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9月,在115师召开的桃峪会议上,罗荣桓提出了“插、争、挤、打、统、反”的六字方针。插,就是插入日伪军之间、日伪军和国民党军队之间的空隙地带,隐蔽地由边缘深入腹地；争,就是广泛发动群众,争取团结一切抗日力量；挤,就是挤掉消极抗日甚至不抗日反而积极反共反人民的顽固势力；打,就是打击日军和汉奸武装；统,就是同国民党军队,特别是驻在鲁南的东北军疏通团结,共同对敌；反,就是反“扫荡”、反磨擦。这六个字,既是过去两年115师入鲁以后斗争经验的总结,也成为此后巩固扩大根据地、开展对敌斗争的方针。

    1942年以前,山东在军事指导思想上存在不够统一的问题,尤其是百团大战胜利以后,山东党政军一些领导人错误地认为,分散的群众性的游击战在山东已不重要,主张建立正规化的主力兵团,打运动战。罗荣桓从山东的实际出发,认为我军对日伪军还处劣势,对国民党军也不占优势,不应把注意力放在建设正规化兵团、打运动战上,应坚持分散性和群众性的抗日游击战争。罗荣桓的主张得到了毛泽东的支持。1940年10月18日,毛泽东起草并签发了以他和朱德、王稼祥名义的电报,指出:“一一五师有极大成绩,你们的总路线是正确的。”

    为扭转抗日斗争出现的严重困难局面,1942年下半年,罗荣桓深入总结敌后游击战的经验,认真研究游击战的理论,连续发表了《坚持我们的边沿游击区》、《准备打破敌人紧缩包围封锁我们的根据地》、《克服在执行游击战中认识上的一些偏差》、《分散性游击战争与对敌政治攻势问题》等几篇重要文章,明确提出了开展“分散性、地方性、群众性”游击战争的战略方针。他强调要重视和加强边沿游击区的斗争。指出,抗日根据地建设在敌人点线之间,不大量发展游击区,就没有建设根据地的可能；不坚持边沿游击区的斗争,也就不会有巩固的抗日根据地。坚持边沿游击区的斗争方针是深入隐蔽,生根于群众之中。必须紧密联系群众,依靠群众,动员群众,组织群众,帮助群众克服困难,提高群众对共产党、八路军的信任程度。必须加强群众性的分散游击战,配合党和群众工作的隐蔽斗争。要把武装工作队作为执行隐蔽斗争任务的有效组织形式。要展开政治攻势,把军事斗争和政治斗争紧密结合起来,瓦解日伪军,隐蔽地积蓄力量。

    关于敌后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罗荣桓认为,在敌后,由于根据地狭小,缺乏回旋余地,如果按照内战时打运动战的方法,难于突破敌人的包围,因此在指挥反“扫荡”斗争中,他不断思考并探索创新。1941年冬,日军以5万兵力“扫荡”沂蒙山区抗日根据地,将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和115师师部等领导机关合围于沂水县留田一带。罗荣桓审时度势,出敌不意地率部向日军占领区方向转移,跳出了敌人重围。在总结这些斗争经验的基础上,1942年,罗荣桓提出了“敌人打到我这边来,我就打到敌人那边去”的“翻边战术”,即把我军主力部队部署在与敌接近的边沿地带,当敌人进行“扫荡”或“蚕食”时,选择敌包围圈之薄弱处,跳出根据地,“翻”到敌人后方进行袭扰,打乱敌之部署,粉碎敌之进攻。此后,罗荣桓又成功运用这一战术,组织了海陵战役和郯城战役,粉碎了日伪军1942年冬季的大“扫荡”。之后,山东各根据地普遍采用“翻边战术”,迅速扭转了被动局面。毛泽东说:“‘翻边战术’不是战术,是战略。”

    在军队建设方面,罗荣桓特别重视政治工作,坚持用马列主义武装部队,及时建立健全党的政治工作制度,发挥基层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还在115师普遍开展了建立模范党军运动,确保了党在军队中的绝对领导地位。他彻底实行主力地方化,建立了主力部队与地方武装、民兵相结合的武装体制和相互配合的作战方法,成为山东克敌制胜的法宝。他坚持用先进的文化武装和建设部队,在各部队普遍开办了文化夜校和识字班。抗大一分校在山东6年,共举办6期学员班,培训党政军干部约2万人。他重视教育宣传工作,不仅115师和山东军区创办有《战士报》、《战士月刊》、《山东画报》,各二级军区甚至基层部队都办有内部报刊,《大众日报》在抗战期间没有间断。他注重发挥文艺团体的作用,战士剧社、姊妹剧团、山东鲁迅艺术学校(后改称鲁艺宣传大队)等各种文艺团体,用文学和艺术的形式,创造了“抗战中的艺术堡垒”。

    罗荣桓关于山东对敌斗争方针、战略战术及建军思想的论述,是对毛泽东军事方针的贯彻和创新,丰富和发展了人民军队的战略战术和建军思想。他关于开展“分散性、地方性、群众性”游击战这一正确方针的实施,充分调动了人民群众的抗日积极性。人民群众运用“麻雀战”、地雷战、地道战、联防战、破袭战、阻击战、车轮战、神经战、推磨战、蜂窝战、围困战等多种作战方式,对敌进行扰乱、围困、伏击、袭击,最大程度地发挥了敌后游击战争的威力,使日本侵略者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他关于军队建设理论的提出和贯彻,使部队的凝聚力、战斗力进一步增强,为赢得抗战胜利提供了强有力的思想政治保证。

    五、坚持实事求是,抵制“左”的错误,为确保党的建设正确方向做出了重大贡献

    实事求是是罗荣桓在长期革命斗争实践中学得的马列主义的精髓。在山东抗日根据地,他始终坚持实事求是原则,勇于同各种错误倾向进行坚决斗争,在最大程度上减少了损失,确保了山东抗日斗争的正确方向。

    1939年8月至10月,湖西地区组织部长王须仁和苏鲁豫支队政治部主任兼第四大队政委王凤鸣在湖西地区掀起了一场“肃托”风暴,300多名干部被杀害,五六百名干部遭逮捕、刑讯,造成了乱捕、乱杀的严重恐怖局面。罗荣桓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赶赴湖西,果断制止了这一恶性事件,释放了被关押的干部群众,恢复了他们的工作,改组了湖西地委,对王须仁、王凤鸣进行了严肃处理。这些措施,从根本上扭转了“肃托”造成的险恶局面,挽救了湖西的危局。湖西事件后,罗荣桓经常以此为鉴教育干部严格掌握党的锄奸政策,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

    1942年全党整风运动开始后,由于山东抗日根据地正处于严重困难时期,因而未能深入展开。1943年4月3日,中央作出决定,要求全党在整风的同时,对干部进行一次认真的审查,肃清内奸分子。7月,康生在延安作《抢救失足者》的报告,更是夸大敌情,说党内军内“特务如麻”,提出开展“抢救失足者运动”,使审干走偏方向,发生了反特扩大化的错误。罗荣桓全面主持山东党、政、军工作后,汲取延安和其他抗日根据地的教训,不盲目追赶整风进程,不机械照搬“延安经验”,而是从实际出发,对整风运动给予了正确的引导。

    对于山东干部的政治状况,罗荣桓作了实事求是的分析和估计。他认为,处在敌、伪、顽犬牙交错的复杂斗争环境中,敌人已为我们审查好了干部。坏分子只是个别的,不是大批的,更不是“如麻”。因此,他坚决反对在山东抗日根据地搞“抢救”运动。当康生《抢救失足者》的小册子发行到山东时,罗荣桓命令“不要向下分发”。在审干中,也采取稳妥的办法,对坦白审查出来的特务,一个没杀,临时捕押与限制自由的不到10人。山东的做法得到了中央的肯定。中央在《关于反对反奸斗争“左”的错误给各地的指示》中指出:“不管反省任何问题,要提倡说老实话,要实事求是,反对哗众取宠,牵强附会,夸大其词。山东分局运用这种坦白方法,取得很好的经验。”

    1944年7月,罗荣桓在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和山东军区机关作了《学习毛泽东同志的思想》的报告,对毛泽东思想作出高度评价,并指出其精髓是实事求是。这篇文章是中共高级干部中专门论述毛泽东思想的较早文献之一,提高了广大干部的思想觉悟和认识水平,给予整风运动以有力的思想指导。

    对于中央关于整风审干要“通过民主检查暴露特务”的要求,山东一直未予实行。1944年9月,中央派往山东的一名负责同志传达了延安整风审干的经验。在其推动下,山东分局连续发出关于整风审干的指示和补充指示,提倡用放任态度,采取暴露方针,鼓励搞大民主,达到审干目的。罗荣桓对此持慎重态度,决定在一些领导力量较强的单位进行试验,试验的结果出现了极端民主化和扩大敌情的倾向。1944年12月,罗荣桓以个人名义向山东各地区发出《关于审干问题的意见》,指出:“如果没有经过好好的整风,打下必要的基础,审干必然变为少数领导者的事情,或形成一种突击的倾向,实很容易走入轻易发动坦白,变相的严重逼供信。”对审干进行了正确的引导。1945年3月,罗荣桓主持山东分局对民主检查运动进行了检讨,从原则上否定了暴露的方针,果断停止了这种错误做法。

    罗荣桓不机械照搬“延安经验”,灵活开展山东抗日根据地的整风运动,显示了共产党人坚持真理、实事求是的党性原则和一切从实际出发、创造性解决问题的卓越能力,保证了山东整风运动的健康开展,极大提高了广大党员的马列主义思想水平,增强了党性,加强了团结。后来,山东被作为“着重于自己创造新经验”的整风典型通报全党。

   罗荣桓以其高超的政治艺术,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高度的原则性和灵活性,高尚的品格和顽强的毅力,领导山东军民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正确路线,坚持游击战争,发展武装力量；坚持独立自主,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勤政为民,加强根据地建设；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创新军事理论；坚持实事求是,抵制“左”的错误,加强党的建设,为中国革命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罗荣桓同志虽然离开我们49年了,但他带领山东抗日军民所建立的不朽功勋,将永远铭刻在山东人民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