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续革命的楷模张钦礼的悲壮人生

    张钦礼同志逝世三年了。一想起他一生忠贞为党为民，特别是他建国后坚持继续革命，与天与地与党内开始出现的官僚特权阶层及一切邪恶势力进行不屈不挠地斗争，以致召来后半生屡受迫害的悲惨生涯，就十分难过，更加敬重思念他。现将我对张钦礼事情的一些了解和思考写出来，供同志们讨论指正，也作为对他的缅怀和纪念。

    一.张钦礼是建国后我党领导干部中始终忠诚实践毛泽东思想坚持继续革命的楷模

    张钦礼出身贫苦，1942年十五岁参加党领导的鲁西南抗日游击队。1945年入党，在毛泽东思想哺育下，他勇敢机智多谋，屡立战功，很快成为一名优秀指挥员，为我国民族民主革命作出了应有的贡献。更可贵的是，张钦礼1954年任兰考县委副书记兼县长后，一直牢记毛主席关于共产党员要对党忠诚老实，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永做人民公仆，坚持实事求是，始终保持不骄不躁艰苦奋斗的作风，敢于同一切违背党和人民利益的行为作坚决斗争，坚持继续革命，为实现党的最终目的共产主义奋斗终生等一系列教导，忠诚实践，几十年如一日，虽屡遭迫害，几次坐牢，始终坚贞不屈，直到含冤逝世。

    1954年张钦礼一任兰考县委副书记兼县长，便在积极引导全县农民参加互助合作走上集体化道路的同时，因地制宜着手治理历史遗留下来的风沙盐碱灾害。他和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哪里最艰苦最危险，他就出现在哪里。经过两年努力，初步改变一些生产条件，使全县粮食产量由解放初期年人均300斤增长到1956年的524斤，初步改善了人民生活，获得全县很好的口碑：“张钦礼当了县长，不忘老百姓，还和过去战争年代一个样。”

    1957年整风反右开始。张钦礼感到我们党执政后，确有不少领导干部变了样，他们居功骄傲，贪图享受，滋长了官僚特权作风，引起群众不满，毛主席党中央决定在全党开展反对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的整风运动非常及时。同时对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借党整风猖狂攻击党的领导、无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制度十分愤慨。他积极参于领导了全县整风反右斗争，强调要坚决打击少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保护支持向党提意见帮助党整风的干部教师和群众。但是，来兰考坐阵指挥运动的省委常委组织部长赵文甫，却压制群众向党提意见，独断专行，在全县一千二百多干部教师中打了三百六十个右派。特别是把一张揭发县委组织部长霸占军婚违法乱纪的大字报作者，及二百多签名者一律扣上反党帽子打成右派，在全县造成很恶劣的影响。对这一情况，县委一把手和其他领导成员都无动于衷。这时张钦礼挺身而出，提出：我县干部教师绝大多数是跟党走的，右派是很少数，把这么多帮助党整风提意见的干部教师打成右派违背党的政策，应该纠正。这一下子惹怒了赵文甫，他一句话把张钦礼定成中右，撤销其县委副书记职务，内定限制使用。这是张钦礼参加革命以来第一次受到上级领导人对他的蛮横处分。他对赵文甫这样一位省级领导如此飞扬跋扈，不分是非，不讲党的政策，公开包庇违法乱纪的县委组织部长，压制群众向党提意见，并在反右结束后将那位县委组织部长调到邻县又提为副书记，怎么也想不通。

    1958年，党领导全国开始了人民公社化、大跃进运动。由于缺乏经验，一时发生了以共产风、浮夸风为主的“五风”偏向。河南省委第二书记吴芝圃和刚晋升为副书记的赵文甫、省委常委秘书长戴苏理等人，为争“先进”夺“红旗”瞒上压下，“五风”刮得特别大。在全省县长会议上大反右倾，压下边层层加码，虚报产量。张钦礼在会上不随大流，不说假话，不吹大气，以对党对人民负责的精神，如实汇报兰考的实际产量和计划数字。并直言会上报的数字有虚假，他不相信一亩地能打几千斤。吴芝圃当即在会上组织了对张钦礼的批斗，把他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给予他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留党察看一年，工资降三级处分。将他赶出会场，下放农村监管劳动。张钦礼在农村监管劳动期间，目睹“五风”泛滥成灾，加上严重旱灾，使兰考风沙盐碱更加恶化，粮食大幅度减产，群众食不果腹，浮肿病逐日增多，又听说信阳出现饿死人情况，十分痛心，忍不下群众这样熬煎，便冒很大风险，去北京向周总理汇报下情，被周总理称赞为全国第一个来北京向党中央反映下边真实情况的县长。立即电话通知新派去河南任省委第一书记的刘建勋给张钦礼平反恢复工作。张钦礼一回到兰考，就投入到纠正“五风”恢复生产的工作。他把监管劳动期间补发的一千二百四十元工资， 全部捐给救灾办公室。不久，焦裕禄调兰考任第一书记。张钦礼和焦裕禄彻夜长谈。两人对如何战胜眼前灾荒，并从根本上改变兰考穷困面貌谈得十分投机，从此同心协力，团结全县干部群众，投入战胜灾荒，同时在全县调查风源、水势、吃透沙碱形成原因，绘制从根本上降服风沙盐碱灾害改变兰考穷困面貌的蓝图，进行艰苦战斗。这时，一县委副书记提出县委常委住的房子条件太差，要为常委建新房子。焦、张一致认为群众当前如此穷困，作为全县领导怎能先建新房子住，断然制止。他们先总结了依靠集体经济，艰苦奋斗自力更生战胜灾荒做出突出成绩的四个先进村的英雄事迹，树为全县学习的旗帜，大力宣传，以榜样的力量影响带动全县的生产救灾运动。经过一年零三个月披风沐雨日夜奋搏，终于在初步战胜灾荒的同时，彻底查清了全县风沙盐碱形成的来笼去脉，绘制出根治“三害”改变兰考穷困面貌的蓝图。在这一年多的奋战中，焦裕禄同志艰难地暗自忍受着肝病的痛苦折磨，未去医院做过检查，以致加快了肝癌的恶化，经治疗无效逝世了。全县群众痛哭欲绝地说：“焦书记是为咱兰考老百姓活活累死的呀！”张钦礼为失去焦裕禄这样一位他十分敬重的好班长极端悲痛。他决心把焦裕禄的英雄事迹加以总结，大力宣传，作为继承英雄遗志的动力，以动员全县人民为改变兰考穷困面貌而斗争。为此，他亲自写报告送省委，得到党中央为纠正河南“五风”已经调整过的以刘建勋为第一书记的新省委的大力支持。《河南日报》迅速发表了报道焦裕禄的通讯，并配发了社论 。张钦礼又向新华社来访的穆青、冯健、周原一字一泪地倾诉了焦裕禄的事迹，诞生了《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这一震动全国的长篇通讯，并很快得到伟大领袖毛主席题字赞扬。这却引起了多年来养尊处优做官当老爷的省委书记处书记赵文甫、秘书长戴苏理、开封地委常委宣传部长秦一飞、新任兰考县委第一书记周化民等人的严重不满。他们不相信焦裕禄的事迹是真的，硬说全是张钦礼编造的。为了核实焦裕禄的英雄事迹，当时省委副书记王维群从河大应届毕业生中挑选四名优秀生组成调查组，由杨捍东负责，进行了两个多月的调查。他们跑遍全兰考，走访了成百上千人，写出了三万多字的报告，用翔实的材料证明长篇通讯报道焦裕禄的英雄事迹完全属实，并有许多感人事迹未写进去。省委将报告正式报中央。尽管如此，赵、戴、秦、周仍不死心，他们说：是一条龙能吸多少水？党多少年未解决兰考问题，焦裕禄来兰考一年多就解决了？可见赵、戴、秦、周这些新形成的官僚特权阶层也就是修正主义分子、走资派，对坚持继续革命的焦裕禄、张钦礼是发自内心的仇恨，他们不革命也不许别人革命。

    1966年文革一开始，当张钦礼正带领全县人民为落实蓝图战天斗地时，却被时任兰考“四清”工作团团长的秦一飞、副团长周化民操纵县直一些干部打成了反对文化大革命的“走资派”、“漏网右派”、“反革命”，挂牌游街，残酷批斗。1967年初，把张钦礼抓进监狱。多次逼他承认捏造焦裕禄事迹，均被张钦礼严加批驳。他们给张钦礼砸上死刑犯的脚镣，游斗一百多场，打断了手指，打聋了耳朵。将跟随焦裕禄、张钦礼战风沙盐碱的骨干积极分子一千二百六十多名县、社、队干部也抓进监狱，让他们揭发张钦礼。县委副书记张邦兴、县人民银行行长杨孔召，在狱中揭不出来东西，被逼上吊自杀。他们还关闭了焦裕禄纪念馆，焚烧了宣传焦裕禄事迹的资料。直到1967年6月，周总理过问河南问题，指令河南省军区立即把张钦礼及河南全省所有一起入狱的人员全部释放，并把张钦礼送京亲自接见，张钦礼才结束了五个多月的牢狱之苦。张钦礼一回到兰考，被任命为县革委主任，立即投入大战风沙盐碱“除三害”的战斗。坚决反对焦裕禄、张钦礼的赵、戴、秦、周这股政治势力仍不甘心，代表这一政治势力的林彪在河南的死党省委第二书记省军区副政委王新，不久便以提任张钦礼为豫皖苏人防委员会主任、兼信阳地革委副主任为名，将张钦礼调出兰考，暗自囚禁在大别山深山一庙宇中，阴谋寻机，将其推下悬崖害死；并派军宣队到兰考大批张钦礼的所谓“生产党”，将宣传车开到张钦礼老家，高音喇叭对着家门口宣传张钦礼的所谓罪状，把张钦礼有病的老母亲活活气死。新华社穆青同志得知张钦礼被软禁大别山的信息，立即反映给周总理。周总理派朱老总的夫人康克清同志到河南暗访查清实情后，又一次解救并接见了张钦礼。“九一三”事件后，王新被揪出，张钦礼重新回到了兰考，被提升为开封地委副书记兼兰考县委第一书记，再次带领全县人民恢复了落实蓝图的战斗。这时，省革委给每县配发两辆小汽车，供县委领导人下乡乘用。张钦礼说咱兰考如此穷困，我们坐小车下乡，脱离群众，经县委研究决定，将小车卖掉，买成拖拉机，给特别困难的公社耕地用。县委领导人仍坚持骑自行车下乡。张钦礼还发给县委常委各科局驻队干部和公社党委委员每人一个记工本，要求每年常委参加劳动不少于一百天，公社科局干部不少于一百二十天，大队干部不少于二百五十天，年终检查记工本，和生产队记工员核实。县、社、队干部走动必带铁锨、粪筐，随时拾粪干活。张钦礼以身作则终年与干部群众吃住在一起，滚一身泥巴，磨一手老茧。1973年冬，张钦礼和县委、县武装部党委把全县农村青壮年两万人组成民兵师，带领他们开赴引黄灌淤工地，结合训练民兵，行动军事化，冒严寒日夜奋战，一气开挖干渠160华里，动土300万立方。1974年黄河秋汛来时，利用新挖成的干渠引黄河水在沙碱地灌淤，西半县8个公社的沙碱地普遍淤上一层厚厚的黄泥，改土一年大见成效。1975年又分三路引黄河水灌淤东半县，到1976年东半县的改土任务也基本完成。加上1969年以来的灌淤成果，经张钦礼之手，全县26万多亩沙荒盐碱地全部变成良田，从根本上改变了农业生产条件。加上从1973年开始，全县有步骤地推广间作套种科学种田，变一年一熟为一年两熟、三熟，以及连年大搞植树造林、引黄自流、挖井提灌、平整土地等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到1976年底，全县打井6000眼，建大中型提灌站16座，实现了人均七分旱涝保收田，全县农作物产量成倍增张，许多老灾区、贫困队成了余粮队、富裕村。张钦礼在工业方面也作了很大努力，取得了卓越成绩。到1976年底全县又建成五个国营大厂。各社镇共建成五十多家集体工厂。县、社工厂认真贯彻了毛主席批示的鞍钢宪法，实行了“两参一改三结合”，极大提高了工人技术人员的主人翁思想和生产积极性。各厂普遍建立了工人、技术员、领导三结合的科技攻关小组，人人动脑筋，改进旧产品，研制新产品。1974年开始，县机械厂、农修厂生产的砖瓦机、变压器、电动机、深井泵、潜水泵，成为省内领先产品，行销二十多个省区。县机械厂以及两个公社机械厂早于开封市大厂好几年，生产出四轮拖拉机。县酒厂生产的红、白葡萄酒成为香港的抢手货，每年上交国家利税双百万。张钦礼在几十年坎坷多难的缝隙中，以他无限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赤诚之心和倾身之力，终于从根本上改变了兰考的穷困面貌，实现了他和焦裕禄共同绘制的蓝图。兰考人民说：“俺老百姓一端起碗中的白米饭，就想起了俺的好书记张钦礼。”“焦裕禄是为俺兰考老百姓累死的。张钦礼为俺兰考老百姓受累吃苦，不轻于焦裕禄，还几次坐牢受整蒙冤呀！”

    就在兰考人民开始摆脱贫困境况的1976年，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连续失去了敬爱的领袖毛主席、周总理、朱总司令，全国人民悲痛欲绝。兰考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在沉重悲痛中，忧虑地喊着：“毛主席、周总理一走，咱兰考张书记再遇冤案，有谁来解救呀！”人民群众的这一忧虑不是没有根据的。果然政局很快起了变化。毛主席为巩固文化大革命取得的伟大成果，在临终前部署的反击右倾翻案风，刚刚开展不久被停止了。取而代之的是反对“极左”的清查运动。1977年11月，正当张钦礼为使兰考人民走向更加富裕而带领人民群众在工地上继续奋战时，又被警车带走隔离审查了。赵文甫、戴苏理亲自审问他，要他转变立场，揭发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和原省委书记处书记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的纪登奎在文革中的罪行。赵文甫还狗胆包天，罪恶地要张钦礼揭发毛主席周总理的错误，并指明如果不转变立场，彻底揭出所知道的上层问题，性质就要转化成敌我矛盾。张钦礼断然回答说：“我的官小，不了解高层情况，什么也揭不出来。“1979年底，张钦礼被逮捕入狱。以煽动文化大革命、扒黄河淹老百姓、编造焦裕禄假材料欺骗党中央三大罪状判刑13年。对以上全属妄加的罪名，张钦礼在法庭上义正词严地加以驳斥。在张钦礼服刑期间，不少兰考群众带上食品跋涉数百里，到豫西新安县矿山劳改场探望他们的好书记。见到张钦礼，扑地跪倒，痛哭欲绝地喊着：“俺的好书记天大冤枉啊！”感动的狱警也流泪说：“从没见过与群众关系这么好的干部。”张钦礼刑满出狱后，无工资无公费医疗，生活费用全靠儿女供给。新闻界闻知张钦礼出狱，蜂拥而来采访，为他鸣冤喊屈。全国记协三次邀请张钦礼参加在北京、长沙、杭州召开的全国会议，请他坐主席台，在会上讲话。张钦礼没有稿子的演讲，博得全场一阵阵热烈的掌声。全国记协秘书长又带人专程到开封为张钦礼赠送价值五千人民币的龙泉宝剑，以表敬意。但是，张钦礼对于新闻界为他鸣不平的报道并不满意。他认为，这些报道不敢说实话，往往把他由于忠实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政策而受的迫害，说成是受毛主席的“极左”路线迫害。他说，周总理正是根据毛主席的一贯思想和路线政策三次解救了我。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我张钦礼的一切。把我说成受毛主席“极左”路线迫害，这不全说颠倒了吗？他对香港某新闻单位写出的歪曲现实的二十万字为他鸣不平的报道，坚决拒绝发表，并严肃申明：“如果你们不尊重我的意见公开发表出去，我就要公开批判。”他并再三瞩咐家属：“关于为我鸣不平的报道，凡不实事求是有损毛主席形象的，一律不能同意发表。”张钦礼对于他昔日的挚友在压力下说了违心话，不敢坚持真理的失节表现，不论职务多高，名声多大，一个都不宽恕地当面给予严肃批评甚至辛辣讽刺。张钦礼的晚年，带着一身疾病，继续为革命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把他的坎坷经历写出二十多万字的纪实，留给后人作历史见证。
 
    张钦礼就是这样一个堂堂正正、铮铮铁骨、坚贞不屈、刚正不阿、顶天立地的共产党人。他以自己一生的身体力行，向全人类宣告了共产党人的领导干部永远是人民的公仆。以此区别于历史上一切剥削阶级的官老爷。这就是张钦礼的魅力所在。2003年底，张钦礼同志由于饱受长达半个世纪的身心痛苦折磨，和为改变兰考穷困面貌而超出一般人的艰苦劳累，患了肺癌。他在郑州住院期间，兰考人民日夜挂心，相互传问他们的好书记的病情发展，络绎不绝到医院探病的达两千多人。许多人拿出仅有的积蓄交给家属为张钦礼治病，均被婉拒。

    2004年5月7日，张钦礼同志目视着病榻前墙壁上让家属挂着的毛主席﹑周总理像含冤告别了人间。张钦礼同志忠贞革命一生。他的后半生本可同吴、赵、戴、秦、周等官老爷一样，过上安逸舒适豪奢的生活，但他却心甘情愿一辈子为人民当牛做马，并为此不惜付出惨重代价。人们一致认为，由于张钦礼经历曲折，受尽迫害，坚贞不屈，并最终实现了改变兰考穷困面貌，造福兰考人民的宏图，他经受的考验比焦裕禄更严竣，贡献更卓越，形象更高大。特别在毛主席、周总理逝世后的二十六年里，他竟是以十三年坐牢，十三年刑满释放犯的身分悲惨度过了他最后的人生，这是多么不公平啊！多么悲壮绚丽的人生啊！多么高尚的人格啊！一个人一 生做几件有益于人民的事并不难，难的是一生始终为人民做好事。张钦礼就是做到了一生为人民做好事，鞠公尽瘁，死而后已。他真正实践了《共产党宣言》上讲的两个最彻底的决裂（传统的所有制关系、传统的关念）。他真正属于毛主席说的：“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他一生不但经受住了战争年代生死关的考验，并且经受住了执政年代和平演变关的考验。这后一种考验，是对共产党人更严俊的考验。只能经受前一种考验却经受不住后一种考验的共产党人，只能算作半截子革命派，算不上真正的共产党人。张钦礼同志完全可以被称为彻底的革命派，真正的共产党人。

    （摘自伍参哲2007年4月16日所著《焦裕禄的亲密战友坚持继续革命的老干部楷模张钦礼的悲壮人生》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