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都承认北京晚报是大受群众欢迎的报!交南大街虽然有个点，但因为卖报的老人不开嘴喊叫，总是等人来买，所以每天卖出的报纸很有限。所以母亲提出到街市去买卖晚报，而且她自己带头去叫卖。母亲还想好了，她就去离服务站最近的交通部大门口的空场儿了。

    交通部是个大单位。在这里上班的人特别多。他们下了班不用着急费劲，不用往别的地儿赶，在下班的大门口就能买份晚报回家，这有多好啊。再说，大楼坐西朝东，下午的太阳根本晒不着大空场儿，所以在这里聊天、乘凉的人好多。好些看孩子的老人，也喜欢在这儿扎堆凑热闹。再加上在这里等车、歇脚来来往往的人们，这里着实在是个好卖晚报的好地方。

    母亲不但看上地方，而且还不顾众人相劝、阻拦，执意要自己带头上阵。她说：“我是从交通部退休的，我爱人又在部里工作，没有人比我就在这里买晚报更合适的了。”“再说，我嗓门儿大，喊叫声音高，保证来买报的人多。”

    郝佩珍、陈玉梅、小刘等几个委员都不同意。她们说母亲是主任又是站长，又是从交通部退休的，况且我父亲当时还是办公厅副主任，哪能让我母亲上部门口去买晚报呀。还有人说：“一张晚报两分钱，老红军去买报，还是在她原来工作单位门口，还不够寒碜呢？就是卖上100张又怎么样。快拉倒吧！钱赚不回多少，让老红军丢失面子的事可不能干。”

    母亲则不以为然。她说：“这面子多少钱一斤？面子再重再大，也没有我们服务站的事业重大。我们只要大大方方地把晚报卖起来，就有自信了。” 母亲还说：“我还觉得卖报挺光荣呢。现在咱们讲的不是能挣多少钱钱，也不是我老蒲脸面好看不好看， 而是我们大家白手起家、共同努力、排除万难打开局面的问题。万事开头难，卖报的事就从我开始了！”母亲力图说服大家，就接着说：“卖一张报就方便了群众，挣一分钱也是站里的。我怎么啦，我怎么就不能站在交通部门口卖晚报？我要在交通部门口好好地卖报纸才对。让大家听听我老蒲的大嗓门！”
 
    于是乎，母亲在交通部门口卖北京晚报的消息，一下子就在群众中传开了。从这一天开始，每天下午，部里下班的职工，都抢先买母亲手中的晚报。南来北往的群众，也都把母亲围得严严实实。倒是服务站和居委会的一些老姐妹兄弟，他们开始躲是在远处或者藏在就近屋子里悄悄地偷着看。但很快，他们中不少人就被母亲的热情、坦然、大方所感染。很快，他们自觉不自觉地都陆续加入到卖晚报的队伍中。父亲也多次表扬母亲，夸老蒲同志可是为下班人办了件大好事。还玩笑着让母亲的喊叫声再大些。还说“咱家把晚报退了，每天就买你手里的晚报吧。”

    以后每天都是这样，只短短几个小时，服务站就卖出去所有分发的报纸。

    中共交道口街道党委宣传部的李智敏，当年是北京日报、北京晚报等好几家报社的通讯员。他曾经抢拍的母亲叫卖晚报的照片，立马成为当年北京日报和北京晚报的大新闻。他所撰写的通讯报道，也早已为多家报刊相竞转载。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在广播了这个消息后，又专门播送了一篇采写母亲长征的配乐朗诵。再以后，就不断有各方记者来采访母亲。北京晚报的老记者赵尊党、郑理等，也都不止一次地采访过母亲，都发文在他们的报纸上。

    所有这些，这使得60年代，母亲和交南居委会服务站的先进事迹广泛传开。于是，前来参观学习和请去作报告、介绍经验的络绎不绝。一些机关团体、大中小学、幼儿园等，还专门清母亲去讲长征爬雪山过草地和延安大生产的革命传统故事。光接收少先队员的红领巾，就有好几百条。

    对此，母亲特别感谢北京晚报。因为是它首先宣传报道了北京市街道服务站的创建方便了、甚至帮助解决了城市人民经济生活中的一些困难和问题。从而肯定了街道居民服务站的这种做法。这无形中也肯定了、鼓励了街道居民在城市人民经济生活发展中的作用、积极性，增强了街道居民参加城市建设的自信心、干劲和主人翁意识。应该说，交南大街居民服务站所以能很快发展起来，并得到群众的支持和欢迎，北京晚报是功不可没的。正因为它是一份特别受到群众欢迎的报纸，它又在报上发表过相关的通讯报道，还刊登过母亲的照片，而恰恰母亲又在交通部大门口叫卖北京晚报，总而言之，共同的一个缘分，产生出一个共同的合力，成就了这么一段生动而难忘的故事。而今，事过55年了。母亲也已93岁高龄了。不敢说她对当年的细节还有多少记忆，但说起来，老人家总是津津乐道。她看着那张照片，不但能回忆起当时的一些情景，还能那指认照片上的一些人呢。

    但同时，母亲当年也曾经有过一点点的遗憾和无奈。因为她觉得，她和她的那些居委会兄弟姐妹们，当年对媒体铺天盖地的宣传报道很不适应，也没有那么大的承受能力。所以面对那种情况，必然出现了心不静、气不凝的浮躁，出现了自以为是的骄傲情绪。不过呀，这些现象也好，情绪也好、问题也罢，很快就纠正过来了。

    总之，不管怎么说吧，母亲几十年来对北京晚报始终是一如既往地喜欢、热爱。包括看过的报纸，她都整理得平平整整。

    现在，母亲订阅着三份报纸。一份是部里给她订的中国交通报，一份是中国老年报，再一份就是她的最爱——北京晚报。前两份报纸别人可以代取，唯独晚报，是她每天下午都自己拄着拐棍，从居住的二楼慢慢下去，走到传达室去取的必做的功课。她每天午休起来就开始等报，能一趟一趟地往传达室跑好几回。她不看时间，就凭着感觉去。每逢阴天下雨、刮大风，或到冬天，拿晚报就成了家人在揪心的事儿。可是，我那敬爱的、固执的老妈妈哪儿听呀！

    每当这种时候，她把晚报取回来了，就会朝着你做各种表情，让你看看：怎么样？我把晚报拿回来了。我们无论谁在家，都会冲她伸出大拇指，向她表示：您真棒！

    母亲每次取回晚报，都是自己拉开小桌子，摆好小椅子，铺好报纸，拿出眼镜和放大镜，就开始看起来。

    母亲养成的看报习惯是先浏览大标题，然后按照她自己的重点，一段段看下去。这个时候，谁要是打搅她，她肯定跟谁急。

    北京晚报，你可知道，北京市有这样一位，与你有着60多年情分和缘分的革命老同志吗？

    但是，我这位与《北京晚报》有着几十年深情厚谊的母亲，却于2011年6月26日下午6时，因突发心肌梗逝世。去世前一个多小时，她还在楼下与乘凉的老朋友们聊天、说笑话；她还在为参加交通部庆祝建党90周年的活动，在练唱《红星照我去战斗》；她还亲自去传达室拿了北京晚报，又唱着歌上二楼到家。就在她坐在小床上打开晚报，还没有来得及看一眼的瞬间，身体就突然歪倒。就这么一下，母亲再也没有醒过来。等999、120急救车赶到，母亲的心电图已经出来一条平线。可以说，这是母亲60 年来，唯一一次没有看到当天北京晚报的任何消息。

    对于我们儿女们而言，这是天打五雷轰的噩耗；对于曾经的红军长征而言，又失去一个革命历史的历者和见证人；对于《北京晚报》而言，又失去一个有着60年深情厚谊的铁杆读者。

    但是，只有《北京晚报》意外地获得了巨大的惊喜：即这段文字，和母亲卖晚报的照片，我们连同其他的珍贵历史资料，已经作为革命史料捐赠给“中国妇女儿童博物馆”、“中国女红军纪念馆”、“延安女红军纪念馆”。它将随同老红军蒲文清同志，载入一段革命的历史，为后人所学习和敬仰。而且这篇《北京晚报，二分钱一份》文章，也写入了《蒲文清——我的红军妈妈》一书中。它是书中第六章《本色情怀》中的第7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