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1947年初，国民党反动派对延安发起大举进攻。胡宗南的几十万军队，呼啦一下子就压向延安，妄图在最短时间内，把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队伍，把陕甘宁边区的革命政权，把这个革命的红色根据地，统统消灭掉。然而，用兵如神的毛主席胸有成竹、指挥若定，早已为保卫延安、保存革命力量和革命根据地，做出了暂时撤离延安的战略转移决策。因为延安是我们的。我们想走就走，想回就回。延安抚恤委员会主任何炳文和妻子蒲文清，带领一支特殊的队伍，行进在疏散转移的、危险而艰难的路上。最终胜利完成任务。这里记录的共6篇转移途中的真实故事。母亲蒲文清全部看过。她总的评价是：没有胡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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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稿：撤离延安，情难舍、意难离

    特稿：艰难的转移路上

    特稿：东渡黄河

    坚持走了大半夜的这支“队伍”，实在是再也迈不开步了。父亲明白，不管大人还是娃娃，是战士老乡，还是牲口，都已经到了极限。父亲急于要找可以休息宿营的地方。可是天还没有大亮。咋办？父亲只好让一个叔叔快步朝前走去，看看有没有人家。不一会这人就返回来说：“前面除了黑就是黑，连个星火也看不见。”父亲听后心里一惊，对大家说：“那我们还要继续走，一会儿也不能停。只要一停下来，大人娃娃不饿死也会被冻死。娃娃们是绝对经受不住，他们太累了。”

    可父亲心里明白，白天的黄河滩上都那么难走，这夜晚就更不用说了。咋办？坚持走！

    就这样，一队人马在黑暗中、在饥饿中、在寒冷中，一直坚持走到天蒙蒙亮。

    天终于有些启明了，但仍不见有人家、村落。正当大家一筹莫展的时候，见对面走过来两个人。父亲立即警觉起来。等他们走到跟前，才在微弱的天色中看出是两个老百姓。经过盘问，知道他们就是这里的人，家就在前边不远处。他们说，是看到这边恍恍荡荡一队黑影才走过来看看。他们反问父亲是干什么的，要到什么地方去。柳叔叔没有说实话，只说是去前边。父亲又问他们去那里？他们说是民工，是受兵站派去抬伤员的。父亲又问他们多大了？他们一块回答16岁。父亲说我们要去离石，问他们还有多远，又问他们怎么走能近些。他们说还有好几十里。又告诉父亲说，这达离村子可远，可是离他们住家不远，再往前走走就到了。那个个子高些的又告诉父亲，他们两家挨着，院墙豁着口子，院里有棵大柿子树。另一个头上包着白毛巾的说：“你们到我家把衣服烤干，让我娘煮锅汤，吃完天就大亮了。要睡就休息一下，不睡就走。”说完，就着马灯的亮光看到蜷缩着的我说：“这娃全湿了，冻透透的了吧。来，快把我的棉袄穿上。”话音刚落，就毫不犹豫地把身上的衣服脱下来递给老杨，打了个寒战说：“快叫娃换上！”

    小马灯的光亮虽然很小，但在场的人都看清了，那脱下衣服的后生竟光着膀子。老杨忙说：“娃呀，里面一件衣裳都没有咋敢脱嘛！你快穿上，我们没下水的人还有衣服！快些穿上！”周叔叔、柳叔叔还有个不熟悉的人都在找。这时，母亲把蒙在小弟弟身上的小夹被，和她脱下的一件衣服递给那后生，叫他赶快穿上。那后生接过说：“我这衣是棉的，快给这小娃换上。我穿你们两件单衣服就行了！”

    大家动情地看那两个后生。架窝子里的孩子们都醒了，因为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所以都不敢吭声。

    父亲果断地做出决定：相信这两个后生。照他们说的，先去他们家看看，再找兵站联系是宿营休息还是继续出发。于是，父亲叫大家动作快些，说马上赶路。父亲还说：“我们必须在天亮之前赶到后生的家，要不会出事哩！”说完，父亲和母亲都催促两个后生快走，让他们放心去赶任务。

    全队都准备好就等走了，可两个后生都没有起步。父亲就催促他们快些：“娃呀，快走！我们赶到你家烤衣服就是了！”

    那两个后生再没说什么。只见他们穿好衣服，拴好腰上的带子，双手交叉抱着肩头，向来的路返了回去。在场的人都没来得及说一句感谢的话，也没有来得及问个姓名，看着他们很快消失在黎明前的黑暗之中。

    我们找到了他们的家时，天差不多大亮了，能看出他们是邻居。所谓的院子里，其实就没有院墙。房前的空地上，除了有些干树枝子，其余什么都没有。

    母亲怕惊动院子里的鸡或是看门的狗，就轻轻地叫醒了一家的门，碰巧是那脱衣服后生的家。来开门的女人有40来岁，还不能叫老太太。她仔细看看门外大大小小的人、马、和毛驴，什么也没问什么也没说，就叫我们赶快进去了。原来，是那两个后生又返回家跟她说了我们的情况，同时换了件破棉衣。走时还把脱下来的衣服叠好，告诉他娘，等我们来烤衣服时还给我们。他又对他娘说我们都是队伍上的人，要去离石，看能不能想办法送送。父亲、母亲和所有的人听罢这话都特别感动。

    这家老乡的两间破房里四壁皆空，快塌的灶台上架着一口破铁锅。母亲又从和老乡的问话中知道，这两家的男人都被派去兵站服务了，两个娃也时不时去当民工，家里生活苦哈哈。可为了给我们烤衣服、煮汤、烧开水，他们里里外外地忙。把藏在炕洞里的破布袋都掏了出来，将里面仅有的一点点杂豆和麸子都放在锅里煮。为的是能让那锅汤稠一点，好让我们能多顶些时候。末了，还帮助把水壶灌满开水。

    这家老乡烧火煮汤的时候，那家老乡好像想起了什么，扭头就往她家屋子里跑。不一会儿又返回来了。只见她进门就把手中的簸箕扣到炕上：原来是冻柿子和柿饼。烧火的老乡过来说：“这不是给你娃留下他抬担架带的嘛？你咋给拿出来了呢？”“娃刚刚回来说了呢，叫拿出来给他们吃呢。”父母和屋里的叔叔们都听到了她们的对话。母亲忙说：“那可不行！我们有纪律，不准拿群众的一针一线。怎么能拿你们过生活的东西！要不得要不得！”父亲和几个叔叔也都连连解释。可是，这老乡就是不听。那个老乡也来帮她的忙，一个劲儿说：“是娃说的，就不要再说咧！你们不要，娃知道要说她，娃他大（爸）知道也定是饶不过她呢。快快收起来，啥也不能再说了。”

    还能再说些什么呢？但是我后来知道，父母只是拿了几个柿饼。那冻柿子是贵贱不能拿的。因为这里的河滩地太贫瘠，什么庄稼、菜的，即使种下去也没有收成。整整一个冬天，这里的老乡，几乎都是把冻柿子化开泡着糠和麸子饼饼吃的。

    父亲、母亲、杨爷爷和叔叔们，虽然只是拿了几个小小的柿饼；虽然没有亲耳听见两个后生托付给他们母亲的话，但都被这黄河人家的真情打动，并对他们充满感激。尤其对两个只有16岁的黄河少年，充满崇敬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