志，掀起了全面夺权的浪潮，大批干部遭到冲击，或被打倒。在这种情况下，才出现了“二月逆流”。当时“二月逆流”中的谭震林在情急之下，甚至连后悔现在还活着、后悔入党、后悔跟着毛泽东上井冈山闹革命这样的话都说出来了，陈毅否定延安整风运动，他们还说文化大革命是党的路线斗争中最残酷地一次等等。最后在毛泽东的严厉批评下，将这股风压了下去。

    九一三事件后，加快了解放干部的步伐。许多在文革中被冲击或打倒的老干部纷纷走上领导岗位，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则是邓小平。但是这些复出的老干部对文革的认识与当初相比并没有什么变化。邓小平用三项指示为纲代替毛泽东提出的以阶级斗争为纲，通过整顿来扭转文化大革命的方向，最后又拒绝了毛泽东要他对文化大革命做个决议的要求。[26]这使毛泽东非常忧虑，也使毛泽东看到了在党内高级干部中潜存着的强大的反对文革的力量。因而毛泽东才说：“一些同志，主要是老同志思想还停止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对社会主义革命不理解、有抵触，甚至反对。对文化大革命两种态度，一是不满意，二是要算帐，算文化大革命的帐。”[27]

    “要注意老中青三结合。有些老同志七八年没管事了，许多事情都不知道，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何论魏晋。有的人受了点冲击，心里不高兴，有气，在情理之中，可以谅解。但不能把气发到大多数人身上，发到群众身上，站在对立面去指责。周荣鑫、刘冰他们得罪了多数，要翻案，大多数人不赞成，清华两万多人，他们孤立得很。”[28]

    毛泽东这里指出了有些老干部被解放后，不仅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而且还要翻案，算帐，这种动态值得警惕和注意。

    从以上我们引用的若干反文革的文献资料中就可以看到，不论是在文革发动的时候，还是在文革后期都存在着强大的反文革的力量。这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警觉。他采取了种种措施来教育、批评、分化、瓦解这股力量，但是并没有取得实质性成效。这是毛泽东最忧心的。

    这样我们看到，毛泽东说的对文化大革命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是有事实依据的。

    毛泽东把文化大革命看作他一生所做的两件大事之一，由此可见文化大革命在他心目中的地位。有人可能要问，他到底为什么要发动文化大革命呢？为什么在那么多人的反对下，他仍然坚持认为文化大革命的方向是正确的呢？

    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文化大革命，也就是他为什么要采取文化大革命的方式来解决我们党和国家内部存在的问题，我们可以从一九六七年二月三日毛泽东与阿尔巴尼亚代表团的谈话中初见端倪。

    在这次谈话中毛泽东说：“一九六二、六三、六四、六五、六六，五年的时间，为什么我们有不少工作没有做好？不是跟你们讲客气的，是跟你们讲真话，就是我们过去只抓了一些个别的问题，个别的人物。”“此外，还搞了一些在文化界的斗争，在农村的斗争，在工厂的斗争，就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有些情况你们也知道。这些都不能解决问题，就没有找出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29]

    从毛泽东的谈话中我们看到，并不是一开始就要搞文化大革命，正是因为过去进行的斗争解决不了问题，才不得不采取了文化大革命的方式。毛泽东的这个说法还可以从邓力群的一个讲话上得到印证。

    邓力群在国史讲话中说：“有一件事，是有林对我讲的。彭真说过，毛主席曾经想用整风的办法，解决上面讲到的党内在意识形态、思想领域、政治领域中存在的分歧，但是后来采取了‘文化大革命’的办法。彭真说，这件事他还不能讲。刚才我还问有林，有林说，一直到彭真去世，他也没有搞清楚。究竟是怎样一回事？不清楚。彭真到去世也没有能够把这件事说清楚，但是现在我们看毛泽东与外宾的谈话记录，从中多少可以看出问题的一点脉络。”[30]

    从邓力群的国史讲话中我们看到，他也觉得毛泽东与阿尔巴尼亚代表团的谈话透露出了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一些信息。

    在文革发动前，彭真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北京市委书记等重要职务，在中央书记处协助总书记邓小平处理书记处的日常工作，是处于中央核心领导层的一位重要领导人。他当然清楚为了解决党内存在的分歧，毛泽东由整风转为文革的真实原因。在文化大革命已经被中央全盘否定的情况下，如果这个原因是有利于否定文革的，彭真是不会有什么顾忌的。从他对自己熟识的同志也不愿意说出这个原因来分析，我们可以肯定地说这个原因不仅不利于全盘否定文革，反而会有利于进一步说明文革发动的必然性和合理性，还可能会导致对文革的肯定。这就与中央对文革的定性和评价背道而驰了。因而彭真就不得不把毛泽东由整风转为文革的真实原因带进了棺材里，到死也不肯说出来。这到底是因为他坚强的党性呢，还是他放弃了自己信守的“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诺言？[31]值得我们深思。

    下面我们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出发，来分析文化大革命及其指导理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出现的原因。

    我们知道，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中，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又反作用于生产力；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中，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又反作用于经济基础。一般地说，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起着决定性作用；特殊地说，在一定条件下生产关系对生产力、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又起着决定性作用。[32]

    那么，这两个基本矛盾之间又是什么样的关系呢？

    我们知道，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基础，也就是说生产关系和经济基础之间是同一的。这样社会主义社会的这两个基本矛盾之间就形成了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之间的辩证统一。正是由于他们之间的矛盾运动，才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推动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前进。

    由上面的分析可知，一般地说，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特殊地说，在一定条件下上层建筑又决定经济基础（生产关系），经济基础（生产关系）又决定生产力的发展。

    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出发，并结合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践，毛泽东在经过深入地思索后认为“单有一九五六年在经济战线上（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并且是不巩固的。”“必须还有一个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33]

    我们知道，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政治法律道德和社会意识形态，构成社会的上层建筑。毛泽东说的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也就是上层建筑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建立起来了。这标志着在生产关系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取得了决定性胜利。但是在生产关系的其他方面，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还没有得到根本的改造，在分配领域还存在着资产阶级法权。这说明生产关系的社会主义革命还没有最终完成。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基础上，还要进行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也就是上层建筑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只有完成了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才能巩固经济战线上社会主义革命的成果。否则的话，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成果就难以获得巩固，甚至还会得而复失。由于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进行的，也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第一次革命；而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则是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进行的社会主义革命，因而称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来源。

    在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也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从一九五七年就开始了。为了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取得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进行了艰辛的探索，从五七年的整风反右到五九年的反右倾斗争，从六二年的反右倾斗争到随后开展的“五反”和“四清”运动，就是探索过程中的主要事件。令人遗憾的是，这些探索都没有能够取得实质性成效，最后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毛泽东才决定通过文化大革命的方式，来完成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

    从以上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文化大革命发动的原因是复杂的。毛泽东是在过去进行的斗争和运动都不能有效解决问题的情况下，才采取了文化大革命的方式，公开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发动群众来揭露我们的黑暗面。他想通过这个方式，来进行反修防修，使中国沿着社会主义的道路前进。

    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文化大革命的实践到底有没有必要，正确不正确呢？

    我们看到，三十多年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曲折发展给我们提供了沉痛的教训。

    苏联进行了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以后，却没有接着进行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这样尽管经济建设上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显示了比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更高的生产效率，即使西方资产阶级的铁杆政治家也感觉到了苏联发展的咄咄逼人，意识到苏联有可能将他们“挤出世界市场”的严重“威胁”。[34]可是由于苏共没有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继续进行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结果苏联出现了特权阶层，这个阶层的政治代表就是从赫鲁晓夫到戈尔巴乔夫的修正主义集团，在篡夺了苏联党和国家的领导权后，终于酿成了苏共亡党、苏联解体和东欧巨变的历史悲剧。
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失败，标志着在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失败。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失败，致使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成果最终也难以获得巩固。我们看到一九七八年后，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我国生产资料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业已失去，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成果已经丧失。两极分化日益严重，广大的工人农民的主体业已沦为雇佣劳动者。这从反面证明了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光辉。

    三十多年过去了，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以及在这个理论指导下进行的文化大革命的实践已经被历史证明是正确的。令人叹惜的是，这种真理的光芒是通过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曲折和动荡从反面来迸射出来的。损失是痛心的，教训犹为深刻。这是每一个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都不得不深思的问题。

    5、毛泽东关于自己身后权力交接方式的两种估计。

    毛泽东在这个谈话中还讲到了在自己身后党的领导权在交接方面出现的两种可能性。

    毛泽东说：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

    在这段谈话中，毛泽东说“这两件事没有完”，到底有没有事实依据呢？

    我们看到，第一件事没有完，指的是台湾地区没有收回，这倒好理解，没有什么疑问。也就是毛泽东生前没有收回台湾地区，交班时要把这个任务交给下一代。

    那么，第二件事文化大革命也没有完，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其实，毛泽东在一九七五年十月至一九七六年二月间就曾指出：“为什么列宁就没有停止呢？民主革命后，工人、贫下中农没有停止，他们要革命。而一部分党员却不想前进了，有些人后退了，反对革命了。为什么呢？作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35]

    毛泽东在这个谈话中明确指出了广大的工人、贫下中农要求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这里既包括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也包括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可是一些党员干部却为了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反对社会主义革命。他还列举了党内反对合作化和批资产阶级法权的例子。接着他就明确指出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对象就是共产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里特别引人注目的是他说的“走资派还在走”的话，这表明党内走资派还在进行着反对社会主义革命的活动。这也就在客观上说明文化大革命的任务还没有完成。

    他在一九七五年十月至一九七六年二月间的指示中还说：“对文化大革命，总的看法，基本正确，有所不足。现在要研究的是在有所不足方面。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看法不见得一致。文化大革命犯了两个错误，1、打倒一切，2、全面内战。打倒一切其中一部分打对了，如刘、林集团。一部分打错了，如许多老同志，这些人也有错误，批一下也可以。无战争经验已经十多年了，全面内战，抢了枪，大多数是发的，打一下，也是个锻炼。但是把人往死里打，不救护伤员，这不好。”[36]

    在这一段指示中，毛泽东提出了用三七开来评价文革，主张文革七分成绩，三分错误。他指出了文革的错误主要是“打倒一切”、“全面内战”。他在指示中主要谈的是文革的错误方面，要求大家研究的也正是这个方面，以求纠正文革错误，完成文革的任务，取得最后的胜利。从毛泽东在指示中说要研究文革的不足来看，文革的任务也还未完成。

    从以上我们引用的毛泽东关于文革的指示来看，不论是批判走资派还是纠正文革的错误方面，还需要有不少工作要做，文革的任务还未完成。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交班时也就不得不将没有完结的文革交给下一代了。

    由此我们看到，毛泽东说的“这两件事没有完”是有史实依据的。

    毛泽东在谈话中接着又讲了交班的两种方式：一种是和平交班；一种是动荡中交班，甚至会出现“血雨腥风”的局面。

    和平交班当然是最好的方式。这也是容易理解的。动荡中交班，甚至还会出现“血雨腥风”的局面，这到底是毛泽东的多虑呢，还是透射出他的深邃和远见呢？我们下面来进一步分析这个问题。

    十大以后，党内形成了以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为代表的文革新锐势力和以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为代表的党内老干部势力。前者简称文革势力，是党内的左翼；后者简称保守势力，是党内的右翼。这两股力量，围绕周恩来、叶剑英与美国人会谈的态度、批林批孔批走后门、出席特别联大我国代表团的人选、风庆轮事件、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批判经验主义等问题进行了激烈争论，这种争论和较量最后以邓小平试图扭转文化大革命方向的全面整顿和随后掀起的反击右倾翻案风走向高潮。[37]比如一九七四年十月王洪文“长沙告状”[38]与一九七五年六月邓小平“策反马天水”[39]就是这种较量中的典型事例。

    在争论激烈时，有时连政治局会议也开不下去了。双方都在积极地争取毛泽东的理解和支持。毛泽东从大局出发，不断地做着双方的工作，希望能够缓和矛盾，团结起来，完成文化大革命的任务。但是从党内的态势和当时的发展状况看，却并不令人满意。这令毛泽东十分忧虑。

    党内存在的这种状况，不能不令毛泽东深思：如果一旦他不在了，能不能以和平的方式完成权力的移交？毛泽东说的交班时可能出现“动荡”和“血雨腥风”的局面，是不是仅仅是毛泽东的一种主观想象，后来到底有没有出现这样的征兆和迹象呢？我们看下面的文献资料。

    我们知道，毛泽东九月九日去世，十月六日华国锋、叶剑英就下令抓捕了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等人。我们现在不再叙述其中策划的具体过程，但是从双方部署及准备状况来看，当时是险些要发生“血雨腥风”的局面的。

    据当时参与密谋抓捕江青等人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北京市委书记吴德事后回忆说：“（10月）3日或4日，我到华国锋处商量事情时华国锋提出，叶帅告诉他北京军区在昌平有个坦克六师，张春桥的弟弟张秋桥常去那里去活动，叶帅对这个师的情况不放心。

    华国锋问我如果这个部队违抗中央的决定，支持‘四人帮’，把部队开进北京市区来，北京市有没有力量把它拦住。

    我对华国锋说：有无把握，我得问一问北京卫戍区。”

    “我和华国锋谈完话，就去找了吴忠（吴忠时任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引者注），向他谈了中央解决‘四人帮’的考虑和决心。

    吴忠向我保证说：北京的卫戍部队有能力保卫首都安全，请中央放心。

    吴忠告诉我，在坦克六师旁边，北京卫戍区驻有一个坦克团，如有情况，可以起作用。”[40]当然后来实际表明这个师毫无问题。[41]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我们在引用当事人的回忆时，采用的是当事人回忆中的事实真相，而并不表明我们同意当事人的政治倾向。

    虽然坦克六师后来证明没有问题，但从吴德的回忆看，不论是华国锋还是叶剑英已对此保持着高度警惕，并作了充分的准备。一旦出现异向，就采取果断措施把它“拦住”，也就是下定了动武的决心。

    王洪文和张春桥控制的上海根据当时的政治形势，也做了必要的准备。

    还在毛泽东病重期间的8月下旬，徐景贤、马天水、王秀珍就根据王洪文、张春桥的指示，突击发放武器，加紧装备上海民兵。共发枪7.4万多枝、炮300门、枪炮弹药1000多万发。他们还密谋策划、制定了一个以“反击”为代号的“防止反革命暴乱实施方案”，命令每天有1万名民兵、200辆汽车值班待命，并组织民兵“夜间拉练”，实际上为应付突出事件作预演。在毛泽东逝世的第二天，他们又在20小时内突击下发子弹600多万发，炮弹1.5万发。进行所谓“战备演习”。上海市委领导人还到民兵指挥部突击检查，部署应急力量，也已经作了具体准备。[42]

    从上面引用的文献资料中我们可以看到，在张春桥、王洪文的指示下，上海为了应付突发事件，发放了武器弹药，还进行了演习，这表明他们不仅从思想上认识到了当时政治形势的严峻性，而且也已经作了必要的准备。当然毛泽东逝世后，上海第二天发放武器弹药和进行“战备演习”，是根据中央军委的“一号战备命令”进行的。

    在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被抓捕后，当上海市委的主要领导人徐景贤、马天水、王秀珍证实这一消息后，召开了市委常委会，确定对策。徐景贤后来回忆说：“朱永嘉首先发言，说我们应当把民兵拉出来打，打它一个礼拜不行，打它三天五天也好，就像巴黎公社一样。

    我听了朱永嘉的发言，知道他的话是有依据的。他主张把民兵拉出来打，和我的想法是一致的。”[43]

    从徐景贤的回忆看，朱永嘉是主张打的，他的想法和朱永嘉是一致的。后来朱永嘉对这件事也有一个回忆。他说：“我讲了那么多话，怎么可能没事？在上海市常委会上我主张对抗，我说打嘛，干嘛，打他个巴黎公社，虽败犹荣。虽然没有对抗的资本，但当时思想上是这样的。

    决策权不在我手上，在马天水、徐景贤和王秀珍手上。马天水后来妥协投降了，那我也没办法可想了。我的意见，在下面写作班里支持的人占多数。但在领导层里面，他们权衡利弊，最后妥协，免得血肉拼杀。”[44]

    从朱永嘉的回忆看，他和写作班的多数人是主张打的。当然明明知道打则必败，但是仍然以巴黎公社自比，认为虽败犹荣，在当时态势下这种政治勇气是令人赞赏的。但是他们手中并没有决策权，决策权在马天水、徐景贤和王秀珍手中。最后领导层在权衡利弊后，马天水妥协了，这才免得了一场血雨腥风局面的出现。

    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到，当时张春桥和王洪文虽然预感到了他们处境的风险，但是也并没有明确告诉徐景贤、马天水和王秀珍等人一旦我们如遇不测，你们应当进行武力抗衡。否则的话，在上海市委常委会上决策时就会有所反映，也不会轻易做出妥协的决定，同时在他们的回忆中也不会漏掉这个情节。

    我们还可以从密谋抓捕江青等人的参与人吴德的回忆中可以看到当时可能出现“动荡”和“血雨腥风”局面的征兆和迹象。

    吴德说：“当时的情况确实复杂。一些被‘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牢固控制的单位和长期经营的地区都出现了对抗中央的苗头，一些追随‘四人帮’的坏人就公开攻击党中央领导的粉碎‘四人帮’的行动是‘右派政变’、‘军事政变’。有些地区甚至出现了叛乱的迹象。为此，中央政治局每天都开政治局会议，政治局的同志与各省、市、自治区的负责人分别谈话，通报粉碎‘四人帮’的情况，及时了解各地的动态，交换问题处理的意见。

    鉴于上海是‘四人帮’帮派势力较大的地方，又有叛乱迹象，中央政治局先找了江苏、浙江和南京部队负责同志到北京谈话，要求他们注意上海情况。中央政治局随后通知上海市委书记马天水来北京谈话。中央与马天水谈话时，马天水坚持其顽固立场，陷入‘四人帮’的帮派体系中不能自拔，表示反对隔离‘四人帮’，他说隔离审查是错误的。这次谈话以后，马天水竟通知上海的徐景贤、王秀珍等人说，‘四人帮’出事了。徐景贤、王秀珍开始策划上海武装叛乱。后来，中央干脆通知让徐景贤、王秀珍到北京来一起谈‘四人帮’的问题。在大势所趋的情况下，他们不敢以卵击石，被迫取消了叛乱行动。

    这以后，中央政治局开会决定：为了进一步控制上海局势，解决上海问题，派苏振华、倪志福、彭冲到上海分别担任市委第一书记、第二书记、第三书记。当时考虑苏振华是海军政委，可以指挥东海舰队；倪志福是上海人，劳动模范，在上海有一定的影响；彭冲是江苏省委书记，江苏邻近上海。苏、倪两位把上海局势稳住后，就由彭冲主持工作了。”[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