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1月20日，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开幕，瞿秋白在大会上当选为国民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经常奔波上海广州之间，负责处理两党合作问题。7月，根据中国近代民主主义革命的先行者、中华民国和中国国民党创始人、三民主义的倡导者孙中山建议，国民党中央设立政治委员会，孙中山自任主席，瞿秋白当选为5人委员。这一时期，瞿秋白同时还以中央候补执行委员身份参加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指导工作。同时还担任上海国民党机关报《民国日报》的编辑工作。击退国民党右派反共逆流。

    危急关头成为领袖——力挽狂澜。1925年1月起，瞿秋白先后在中共第四五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中央局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委员，成为中共领袖之一。5月30日，“五卅惨案”发生，瞿秋白同中共著名领导人陈独秀、蔡和森、李立三、恽代英、刘少奇等领导了爱国反帝运动。6月4日，瞿秋白负责主编出版了中共第一张日报《热血日报》，报道上海和全国人民反帝斗争的消息。

    1926春，瞿秋白病重住院，抱病著《俄国资产阶级革命与农民问题》一书。

    1927年2月7日，自编《瞿秋白论文集》。同月22日，上海工人发动第二次武装起义，瞿秋白赶到拉斐德路暴动指挥所参与领导起义。当晚，出席中共中央和区党委联席会议，连夜起草《上海二月二十二日暴动后之政策及工作计划意见书》，提交中共中央特别委员会。2月25日至3月2日，出席中共中央特别委员会会议，讨论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问题，提出了重要指导意见。3月从上海到汉口，负责中共第五次代表大会事宜。4月11日，为中共创始人、时任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写序。4月27日——5月9日，中共五大召开，在第一天陈独秀做中共中央报告后，第二天瞿秋白便散发《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尖锐的批评了陈独秀等以及共产国际为代表的右倾计划主义错误。瞿秋白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并任政治局常委。

    1927年7月12日，共产国际指令改组中共中央的领导，陈独秀被停职，由中共创始人张国焘临时代理主持中央工作。7月13日，瞿秋白和实际是共产国际派遣率领苏联代表团到中国、苏联政府派遣的中国国民党的首席政治顾问、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广州）高等顾问鲍罗廷秘密前往庐山，一是商讨中共中央的领导改组问题，一是计划武装暴动。下旬瞿秋白回到武汉，参加了7月25日召开的中共中央常委扩大会议，讨论同意了南昌举事的提案。8月1日，南昌起义终于实现。8月7日，新来到的共产国际代表罗明那兹主持召开会议及八七会议，正式将陈独秀（缺席）免职，并指定瞿秋白担任临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主持中共中央工作，成为继陈独秀之后，中共第二任最高领导人。八七会议是中共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它在中共革命的危急关头，坚决的纠正和结束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右派的总方针。在瞿秋白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的近一年期间（1927年7月——1928年5月），发生了南昌暴动、广州暴动，以及秋收暴动。瞿秋白的领导方式与强势作风的陈独秀不同，只发表一般政治主张，对组织和军事完全放权。但11月在上海召开的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发展了八七会议以来“左”的情绪，形成左倾盲动错误。12月广州起义的失败使瞿秋白等中共中央领导人有所觉悟，及时发现纠正了左倾盲动错误，并在1928年3至4月间的中共临时常委会上作了自我批评，在实践中基本结束了全国范围内的左倾盲动错误。

    1928年5月中旬，瞿秋白抵达莫斯科。6月，瞿秋白在莫斯科郊外的兹维尼果罗德镇主持召开中共六大，“六大”之后，瞿秋白继续留在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团团长两年时间，实际在国内直接领导中共的是李立三和向忠发。莫斯科中山大学俄文全称“中国劳动者孙逸仙大学”，是联共(布)中央在孙中山去世后为纪念他而开办的，目的是为中国培养革命人才。但1927年夏，中山大学校长及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米夫、时任翻译的留学生王明一伙捏造了“江浙同学会”事件。

    1929年夏，王明一伙利用联共反右清党运动，掀起中山大学风潮。他们先是举行“十天会议”形成“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在王明的带领下喧嚣、起哄、谩骂，使用一切卑鄙手段攻击中共代表团，将右倾和左倾的帽子一切扣到瞿秋白头上，导致瞿秋白的三弟瞿景白的“失踪”。

    1930年春在联共中央和共产国际的支持下，瞿秋白被撤销了中国共产党驻莫斯科代表的职务，携妻子离开苏联回国，8月26日回到上海。在9月底召开六届三中全会，批判立三冒险主义路线。但由于瞿秋白“没有认出立三路线和国际路线的根本不同”，对立三路线的批判不够彻底，于是1931年1月7日在米夫操纵下在上海召开了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不仅开除了李立三的中共中央委员，瞿秋白也被解除中共中央领导职务。至此米夫操纵选举，让王明等人一步登天，成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等，让主要权力完全控制在王明及其同期的同学合称“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手中。此后一个时期内，米夫更把中共中央控制在自己手中。王明在6月向忠发叛变后成为代理总书记，去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后，由博古（秦邦宪）接任中共临时中央总负责人。博古执行的仍是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给革命带来很大的危害。

    提高工农文化水平——开创文教。瞿秋白离开中共中央领导岗位之后，留在上海养病（肺结核），进行文艺创作和翻译，与茅盾、鲁迅来往结下深厚友谊，领导左翼运动即20世纪30年代中共领导的在以上海为中心的城市中发展起来的革命文化运动。

    1934年1月7日，瞿秋白奉命离开上海，于1934年2月5日，瞿秋白到达中央苏区红都瑞金，接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委会委员、人民教育委员会委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教育部部长兼苏维埃大学校长等职。

    瞿秋白到苏区，就投入了火热的斗争生活。在前任创建的基础上，着手制订新的计划。他经过调查研究，亲自起草了《苏区文化教育工作计划》，还多次召开会议讨论，广泛征求意见，认真修改以后才作为文件印发执行。1934年3月12日至14日，他以中央教育人民委员身份出席了江西省第一次全省各县教育部长联席会议，并作了关于新的教育政策的报告。在瞿秋白的指导下，会议通过了《江西省第一次教育会议的决议案》，决议案贯彻了文化教育为革命战争服务，为土地革命服务的方针，说明教育文化工作与当前中心工作任务“应当切实的互相联系起来”。会议动员一切学校和文化团体，切实地宣传教育群众，帮助主管机关完成收集粮食，春耕运动和整顿与扩大赤色少年队的突击工作任务，以粉碎敌人的“围剿”，扩大革命根据地。

    针对苏区教育的特点和实际情况，瞿秋白提出了正确的教育方针、政策和措施。他强调苏区的文化教育工作，应该紧密配合革命战争，指出：“苏维埃的教育机关必须要动员自己的一切力量来加强广大民众的参战潮流”。创办学校、发展文化教育事业，也正是“为了发展中国的苏维埃革命，供给苏维埃革命运动的干部人材”。他说：“苏维埃的教育是阶级的教育，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教育。”“教育也是阶级斗争的武器，只有无产阶级领导的苏维埃教育才能真正赞助革命战争。”

    他要求一切教育机关在教学过程中，要积极引导和帮助学员在学习、工作中紧密结合当时的社会实际和战争实际，提高工作能力和战斗精神。他说：“战争时代的教育，特别要注意学生的集体的社会工作——就是一切参加战争的工作，要在学生的社会活动中去进行教育，要在一切日常功课之中去教育他们的阶级的战斗的精神。尤其是成年人的教育，要经过文化团体——消灭文盲协会、工农剧社等——去动员广大的男女群众，使他们在识字读书运动之中加紧参加战争的种种工作，使他们的识字和读书能直接增加他们的工作能力和战斗能力，使他们能够在集体的娱乐之中（晚会、演戏等等），得到深刻了解的战争意义的教育，能够学习阶级斗争——揭破反动分子或是机关主义者的假面具，组织和发扬工农群众的革命热忱”。他严格要求每个学生，“都应深刻的了解自己的伟大的使命，努力学习，努力参加实际社会工作，遵守纪律，严厉制止一切地方观念等不良倾向，为中国革命事业而奋斗”。

    瞿秋白的这些主张概括起来说，就是教育必须为革命战争服务，为苏区建设服务；教育必须与社会实践相结合。这一正确方针对中央苏区文化教育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

    瞿秋白善于团结知识分子，重视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当时，发展苏区教育，最主要的困难是缺乏师资。如何利用旧知识分子为苏区教育服务是个重要问题。瞿秋白明确指出：“在教育文化方面，我们可以并且应当利用旧知识分子，即使他们是地主资产阶级出身，也可以利用。”只要是“忠实于苏维埃，服从苏维埃法令的旧知识分子，我们仍旧把他们当做苏维埃职员看待，我们还是要督促他们，勉励他们积极工作。”根据他的意见，教育部门设法从白区聘请了几位有经验的老教师，并且在工作中尊重他们，发挥他们的特长。高尔基戏剧学校缺少教师，当时俘虏来的白军军官中有擅长艺术的，经过一段时间考验，就让他们当教员。学员们不欢迎他们讲课，瞿秋白劝告说：“他们有这种专门知识，你们没有，要虚心跟他们学习。他们过去是白军军官，缴枪过来了，替红军做事了，仍然讨厌他们，瞧不起他们，这是不对的。”终于说服了学员们。

    当时正处在革命战争的紧急关头，苏区里的一些地主资产阶级分子乘机活动，暗地里搞破坏；在革命队伍中，也出现了叛变现象。为了巩固苏区，各条战线都开展了“检举”运动。在这场激烈的阶级斗争中，瞿秋白仍然坚持：“教育方面需要利用一些旧知识分子，其中有些地主富农或是他们的子弟，这个政策并用不着改变。”他说：“问题是在于苏维埃政府和党的监督必须加强，阶级警觉性必须提高。”他说，关于利用地主资产阶级的旧知识分子问题，最主要的是要记住列宁的话：“没有有教育的人、知识分子、专门家的一种劝告和领导性的指导，是不行的。”同样，“没‘民众’之中的实际组织者的帮助和领导作用，无论如何也不行的”。他强调指出：“我们反对‘吃知识分子’主义，我们还要继续反对这种左倾的机会主义，但是，我们现在必须反对那种脱离阶级路线的右倾机会主义。”

    在“左”倾错误路线统治时期，瞿秋白对知识分子采取比较稳妥的政策，重视利用旧知识分子为苏区教育服务，才能使中央苏区的文化教育工作不断发展和得到很大成就。

    瞿秋白还十分注意发挥干部的带头作用。他认为，要发展苏区教育，首先要培养大批的教育骨干，要“提拔和训练新的干部，尤其是妇女干部，要养成大批教育方面的‘群众之中的实际组织者’，要建立经常的监督和检查制度的基础。”当时，苏区创办了许多师范学校，培养了大批教育干部，并且重视培养妇女干部。“在许多专门学校里面，妇女占着极大的数量”，“在许多学校中，妇女充当教员、教委主任，直至校长”。由于充分发挥了干部的骨干作用，苏区教育有了很大的发展。

    在瞿秋白、中华苏维埃政府教育部副部长徐特立等的努力下，中央苏区的文化教育事业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当时苏区设立有红军大学、苏维埃大学、马克思共产主义大学及各种专科学校，还有遍布苏区各地的列宁小学、工农夜校、识字组、俱乐部等。据1934年3月，江西、福建、粤赣、瑞金等地的不完全统计，列宁小学有3199个，学生约达10万人；补习夜校有4562个；识字组有23286个，组员仅江西省约达12万人；俱乐部有1917个，参加活动的固定会员就有93000多人。中央苏区实行义务教育，使多数学龄儿童进入了学校；发展社会教育，使广大劳动人民摆脱了文盲的痛苦；设立各类专门学校，为党和苏维埃培养了许多干部。正如毛泽东所赞扬的：“谁要是跑到我们苏区来看一看，那就立刻看见这里是一个自由的新的光明天地。这里的一切文化教育机关，是操在工农劳苦群众手里，工农和他们的子女，有享受教育的优先权，苏维埃政府用一切方法，来提高工农的文化水平，为了这个目的，给予群众以政治上与物资条件上一切可能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