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的话：在左派关于革命方略的大讨论中，一些人不仅把战略原则问题混为策略问题，大谈所谓“团结问题”、“统一战线问题”。他们引用了毛主席在这方面的教导和实践，要人们相信他们这样的混淆是正确的，是有根据的。甚至由此得出令人无法理解的结论：“我提出：在当前，不仅不能反对修正主义当权派，而且要力保修正主义当权派，团结修正主义当权派，转变修正主义当权派。对修正主义路线要狠批，对修正主义当权派要力保。” 从而荒谬地提出要“划清修正主义路线同修正主义当权派界限”，认定“这是当前左翼应当采取的非常好的斗争方略”。

    其实，只要认真学习中国革命史，认真学习毛泽东同志的革命实践活动，就会发现毛主席一生都把战略原则问题同为贯彻战略原则而实行的策略分得清清楚楚，并且明确指出，战略决定着策略，策略是为战略服务的；对战略原则的坚持，那是如磐石般的坚定。而且，正是由于他的坚持，每每使革命由危途转入坦途，从胜利走向胜利。可以说，在这方面，毛泽东同志有着特立独行的高贵品格；毛泽东同志的独特贡献，都是和这一品格相联系的。从早年他作词抒志“独立寒秋”、“谁主沉浮”，到晚年面对党内修正主义的疯狂活动和欺骗，他提倡反潮流，说：“什么伟大谦虚，在原则性问题上，从来没有客气过。要敢于反潮流。反潮流是马列主义的一个原则。”（《对吴法宪检讨信的批语和批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第138页）充分表现了毛主席作为人民领袖特有的品质。在当前和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的殊死斗争中，学习毛主席这一特质，有着强烈的现实意义。

    我们从以下四个方面来阐述毛主席这一特质。

    井冈红旗是怎样打起来的？

    现在，井冈山道路已成为世界革命人民尤其是亚非拉革命人民普遍追求的革命道路，它对世界革命的影响，已远远超过了“十月革命”。这就说明以井冈山道路为标志的“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要比以“十月革命”为标志的“以城市为中心”的革命道路，有更大的普遍性。这无疑是毛主席对马列主义的独特贡献。

    然而，这一独特贡献，在非毛、反毛思潮影响下，弄得面目全非。有人褒朱贬毛，说朱德“是仁厚长者……较少有私心杂念；又有一定的军事指挥能力，创造了初期红军的游击战略战术”。相反，“在井冈初期，毛泽东的军事思想确实没有形成，自然也谈不上成熟和定型”。甚至说“当时朱毛的分歧中，朱德的观点是得到了历史的验证和支持”。至于像杨尚昆在日记里造谣毛泽东在苏区肃反和查田运动中犯有“左”的错误，那更是为他们捏造毛主席晚年犯“左”倾错误提供佐证，以达到“纸笔千年会说话，子孙万代要报仇”的可耻目的。

    但是，历史事实把这些谣言和诡辩都击个粉碎！

    毛主席当年是怎样带部队上井冈山的？不可讳言，也是在攻打大城市——长沙失败以后，自找出路。这一点和其他起义失败是一样的。但是，毛泽东过人之处，一是他对中国革命的性质有清醒的认识，二是他对农民在革命中的威力有切身的体验。这两点，就使他上井冈山同别人一样的偶然性中反映出他不同别人的必然性。武昌起义和广州起义先后失败以后，朱德、陈毅率队上井冈山就成为必然的选择；他们虽然还没有认识到这是一条革命道路，但失败后的生存问题把他们逼上了井冈山。

    诚然，朱德率领的部队，从武器的装备和作战能力上都比毛泽东的部队优越。但是毛泽东的部队，作为完全新型的人民军队，有着朱德部队所没有的特色。这就是经过三湾改编，实行了“支部建在连上”和士兵委员会这两项制度，就使这支农民为主的武装力量迅速成为一支新型的人民武装力量。前这就是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用无产阶级思想改造一切非无产阶级思想；后者就是用制度保证部队发扬民主，实行士兵监督机制。35年后，毛泽东为发动文革重上井冈山，把士兵委员会作为反修防修的措施考虑，足见其这一制度长久的生命力。而后来实行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就使这支人民军队有了完整的建军思想。

    作为旧军人出身的朱德，不可能理解毛泽东这些建军思想，因此就产生了分歧。当时，直接领导红四军的有三个党的组织机构：湖南省委前委、湘赣边界特委、红四军军委。前两个除了领导军队外，还负有领导地方党的责任，都是毛泽东任书记，红四军军委则先后由陈毅、朱德担任书记。1929年2月3日的罗福嶂会议上，根据前委随军行动，又无大量地方工作需要领导，及前委、军委机构“叠床架屋”的情况以及尖锐复杂的敌情，经讨论，大家一致通过决议，决定减少指挥层次，军委机关“暂停办公”，改为军政治部，军队行动由前委直接指挥，政治部主任一职由前委书记兼红四军党代表毛泽东兼任，也就是说毛泽东集党政军权于一身，朱德对这种集权的安排是有意见有想法的。认为“党的绝对领导” 是不是就是“党管理一切”？军队是打仗为主，还是建设根据地为主？党内军内的民主以什么方式去实现？在这些问题上，朱德都有抵触情绪。

    1929年4月3日，毛泽东离开长汀到达瑞金与彭德怀的红五军会合时，收到了中共中央2月7日发出的“二月来信”。信中对在农村割据中红四军的前程较为悲观不说，并要求红四军在大敌当前时分散成小股游击队，转入民间。而对毛泽东和朱德的去向，中央则指令要求“毅然地脱离部队速来中央……” “瞎搞，不切实际的指挥。这是要把这支部队葬送掉。” 毛泽东气呼呼地说，“我不离开！拿轿子抬我也不走！”毛泽东还以红四军前委的名义复信中共中央，批评中央的“二月来信”对客观形势及主观力量的估计“都太悲观”，“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想法”。作为下级党组织如此毫不客气地批评中央的作法是不多见的。朱德认为中央是上级,肯定是正确的,对毛泽东对待中央来信这种态度很不满意。

    1929年5月初，刘安恭从苏联回国，携带了中共“六大”文件，以中央特派员身份来到红四军，并接替了毛泽东的政治部主任一职。 在刘安恭和朱德的提议下，红四军又成立了临时军委。5月底，在湖雷召开的前委会议上，就党对军队领导的问题发生争论。争论的焦点是红四军内是否仍要设立军委。朱德认为，“既名四军，就要有军委”，指责前委“管的太多”，“权力太集中”，是“书记专政”，有“家长制”倾向。林彪则认为“军队指挥需要集中而敏捷”，由于战斗频繁和部队经常转移，由前委直接领导和指挥更有利于作战，不必设立重叠的机构，并批评在前委之下、纵委之上硬要成立军委，实际上是“分权主义”。争论中意见未能统一。前委书记毛泽东辗转反侧，彻夜失眠，为解决争论、纠正各种错误思想而焦急思虑。他激动地对人说：“你们为什么只相信‘远方’的话，而不相信自己面前同志的话？”然而，这些是非曲直对于大多数人来说，难以分清，毛泽东难以继续工作。 在6月8日白砂召开的前委扩大会议上，毛泽东把一份书面意见放在会议桌上，简短地说了几句：“从机构设置上，军委不仅是与前委重复， 而且是与前委分权，更为严重的是动摇了党管理一切的最高原则。因此，我不愿在不生不死的前委工作。我提出辞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