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南部的库车县，是丝绸之路上有名的古城。不久前我来到库车，想寻访抗日战争期间任库车县长的广东籍共产党员林基路的遗迹。

    库车城里，大街小巷奔跑着许多带篷的毛驴车，只须掏几毛钱，毛驴车就能把客人送到想去的地方。外来的旅游者把这种发挥着“的士”作用的毛驴车称作“驴的”。我搭上一辆“驴的”，讲明想去看看“林基路的地方”。赶车的师傅是一位维吾尔族中年汉子，他点点头，吆着毛驴七绕八拐地把我送到了林基路纪念馆。我付给他钱他却不肯收，撂下一句：“林基路是我们的好县长嘛，看他不要钱！”说罢便赶着车走了。

    我既感动又欣慰——林基路被杀害已经有60多年了，可新疆人民仍然牢牢地记着他！

    林基路原名林为樑，1916年出生在广东省台山县（今台山市）都斛圩大纲村一个殷实的律师家庭里。幼时，他被称作“林家公子”，他欣然接受这个称呼，坦然解释道：“公子，公子，公众之子，何乐不为呢？”在台山的达人小学、任远中学，广州的中山大学附中，他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学习成绩优异，曾在台山县的中学生演讲比赛中获得第二名。他喜读社会科学和文学书籍，家中给他的钱几乎全用来买了书。他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我的书籍独占的怪癖真有点像现下中国军人的地盘独占的愿望一样。朋友借来的书读过了，栋兄（林基路之兄林为栋）的书本来就与我自己的无异了，但仍不爽快，一定要是自己的而后足。”

    1931年，日本侵占中国东北的“九一八”事变爆发，广州各界爱国人士起而抵制日货，却遭到国民党当局开枪镇压。林基路愤然离开广东，前往上海求学。在上海，林基路积极参加救亡运动，思想得到升华，于1933年加入了共青团。次年他东渡日本留学，在明治大学念政治经济学时，比较系统地研读了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建立了共产主义信仰。1935年他回上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党组织派他再返东京开展留学生工作。他担任了中共东京支部的书记，一直坚持工作到1937年6月。

    抗日战争爆发前夕，林基路经党组织批准归国，党组织把他调往延安。他在中央党校学习了几个月，曾受到毛泽东的接见。1938年初，他被派往新疆工作。当时统治新疆的，是军阀盛世才。此人1933年掌握新疆军政大权，不断标榜“亲苏、亲共”，一再邀请中国共产党派干部帮助他建设新疆。中国共产党于是与盛世才建立了统一战线关系，先后派出陈云、邓发、陈潭秋、毛泽民、黄火青、林基路等100多人赴新疆工作。陈云、邓发、陈潭秋任中共驻新疆代表，毛泽民、黄火青、林基路等直接进入新疆省的政府部门任职。

    林基路被任命为当时新疆的最高学府——新疆学院教务长。学院的院长由省教育厅长兼任，林基路是学院实际上的负责人。针对学院校风不正的问题，他制定了“团结、紧张、质朴、活泼”的八字院训，编写了洋溢着昂扬向上精神的院歌，并把每周的星期六定为“抗战救国日”。学院的校园破旧脏乱，他带领教师和学生们利用课余时间自己动手修整清理校园。粉刷了教室、宿舍，重修了篮球场和操场，还栽植了花草、树木。

    新疆学院的200多名学生来自汉、维吾尔、哈萨克、蒙古、乌孜别克等民族，林基路非常关心学生。他在课堂上给学生们讲课、作报告，在课下与学生们谈理想、谈人生，鼓励他们为祖国、为新疆发奋学习。他发现学生食堂的伙食不好，经过调查了解到是有些管理人员贪污、多吃多占，便采取措施杜绝了贪污纠正了多吃多占，改善了学生的生活。

    在各族学生的眼里，林基路是老师，是朋友，还是“阿康”（维吾尔语：大哥）。后来成为三区革命领导人之一的阿巴索夫，即为林基路的得意门生。阿巴索夫深情地回忆道：“林基路教务长只比我大几岁，可是他那渊博的知识，冷静的头脑，坦荡的胸怀，还有他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是我一生的楷模。”

    1939年6月，林基路调任库车县长。他乘长途汽车到库车车站下了车，自己肩扛行李步行到县政府上了任。此举给了库车人民一个非常好的第一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