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
 
    革命烈士刘仁杰授牌纪念会家属代表刘吉安发言稿（略有删节）
 
    每逢清明倍思亲，后人更加怀念先人。我的父亲刘仁杰和千千万万个烈士一样，为共和国，为今天的幸福生活，用他年轻的生命谱写了一段英雄的史诗。

    我的父亲刘仁杰1909年出生于一个贫苦农民家庭，早年丧母。 1929年，时任爱国将领杨虎城将军警卫营营长的郝鹏程引荐我父亲刘仁杰参加了杨虎城将军的38军。由于父亲军事训练刻苦，双手能打枪，深得郝鹏程营长的喜欢，很快从战士提拔为班长、排长、连长，成为杨虎城部队警卫营颇有名气的双枪手枪连连长。而郝鹏程的儿子范明时任侦察连连长，实为杨虎城部队中共地下党工委书记。父亲与范明将军一块长大，关系要好，思想交流多，从而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西安事变”之后，杨虎城部队受到排挤和整编，父亲又参加了赵寿山旅补充团（保安团），1938年任补充团机枪三连连长，率部驻守黄陵县。当时黄陵县是国统区和解放区的交界线，也是一个交通要道。父亲与陕甘宁边区政府始终保持联系。1939年3月，父亲和关中分区司令部参谋张立志取得联络后，遂率领全连官兵起义，携带全连武器装备，投奔设在旬邑县阳坡头村的陕甘宁边区关中军区司令部。受到关中分区专员习仲勋、地委书记张德生、司令员张仲良、参谋长王维洲、政治部主任牛述申等领导的热烈欢迎。习仲勋同志在欢迎大会上致以热情洋溢的讲话，指出“刘仁杰深明大义，在民族危难之时率部起义，为民族，为国家立了一大功”，陕甘宁边区政府也给予了高度评价。

    起义后，父亲被派往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属三分校二期学员。学习结束后，被组织调回关中分区边保教导营营部工作。1941年秋，关中分区根据党中央毛主席制定的“隐蔽精干，长期埋伏，保存实力，以待时机”的统战工作精神，委派父亲秘密回关中从事党的地下工作。父亲通过临潼地下党书记郎顺亭、地下党员魏景源、薛玉成，高陵地下党员吴文汉、王忠善与上级党组织保持联系，开展工作。

    1943年因暗探告密，被伪高陵县公安局特务队长陈清山逮捕入狱，受到严刑拷打，并以“叛逆罪”判处死刑。后经38军警卫营长郝鹏程、范明等人多方营救，于1944年获得保释出狱。

    获释后，父亲又北上马栏与组织取得联系，分区参谋郝伯雄和政治部主任牛述申接待，并下达指令，拨付40两大烟土作为活动经费，又返回临潼从事地下工作，公开身份是伪临潼县政府督练员，以作掩护。

    此后，经地下工作人员王忠善与渭北纵队司令员谈国藩联络后，依照组织指示，王忠善、刘仁杰、成忠信、刘振和等地下工作人员参加了三原县伪国防部二厅西北督导组第256组，以作掩护继续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其具体任务是，搜索敌方情报，发展地下武装，为渭北纵队购买枪械弹药、通讯器材、印刷物资、布匹、药品器械等急需物资。从此，他们多次往返解放区和国统区，为渭北纵队运送了大量的物资，有力地支援了部队建设。

    1949年农历二月，父亲和王忠善等人组织了游击队袭击了驻高陵县敌90军及骑兵宣化部队。返回三原后，经过精心准备于三月初九，王忠善、刘仁杰、成忠信、刘振和等地下工作人员一行八人携带“四五刀油光纸，五、六匹布，两部电话机，七只盒子枪，一把手枪，二两多黄货（金条）”等物资北上设在旬邑县马栏乡的陕甘宁边区政府关中分区，途径泾阳县桥底镇时，被早已叛变投敌的原淳化县游击队长任贵金率领的泾阳县敌国防部二厅西北督导组247组发现。一行八人除一人有事外出幸免遇难，其余七人全部被抓捕遇难。父亲牺牲时年仅39岁。

    父亲牺牲那年，母亲才32岁。父亲牺牲后时隔不久，三原解放了，在三原公审叛徒任贵金时，母亲有幸被邀请参加了公审大会。会后渭北纵队司令员谈国藩曾和我母亲谈话，鼓励她要坚强，要照顾好子女，同时希望她能参加革命工作。由于兄妹四人年幼，母亲走不开，就婉言谢绝。遗憾的是刚解放那阵子，一切都不健全，一个善良又年轻的农村妇女根本没有想到要一个有价值的能为日后证明我父亲身份的文字依据。

    从此以后，母亲孤身一人种地，缝补浆洗，里里外外全部忙于一家五口人的生计，艰难地将我兄妹四人拉扯长大。
1963年3月，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政委的张思敬上校来高陵探望当年带领他起义的老连长的亲属时，看到我们家既没有挂“烈属”牌，也没有给家里任何优抚待遇，感到十分震惊和意外。他便陪同我母亲到县民政局询问，并一再说明“刘仁杰是革命的功臣，应该被追认为革命烈士！”从此，高陵县民政局立案调查，我们一家人也踏上了求证父亲真实身份的漫长之路。

    为了求证父亲的英烈身份，我们苦苦求索了47年。在漫长的47年中，我们经受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苦衷和磨难。47年求证路上所经受的艰难困苦，令人感慨万千！因为从事党的地下工作，环境险恶，基本上都是单线联系，并常常以白色身份作掩护，而从事红色地下工作。加之战斗在敌人营垒里，保密纪律严之又严，其身份的证明就更加扑朔迷离，艰难曲折。

    47年来，我母亲、我和我大妹刘瑞仙上百次的到民政局、省民政厅、省信访局等部门申诉冤情。我们根据各种线索走访父亲当年的老上级、老战友、当事人、知情人；为了找到当年的档案材料，曾先后多次到延安、西安、渭南、临潼、咸阳、三原、泾阳、淳化、北京等地的档案馆查询那个时段的档案材料；为了寻求证人证言材料，不顾家庭困难，省吃俭用。在经济条件极差的情况下，常常是自带干粮，骑上自行车不避寒冬酷暑在相邻各县查证。饿了就啃几块干馍，喝点水，冬天常常冻得浑身发抖，夏天常常热得中暑晕倒。几十年来我们花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承受了常人难以诉说的痛苦。我们饱尝了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唯成分论”“唯出身论”的苦头，我兄妹在升学、转正入党、提干等政审时却遇到过极不公正的待遇。

    当然，也曾受到很多好心人的同情、理解和支持，特别是我们生产大队党支部的前任老书记成兴运老人，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因为他清楚我父亲的为人，在各方面尚能关照我兄妹，特别是在我兄妹参加工作，参军入伍等方面，在政治上保护着我们。在我们走访取证中，像范明、任怀苍等老前辈的大力支持，热情鼓励，使我们充满信心,原省政协副主席范明将军生前曾五次接见了我，一直关注着父亲的追烈问题，他在其中一份证言中写道：‘刘仁杰是高陵县地下党中对革命贡献最大的一位同志，”当年参与审判叛徒任贵金的老法官离休老干部任志浩亲自陪同我们去有关部门。省档案馆的同志热情为我们提供方便，并提供了上北京最高人民法院档案馆查找原始档案资料的线索，县民政局原副局长吴建瑞，前任局长孟宗奇多年来积极帮助我们，并亲自挂帅，四处奔波，长期关注追烈案的进展情况，给予我们极大的同情和支持，所有这些都在鼓励着我们，给我们信心，给我们力量，使我们得以坚持到底。

    2005年11月县民政局前任局长孟宗奇根据省档案馆提供的线索，立即派人上北京，在最高人民法院档案馆的历史档案中找到了“刘仁杰是我地下工作人员”的原始整套资料，这是我们寻找了多年的“铁证”。2010年1月26日，在我父亲牺牲61年后，我们收到了陕西省民政厅受陕西省人民政府委托下发的《关于同意追认刘仁杰同志为革命烈士的批复》文件。手持文件，我们悲喜交加，感慨万千！由衷的感谢党和人民政府。我们相信“凡是为人民做过有益事情的人，人民永远不会忘记；凡是为革命牺牲的人，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不会忘记。”

    与此同时，我们也不会忘记那些曾经在我们困难时能够理解、支持、帮助过我们的所有的好心人！

    我的父亲刘仁杰为革命牺牲已经62年了，当年他怀抱着革命理想和共产主义信仰，牺牲在敌人的屠刀下。如今，我们生活在改革春风的阳光之下，孙子辈已个个成为国家的有用之才！

    今天，在这里举行授牌仪式，一是表达各级组织对革命先烈的缅怀；二是表达我们做子女的对父亲的崇敬和感恩之心；三是对后人也是一种传统教育，永远牢记今天的美好生活是无数革命先烈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从而传承革命精神，发扬革命传统。

    历史永远记载了父亲的功绩，精神永垂不朽，英明万古长青。您终于可以在九泉之下含笑瞑目了。

    请允许我用毛主席的话作结束语：

    “成千上万的革命烈士，为了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在我们的前头英勇地牺牲了，让我们踏着他们的脚步，继承他们的遗志奋勇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