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世无双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的伟大胜利，对中国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已经产生并继续产生着深远的积极影响。长征的胜利是中国共产党人的骄傲，是中国工农红军的骄傲，是中华民族的骄傲，为中华各民族留下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

　　在九十年代的今天，当我们科学地重温和再现红军的历史以便从中获取教益时，不能忘记或忽视这样一些基本历史与实：其一，红军长征征1934年10月中央红军离开江西中央苏区进行战略转移开始，到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部队在甘肃会宁地区胜利会师结束，历时两年。仅红一军团的统计，就有三分之一的日子是在少数民族地区度过；红二、四方面军在少数民族地区的时间更长。其二，红军长征经过国内十一个省(区)的汉族和苗、瑶、侗、布依、土家、白、纳西、彝、藏、羌、回、裕固等十几个少数民族的聚居区。长征的胜利主要是在我和西南和西北的民族地区取得的。其三，具有全心全意为各族人民服务的我党我军，在长征的过程中，在为各族人民利益而忘我战斗的同时，一直坚持进行耐心、热心、细心的内容丰富的民族工作，乃能不断克服国民党反动派和地方军阀种种挑拨离间、造谣诽谤及恶毒攻击所造成的恶劣影响，从而得到各民族广大群众与上层爱国人士的爱戴和支持，这是长征胜利的有力保证。勿庸赘言，有关史实是极富教育意义的。

　　应当指出，对民族工作不能作狭隘的理解。在红军长征的历史时期，中国革命和中华民族解放事业发展的客观需要，是必须争取红军长征的胜利。我们党和红军为了完成这一历史任务，在我国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进行的多方面工作。应该说，凡是教育、团结、发动、组织各族中各阶层群众，共同反敌致胜的工作，都是民族工作，而且是非常成功的民族工作。对有关的史实和理论、政策的深入研究与广泛 宣传，都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迫切需要的。有鉴于此，笔者仅就个人所见，试作六个方面的初步探讨与论述，权作引玉之砖。

　　一

　　红军长征以前，在王明“左倾路线统治中共中央领导的当时，对民族工作是重视不够的。我们在现能见到的当时中共中央文献资料中，涉及我国民族问题的寥寥可数，且其不少内容脱离实际，水平不够高。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大规模武装侵略我国东北的“九•一八”事变后，中共中央号召中国境内各民族联合抗日，并责成政治局和各省党制定出各民族的具体工作方针，可见，我党当时还缺少民族工作纲领。党的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政治决议案》提出：“由于中国境内少数民族斗争的高涨，党在少数民族中的工作的不可容忍的薄弱亦清楚地暴露了出来……党必须为领导少数民族的民族解放与自立(包括分立权)而斗争。必须发展他们中间的革命斗争，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国民党统治，反对土著的地主、土司、喇嘛、贵族与高利贷者，密切的将少数民族的解放斗争与土地革命联结起来”。这些内容，一方面反映了当时的党中央对民族工作的重要性与紧迫性有所认识；另一方面，关于为少数民族分立权而斗争的提法，关于笼统反对土著的地主、土司、喇嘛、贵族与高利贷的提法，不考虑他们是否爱国而加以区别对待都是片面而有害的。

　　长征开始后，由于红军进入少数民族地区，我们党和红军非常重视民族工作的开展和对民族问题的及时正确处理。1934年11月，中央红军到达瑶、苗民采地区，总政治部发布《关于徭(瑶)苗民族中工作的原则指示》，要求全军“在一切工作中，必须不疲倦地”做好民族工作；在专门下达的《关于争取少数民族的指示》中强调：争取少数民族“这个问题的解决，对于实现我们的战略任务有决定意义”，“必须向全体战士解释争取少数民族的重要性。”1935年，红军的《红星报》更加响亮而明确地提出：“不懂得共产党民族政策的，不配当一个共产党员。不了解争取少数民族的重要性和不参加这一工作的，不配当一个好的红色战士。”十分清楚，所有这些内容指明了每个共产党员和红军指战员都必须努力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并有效开展民族工作。1935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举行会议，决定指出：“争取少数民族在中国共产党与中国苏维埃政权领导之下，对于中国革命胜利前途有决定的意义”；并号召：“马克思、列宁、斯大林关于民族问题的理论与方法，是我们解决少数民族问题的最可靠的武器，只有根据这种理论与方法，我们在工作上才能有明确的方针与路线，学习马克思、列宁、斯大林关于民族问题的理论与方法，是目前我们全党的迫切任务。”此后的历史证明，这一号召极大地推动了全党对马列主义民族问题理论的学习，使党和红军的民族工作达到新的理论高度，收到更大的成效。

　　党和红军在这一时期还发布了《关于苗族问题的决议》、《关于对苗徭(瑶)民的口号》、《关于我军沿途注意与苗民关系加强纪律检查的指示》、《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布告》、《中国工农红军布告》、《中央关于一、三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告川西北藏彝民族书》、《告回番民众》、《共产党红军对番人的主张》、《红军对番民十大约考》、《告西北汉回番父老兄弟》、《回民斗争纲领》、《回民区域政治工作》等一系列决议、指示、口号和文告。它们的内容广泛、作用显著、意义深远。长征中，我们党和红军发布有关民族工作的历史文献是如此之多，足以说明党和红军对民族工作的高度重视，从而及时、正确、广泛而深入地推动和指导了民族工作的开展，有效地争取了少数民族对党和红军的支持，才对长征胜利作出了如此可贵的贡献。

　　我党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对党和红军有关民族工作的决议、召号，无不模范遵守，身体力行，做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民族工作，给各民族军民留下许多美好的回忆。例如，1934年12月，中央红军进入当时广西省的龙胜县。在周恩来等领导同志住扎龙坪大寨，有国民党特务深夜纵火烧房。周恩来等领导亲自指挥战士灭火，保护了寨中清朝嘉庆4年(公元1799年)建成的鼓楼和一百多户民房。红军当场抓住纵火特务三人，次日公审，就地正法。深感红军恩情的龙坪侗族群众，为纪念红军，将此鼓楼改名为“红军楼”。（注：《侗族简史》93—94页 贵州民族出版社1985年底）中央红军进入黔东南黎平县后，毛泽东同志亲自告诫红军战士，必须与各民族建立亲密的关系，用平等态度对待各族人民（注：《苗族简史》236页 贵州民族出版社1985年底）。朱德同志在牙屯堡（注：牙屯堡当时属贵州黎平县、今属湖南。）洪江途中，亲自向中央警卫团干部、战士作民族政策的报告，反复强调必须认真执行民族政策的重要性（注：《红军在黔东南》110页）。中央纵队驻黎平坪村时，朱德同志住在侗族老人石大爷家中。他平易而亲切地向老人讲解革命道理，宣传民族政策，老人非常感念地说：“红军这样看得起我们侗家，真是侗家人的知心人。（注：《红军在黔东南》111—112页）”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民族工作方面为长征胜利作出了非常的贡献，为我们留下永远学习的光辉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