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摧熟了我们党，使我们党走出了左倾关门主义的危险境地。其实，以“三三制”为代表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就是刘志丹、习仲勋领导的陕甘苏区民主政治的继续。日本投降后，边区政权继续保持了抗日民主政权时期的阶级性质，但极左思潮并未肃清，时时处处还在危害着我们党的事业。习仲勋对“左”倾现象的触角十分灵敏，他敢作敢为，实事求是，奋力纠偏，同时尊重上级，遵守组织纪律，遵循工作程序。

    1947年9月，中国共产党全国土地会议通过了《中国土地法大纲》。由于缺少经验，缺少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全国土地会议对康生、陈伯达在晋绥土改试点中严重的“左”倾向，不仅未予纠正，反而把反对右倾作为主要内容。

    11月1日，西北局在绥德县义合镇召开边区干部会议，传达贯彻全国土地会议精神，部署边区土地改革和整党工作。会议在制定具体土改方案时，只是片面强调“依靠贫农”和“平分土地”。没有把边区里老区(约占三分之二)和新区(约占三分之一)的不同情况区分开来，也没有明确划清一般地主和恶霸地主的界限，更没有对中农、工商业和三三制等政策解释清楚。

    义合会议还点了安文钦、李鼎铭、霍子乐等人的名。与会者对土改中“左”的倾向可能造成的恶果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习仲勋在会议强调“不要乱杀人！”成了一句空话，这个精神没有带回去，而是把“消灭地主，宁‘左’勿右“这一套带了回去。

    义合会议在具体操作层面上也没有明确禁止使用肉刑，不得侵犯中农利益、保护工商业等。于是土地改革和整党工作中一些“左”的做法在个别地方甚至发展到相当严重的程度，一时气氛极度紧张。乱斗、乱扣、乱打，乱没收财物的现象比较普遍。习仲勋对此忧心忡忡。

    当时边区参议会副议长、开明士绅安文钦也受到了冲击，他的土地房产被没收分配，一家老小被“扫地出门”。这严重地违反了边区的土改政策，习仲勋对此提出了严肃批评，并批示要按党的政策予以纠正。

    1947年12月，中共中央扩大会议在米脂县杨家沟召开，习仲勋根据自己的调查研究，向毛泽东如实地谈了自己对边区土改中存在的问题和形势发展的一些看法。毛泽东当场表示赞成，指出下面做法过火了，伤及了开明士绅，要保护他们。

    在习仲勋的过问下，绥德县归还了安文钦被没收的部分财物和房产。毛泽东也电示要保护安文钦等爱国民主人士，并通过林伯渠和习仲勋代他向安老先生赔礼道歉。安文钦深受感动，各阶层人士深感满意，认为共产党讲信义，重交情。习仲勋的做法体现了党在执行统一战线政策中的一贯性和严肃性，提高了党在各阶层人士中的威信。

    杨家沟会议后，习仲勋致信党中央，就绥属各县土改中的问题，实事求是的作了汇报，对土改中有些过火的做法提出了批评和改正建议。1948年1月19日，习仲勋就陕甘宁边区近期的工作特别是防止和克服土改中“左”的偏向问题再次致电毛泽东。列举了9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得到毛泽东的支持。

    随着内战危机的不断加深，边区和各解放区的政权开始向人民民主专政的方向发展。边区政权模式成为新中国政权模式的渊源和雏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