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3月5日—13日，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举行，34名中央委员、11名候补中央委员聚集在中国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共商民族大计。毛泽东在会上指出：“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两个务必”的论断，是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是中国革命精神的凝结和升华，是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继承和发展，是保持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先进性与纯洁性的思想武器。它不但对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国家独立、民族解放和人民民主的胜利具有历史价值，而且对于中国共产党巩固执政地位、走向伟大复兴、实现中国梦想具有现实意义。“两个务必”与拨乱反正、改革开放、“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中国梦”一脉相承。

    一、靠“两个务必”夺取全国胜利、敲响历史警钟、提交考试答卷

    “两个务必”论断的提出时间，正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的前夕，这一时期民心所向、胜利在望，用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和艰苦奋斗的精神统一全党思想、凝聚民族力量去夺取全国胜利显得尤为必要。

    1、夺取全国胜利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从1948年9月打响，到1949年1月大获全胜。中国共产党取得三大战役的胜利，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的形势基本确定。蒋介石曾于1949年元旦发出求和声明，企图用假和平作缓兵之计。为了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毛泽东在1949年新年献词中发出“将革命进行到底”的伟大号召。

    在捷报频传的背景之下，为了防止出现骄傲自满的情绪和贪图享乐的作风，毛泽东再一次告诫全党同志不要妄自尊大。七届二中全会正确估计了形势、明确了自身的责任。三大战役后，虽然国民党主力部队已经被基本消灭，但就全国而言，还有100多万残余力量分散在各地，要根据不同地域特点用不同的方式打歼灭战。天津方式是用战斗的方式，北平方式是用和平改编的方式，绥远方式则采取暂时不动的方式，待条件成熟后按照人民解放军的制度进行改编。会议指出，天津方式仍然是首先注意和必须准备的方式，但是，在当时的形势下，按照后两种方式解决问题的可能性是增加了，应当注意和学会运用这些方式。

    毛泽东此时提出“两个务必”，要求全军将士一鼓作气夺取全国最后胜利。他在1949年4月用“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的诗句鼓舞了军民士气，吹响了进攻南京、解放全国的号角。

    2、敲响历史警钟

    毛泽东提出的“两个务必”，意在提醒全党不能被刚刚取得的胜利冲昏了头脑，而要时刻保持清醒和警惕。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后，所面临的历史任务会更加艰巨，全体党员和党的干部必须继续发扬我党长期以来所保持的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始终坚持艰苦奋斗的精神，绝不能因为骄傲自满、贪图享受而脱离人民群众，导致人亡政息。

    毛泽东提出“两个务必”，可见其远见卓识。实践证明，在此后50多年的执政历程中，“两个务必”始终是党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重要法宝。建国初期，有少数党员领导干部忘记“两个务必”而背叛了党和人民。1951年，因贪污而震惊全国的天津地委书记刘青山、行署专员张子善，就是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所说的被“糖衣炮弹”所打败的人。高岗、饶漱石事件则是因骄傲自满、个人主义恶性膨胀的典型代表。他们忘记了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忠告，不能戒骄戒躁，不能艰苦奋斗，不能与人民群众同甘共苦，最终走上了自我毁灭的道路。

    正如刘少奇在1954年党的七届四中全会上所指出的：“我们从来反对任何党员由满腔热忱地勤勤恳恳地为人民服务的高贵品质堕落到资产阶级的卑鄙的个人主义方面去。” 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两个务必”，目的就是为了警醒全党，在夺取政权后，各级领导干部要继续保持人民公仆的本色，始终坚持党的宗旨，把人民的利益放在高于一切的位置。

    3、提交考试答卷

    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的“两个务必”，与“五大书记”进京“赶考”思想认识相一致。1949年3月23日，毛泽东率领中共中央机关从中国革命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西柏坡赶往北京的路上，幽默地对周恩来讲：“我们今天去北京，就是进京赶考嘛！我们决不能当李自成，希望考个好成绩”。他把进驻北京，开启新中国建设大业，实现由革命党过渡到建设党的大转折形象地描述为“进京赶考”，这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忧患意识的集中体现。“考个好成绩”即是中国共产党要为人民当家作主，做到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幸福。

    中共中央机关到达北京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军在毛泽东“两个务必”的警钟长鸣下，于1949年4月23日深夜渡过长江。4月24日清晨，解放军先遣部队直奔南京城，将胜利的红旗插上“总统府”的门楼上，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从此以后，中国共产党真正成为中国人民的领路人。1949年9月21日至9月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京举行，各民主党派、各界人士共商国是。1949年10月1日下午2时，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在首都北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委员共计63人出席会议并就职。会议一致决议：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接受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为政府施政纲领。下午3时，北京30万军民在天安门广场举行集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从此，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都在不停地参加考试，不停地书写答卷，不停地接受人民的评判。

    二、靠“两个务必”探索建设道路、坚持改革开放、践行三个代表

    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后，摆在面前的重要任务是把一个贫穷、落后的旧中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的新中国，让一个占全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大国巍然屹立于世界东方之林。

    1、探索建设道路

    新中国成立后，近百年内忧外患给国家带来的满目疮痍、百废待兴的历史责任落在中国共产党人的肩上。面对国民党反攻大陆的嚣张，面对帝国主义把战火烧到鸭绿江畔的挑衅，面对战争创伤后的一穷二白，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人和执政者，始终牢记“两个务必”，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艰难地将新中国建设事业向前推进。

    新中国成立之初，国民经济濒临崩溃边缘。1949年同旧中国生产力发展鼎盛时期的1936年相比，工业生产下降50%，钢产量由92万吨降到15万吨，原煤由6000多万吨降到3000多万吨，棉纱由245万锭降为180万锭；农业生产下降30%多，粮食产量由2700多亿斤降到2100多亿斤，棉花由1600多万担降到800多万担。交通运输（包括铁路、公路、河运、海运、空运）处于瘫痪状态。为了恢复国民经济，国家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步骤和措施：一是废除帝国主义在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特权；二是没收官僚资本，发展国营经济；三是全面开展土地改革，发展农业生产；四是保护和发展私营工商业；五是统一财经工作，稳定市场物价。仅仅用了三年时间（1950～1952年），就使国民经济的主要指标超过抗日战争前的历史最高水平，保障了物资供应，较大改善了人民生活。1953—1956年我国实行了对私营资本工商业三大改造，在较短时间实现了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1956年中共八大召开，成为中国共产党探索建设社会主义道路，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轨道的良好开端。
中国共产党正是始终践行 “两个务必”，继承和发扬光荣传统，保持优良作风，从而赢得了广大党员和全国人民群众的信任，极大地调动了全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的积极性，确保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稳步前进。

    2、坚持改革开放

    新中国成立之初，执政者由于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验不足，在探索中走了一些弯路，出现了一些失误，从1958年开始，反右斗争扩大化，盲目冒进的指导思想和五风盛行的工作作风，造成国民经济严重困难，特别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导致文化大革命的灾难在这个持续蔓延十年之久。这些付出沉重代价的教训让中国共产党人痛定思痛，深刻反思。

    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具有转折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不但实现了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而且揭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中国人民走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进入了强国富民的新时期。面对改革开放下的新形势、新任务，中国共产党人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继续坚持和发扬“两个务必”的光荣传统，在一手抓经济建设的同时，一手抓思想教育，取得了国家强盛和人民富裕的伟大成就。

    “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是“摸着石头过河”，是前人没有做过的探索，没有可供借鉴的经验和模式。邓小平在总结改革开放前十年的经验时这样说，这１０年我们物质发展了，生活水平提高了，但“没有告诉人民，包括共产党员在内，应该保持艰苦奋斗的传统。坚持这个传统，才能抗住腐败现象。所以要加强对人民进行思想政治工作，提倡艰苦奋斗”。  30多年来，我国实现了由贫困到温饱，由温饱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两次大飞跃；经济体制也从计划向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以及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循序渐进的大转变。这些飞跃和转变的轨迹，也印证着“两个务必”在不断发展变化的新形势所赋予的与时俱进的时代特征，成为推动改革开放的精神力量和思想保障。

    继往开来的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带领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在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赶考”中，经受了经济、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等各种挑战和考验，使经济持续增长，改革开放方兴未艾。

    3、践行三个代表

    党的十六大召开后，新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率领中央书记处的同志走进西柏坡，重温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号召全党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牢记“两个务必”，从自身做起，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大力发扬艰苦奋斗的作风，为实现党的十六大确定的目标和任务努力奋斗。胡锦涛指出：我们党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进京赶考”，取得了优异成绩。我们今天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这场考试的继续。他要求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团结一致。“在这场考试中经受考验，努力交出优异的答卷”。

    党的十六大之后，党中央把破解世界经济通胀的难题作为重大课题进行研究。2003年11月在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上，适时地创造性地提出科学发展观，用新的理论指导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正确应对国际复杂多变的新形势和对国内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管理的影响。科学发展观的提出，为全党在新的形势下如何坚持以人为本；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进一步发扬“两个务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了更好地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2004年9月，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在这个决定中，党把作风建设上升到执政能力的高度，明确告诫全党同志：“要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牢记‘两个务必’，坚决惩治腐败，坚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决定》还提出大兴求真务实之风，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要求做到“三个坚持三个反对”，其中之一就是“坚持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坚决反对骄傲自满，铺张浪费”。

    为进一步推进党的建设工程实施，落实党的十七大和十七届四中全会精神，2010年5月，党中央部署了在全党开展创先争优活动。这个活动是进一步落实科学发展观、推进党的组织建设、思想建设和作风建设的又一重大举措。党的作风建设进一步深化，使“两个务必”深入人心，明确要求创建先进基层党组织要努力做到“五个好”，争当优秀党员努力做到“五个带头”，这些要求和措施都渗透着“两个务必”的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