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谆和花冈劳工奋起暴动的英勇行为令中国人敬佩，通过媒体的报道，影视作品的宣传，文艺作品广泛传诵，成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一个缩影；我在北京古玩市场看到，建国初期出版的连环画《花冈惨案》成为收藏家的珍爱，品相一般的还要3000多元。

    耿谆老人说，日本有许多和平人士，是“良心派”。耿谆和花冈事件的事迹也深深教育和感染了众多日本民众，几乎家喻户晓。他们自发地为中国劳工们立了一座五米高的“中国殉难烈士慰灵之碑”，还把花冈暴动日6月30日定为和平纪念日，每年举行中国遇难劳工的慰灵仪式和各种纪念活动。

    1985年，中国报纸报道了日本纪念花冈暴动，远在河南农村的耿谆老人回国三十多年，第一次看到来自日本的有关花冈暴动的消息，他思绪万千、夜不能寐，于是给日本友人写了一封信。当年的暴动大队长还在人世的消息在日本社会引起了极大的轰动。

    1989年12月，以耿谆为首的花冈劳工和遗属展开历经10年的中国劳工第一起对日索赔行动。耿谆先后7次赴日，与加害企业鹿岛建设进行面对面的斗争。在这期间，中国劳工揭露日本军国主义和加害企业在二战期间对中国战俘劳工迫害，这种正义之举得到日本国内从事和平运动的广大民众的支持和声援。在大馆市、仙台市都有专门声援花冈劳工的市民组织。因此，耿谆对日本普通民众抱有好感，给予日本和平友好人士以真诚的感谢和祝福。耿谆老人说：“许多日本人士热烈拥护他们去索赔”。

    1991年耿谆访问日本，和当年的日本监工“小孩太君” 越后谷义勇见面。“小孩太君”不同于其他残忍的日本监工，将粮食多分给中国劳工，比较友善。为不使这个日本监工受到侵害，暴动日期推迟三天。久别重逢，越后谷义勇看到耿谆老人痛哭流涕，耿谆替他擦试眼泪，两位老人的手紧紧握在一起，久久不放开。他们都给了对方生命，一个劳工和一个监工就这样站到一起，成为兄弟！

    花冈诉讼于2000年11月29日以和解告终。被告日本鹿岛公司发表声明，否认虐待中国劳工的罪行，声称应法院要求“捐出”设立的基金不含赔偿、补偿的性质。耿谆认为诉讼目的没有实现，“和解条款”不能接受，发表《严正声明》谴责和抗议鹿岛公司拒不认罪，拒绝领取“捐出金”。

    耿谆一生酷爱书法，是远近闻名的书法家，曾出版《耿谆书法选》。他的作品参加多次国家级的书法展览，赠送过许多国际友人，受到书法爱好者的喜爱。2008年，汶川地震发生后，老人就用义卖书法作品的方式向灾区人民捐款。不幸的是，老人自2010年2月脑梗塞发作后，行动已经十分不便，日常生活需要家人的帮助，几乎封笔不再创作了。

    耿谆今年已经97岁高龄。日本遭受地震、海啸和核泄漏这些罕见的重大灾难，令世界人民为之关注，耿谆老人和许多长期关注他的日本朋友失去联系，深感痛心。“日本人民遭了大难啦”，老人面对在电视画面中出现的一幅幅日本地震海啸导致房倒屋塌的惨象，一边喃喃自语，一边流下伤心的眼泪。

    耿谆老人认为，要爱恨分明，把对日本军国主义的仇恨和对日本人民的慈爱分开。敢于大恨，他不顾生死，毅然发动花冈暴动；展示大爱，他挥毫泼墨，深切祝福日本灾民。

    为了表达对日本灾区人民的关爱和祈福，耿谆老人竟不顾重病，坚持让二儿子耿硕宇搀扶和协助自己，仅在3月20日上午，便一气呵成书写下10幅书法作品。老人年事已高，因此这批书法作品极具收藏和历史价值，颇为难得。这些书法作品在北京进行拍卖，筹集的款项通过中国慈善总会捐赠给日本灾民。3月26日，在北京比利时大使馆举行的为日本灾区募捐义卖的活动上，耿谆老人的书法被慈善人士高价买走。登上过钓鱼岛的志士殷敏鸿出于对耿谆老人的尊敬，也因为对日本灾民深切同情，也慷慨解囊，出资购买了一幅书法，作为纪念。

    闻知笔者王锦思赴日本考察，耿谆老人委托我将一幅上书“为日本灾区民众祈福”的书法作品带到日本，展示给日本灾区的人民和有关方面，籍以表达老人和部分中国民众对日本灾区人民的一片善意。出于对老人的敬仰，我接受了指派。

    不过，在出发前也有同胞对我说，对于日本地震，他不会同情。日本地震那是报应，是因为日本侵略作孽太大。他也写下书法“庆祝日本地震”，让我带到日本拍照留念。我看到他写的“另类书法”不是“祈福”，“救灾”等表示同情之语，而是“庆祝”之意。我十分犹豫，这毕竟太具刺激和挑战性了。我虽不会像耿老那样为日本灾民写字祈福，但也不会对日本地震表示庆祝。后来我想到，这或许是中国人的多元表达，带去无妨，也算见证了中日关系的另类视角。

    在日本期间，我多次展示耿谆的书法，获得大家齐声称赞。当我试图展示那副另类书法时，有长期在日本的中国人S君说，日本一些人还仇视中国，展示也无妨。另一个久住日本的中国朋友却认为S君偏激，日本人民十分友善，并坚决阻止我展示。我说这幅书法不代表我的观点，他说那也不行，会伤害了日本灾民的心，日本右翼也会趁机大做文章；即使不对灾民展示，只是拍张照片，作为中日历史的一个见证也不行。他说诅咒日本民众是反人类行为，在日本不排除触犯法律。见到他如此坚决，我用电话向另类书法“创作者”转告，他的“使命”我无法完成。“创作者”表示，阻止展示的中国人是掩耳盗铃，君不见国内民间笑看日本地震的人多着那。我对阻止者开玩笑说：“人家说你掩耳盗铃”。他气急败坏了：“究竟谁掩耳盗铃？国内有人庆祝日本地震我早有耳闻，这是好事吗？和那个傻X莎朗斯通‘本能’地诅咒地震后的汶川有什么两样？世界怎么看我们的国家？怎么看我们的人民？他们才是掩耳盗铃！” 而这次见面，我征求耿谆老人对此事的看法，他说要放下仇恨，中日两国人民只有和平才有未来。

    根据行程，5月1日我去群马县，拜会75岁的日本老人坂本敬四郎。老人对中国怀有深情厚意，崇拜毛泽东周恩来，一直致力于中日友好，坚持19年组织 “中日樱花友谊林活动”，带领数十万日本人来华植樱交流。1990年，当时日本和西方对中国封锁，坂本敬四郎依然率领上千名日本人上中国旅游，率先打破封锁，得到北京市当时的领导人陈希同的接见。

    当我给坂本敬四郎和翻译繁昌展示耿谆的书法时，他们难以自制，竟然流下了热泪，在场其他日本人和中国人也都被感染。他们说，地震期间，日本经受了巨大的挑战和灾难，苦痛交织、难以自拔。今天看到耿谆这样伟大的中国老人表达真诚祝福，感到十分欣慰和温暖，坂本要我代替他转达对耿谆老人的问候。

    离开群马，我就去仙台。这里不仅是鲁迅留学之地，还是长春的友好城市，也是耿谆老人被掠到日本后服刑之地。5月3日，我在被地震摧残过，还没整修完工的仙台火车站，请来一个日本青年人手举耿谆的书法，展示给这个被摧残的城市。

    5月3日下午，我从仙台乘火车出发，经过亘理倒汽车，一路向南去福岛。路右边还是宁静的乡村，而路左边，我看到了海啸肆虐后的可怕景象：一片片废墟、残骸，被海啸吞噬了的黑乎乎的耕地，上面还有许多没清理完的房屋碎片。我潜意识担心这时再来海啸怎么办，真的那样，我和车上所有旅客将全被吞没。

    我来到重灾区相马。相马的名字在国内因为这次地震报道就十分熟悉。当地三个日本青年志愿者开车带我来到相马市的海边灾区。在这里，我们把耿谆老人的书法拿了出来，三位年轻的志愿者听我讲述耿谆老人的身世和这幅书法的来历，一再对我表示敬佩这位与日本有着不解之缘的中国老人，并要我一定转达对耿谆老人的谢意和问候。

    在细微的小雨和海风的吹拂下，两个日本青年双手高举耿谆老人的书法，站立在一处废墟上，我摁动相机的快门，一瞬间我看到他们脸上显露的是一种深受感怀的神情。就这样，我不辱使命，完成了耿谆老人的深情嘱托。

    和国内通电话，另类书法创作者见他的作品被其他华人阻止，就让我扔掉算了。在相马灾区，我一个人踏过废墟，走到海边，把那张另类书法包上一块地震废墟上的瓦砾，用力抛进相马的大海深处。就像张雨生的歌唱到，“如果大海能够带走我的哀愁，就让它随风飘远… …”。对了，张雨生所在的台湾，超过大陆、美国、韩国，在全世界捐助日本款项最多。原因，多么复杂和错综。

    日本共同社、日本经济新闻、日本新华侨报等媒体对耿谆的书法进行拍照留念，并酌情报道。日本有关纪念馆对于耿谆的书法还表现出浓厚的兴趣，想永久珍藏。

    尽管中日关系备受考验和曲折，但是经历了中日两国的巡回展示，耿谆老人这幅书法已经弥补珍贵，成为中日关系的最好见证，它属于历史，它正在永恒。  

    这次在河南看望耿谆老人之余，我重新熟悉了汝瓷、钧瓷，偶然采撷到一片钧瓷瓷片。这片带有釉滴的北宋钧瓷瓷片，那幽蓝的光芒让我神痴意迷，似乎在倾诉一个古老文明的千古传说。我向西回望茫茫山路，夕阳余晖洒在历史地层之上，很有意境，景色真美，我不禁惊叹。这片钧瓷，就像耿谆老人，时间越久，越有永恒的价值和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