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地下党工作的规则是单线联系，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联系人，父亲的联系人叫刘光，他就是中共南方局青年工作委员会的书记，皖南事变后改称青年组组长。

    刘光（1916-1946）⑧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有记载的重要领导干部，他幼年投身革命，16岁作为中共代表参加了少共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并在莫斯科列宁学院和东方大学学习工作过，回到延安后曾与胡乔木一起办《中国青年》杂志，担任中共中央青年工作委员会委员、宣传部副部长，是我们党做青年工作的先驱人物。1939年1月，中共中央南方局成立，周恩来任书记。　1940年5月，刘光跟随周恩来到重庆，先是与蒋南翔一起工作，任中共中央南方局青委副书记，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南方局青委成员大部分撤离重庆，青委改为青年组，刘光任组长。那个时期，共产党的领导干部没有当甩手掌柜的，刘光不仅担任南方局青年组组长，还具体负责主办《新华日报》上的“青年生活”专栏，由于经常看到父亲写来的稿件，就格外注意和关心这位青年的成长和进步，亲自当父亲的联系人。

抗战时期中共中央南方局青年组组长刘光在重庆红岩村留影

    刘光不仅指导父亲撰写文章，更要父亲“多交朋友”。他曾专门让父亲去找自己在歌乐山医院治病时认识的一个少年，结识交往并帮助其进步，此后，还布置父亲写了一篇“少年宣言”的诗，登在《新华日报》“青年生活”专栏上。皖南事变后，重庆白色恐怖嚣张，刘光多次讲：“共产党员要像一团火，走到哪里，那里就要有生气，就要有光亮。”他自己就是一团烈火，青年朋友们遇到什么困难，包括个人生活问题，他都愿意耐心倾听，在关键之处给以恳切的帮助，在政治气候严寒中温暖着青年们苦闷的心灵，在社会无边黑暗中照亮着青年们前进的道路。他就是这样帮助父亲的。刘光经常同父亲谈心，嘱咐父亲要多调查了解农村的情况，多写一些给农村青年看的文章；父亲多次提出要去延安，刘光说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也照样可以锻炼人，并指点父亲学会利用自己的社会关系做工作；重庆八路军办事处时常召开一些读书会、报告会，刘光也通知父亲来参加，学习毛泽东新发表的文章，听老红军讲长征的经历，帮助父亲坚定信念，开阔眼界，做好党交给他的任务。在刘光的帮助指导下，父亲用铁马、羽阳、黎庶之、令狐玄、虞挺英等多个笔名给《新华日报》“青年生活”专栏写了大量的文章，1945年写的几篇有关农村青年工作的文章，还受到了当时在南方局担任领导的王若飞同志的赞扬。

    抗战胜利前后，国统区民主活动高涨，南方局开展的“交朋友”活动也非常活跃。发现一位进步同学外语学的好，就布置父亲与他交朋友，因为延安和解放区非常缺乏外交翻译人才；知道一位进步同学是国民党资深参议员的儿子，就安排父亲与他交朋友，因为与国民党高层打交道的统战工作用得上……按照党组织的要求，父亲交了许多朋友，有教师，有学生，有工人，有穷孩子，也有知名学者，他们相互帮助鼓励，这些人日后有的成为新中国的外交官、政协委员、资深教授、知名记者，许多人都参加了共产党。在交往的工人中，有一批来自重庆中央印制厂做工的青年女工，由于喜欢写作而与父亲交往频繁，我的母亲商沅君就是其中的一员。父亲还按照党的部署，动员一些进步知识青年到解放区去工作，为党和革命事业输送了一大批新生力量。

    现在看，开展“交朋友”活动真是共产党的高明之处——当时在野的共产党内部也有矛盾和斗争，却有本事化解统一，包容共济，把一切进步的人、有本事的人都团结吸引到自己的队伍里，把自己的朋友和队伍搞的人马多多、兵强马壮，把敌人的支持者和阵营搞得支离破碎、形单影只；而当时执政的国民党却做不到标榜的“精诚团结”，表面上效忠领袖，实际里尔虞我诈、阳奉阴违、相互掣肘拆台，最终闹得是孤家寡人，分崩离析，兵败如山倒。

    父亲在古圣寺育才学校校本部的教书生涯与地下活动一直持续到抗战胜利前夕。1944年，父亲因肺病吐血，经学校教导主任方与严批准，由古圣寺调到重庆市区里的育才学校办事处工作，以方便治疗疾病。当时育才学校绘画组也搬到这里，父亲还兼当他们的语文老师。另外，陶行知在这里办了育才补习夜校，后来发展为社会大学（陶行知、李公朴任正副校长），各界社会名流也常来此办讲座，吸引了很多社会上的进步青年来此学习（母亲就曾在社会大学新闻系学习过），父亲也在社会大学讲过文学课。为了结合实际、改进教学，陶行知曾与父亲等人一起商量教学改革，鼓励青年教师要发扬勇敢的创造精神，不要畏惧名流，并建议父亲将一般的文学常识课改成更加实用的“文学语言”课。这个建议果真见效，对爱好文学的青年人帮助很大，其中一些教学经验，也为日后父亲撰写《论文学语言》一书提供了素材。

    育才学校重庆办事处距离中共南方局青年组所在地“星庐”很近，这个地方对外公开的称呼是“新华日报记者部”，父亲讲课之余，除了兼做《民主教育》杂志的编辑，与南方局党组织的联系更频繁了，有时干脆就住在“星庐”，写调查报告，编宣传材料，撰文写稿，忙得不亦乐乎。

抗战时期的重庆《新华日报》社址

    1945年春天，父亲再次向刘光提出入党要求，这次是和中央大学“据点”的负责人吴佩伦一起提出的。6月的一天，刘光通知父亲，党组织需要他写一份自传上交，同时将一份铅印的入党志愿书交给父亲填写，在入党介绍人一栏里，父亲庄重地填上了：“刘光”，还有“朱语今”。

    朱语今（1916-1988）⑨，也是父亲在给《新华日报》“青年生活”专栏撰稿时认识的，他是1938年在延安入党的老党员，曾经参加过“一二•九”学生运动，到南方局后成为刘光做青年工作的得力助手。有一段时间他曾专门负责各个“据点”的联络工作，为了将“据点”所有人员的情况搞清楚，也为了防止泄密并便于隐藏，父亲记得他抄写的名单是用那种很薄而柔韧的纸，写尽可能细小的字，“蝇头”已不足以形容，而是像小蚂蚁一样，可是却书写的异常工整、清晰。为了防备国民党特务窥视，他整理名单时白天也不敢开窗子，经常在昏暗中抄写，再加上熬夜工作，双眼愈加近视，早早就架上了一副深度近视眼镜，年纪不大就被人们称为“老夫子”。

    解放以后，父亲与朱语今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20世纪50年代中期朱语今曾在中国青年出版社任总编辑，凭着对重庆地下工作的熟悉，组织作者采写并出版了长篇小说《红岩》，轰动全国。拨乱反正之后，朱语今从西北回到北京，再任中国青年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就是这样一位老革命、老干部，1988年重病住院，他的家人不知应该按何等待遇住院，也没有去找他的亲家、已位居中央政治局委员的中央组织部部长，医院居然将他送进了杂乱的大病房，还是父亲和另外几个老战友找到有关部门，才将他按规则收入高干病房。这段经历我听父亲说过，记忆深刻，后来又读过朱语今写的一首《忆旧游引》的诗词，更加佩服其人。词中写道：“忆多年往事， 万般情思，乱窜心头。 当大地疮痍，国事沉浮， 少年纷纷投笔，试吴钩。 死生非所计，名利耻追求； 只存一个私愿：改造旧神州。 虎穴猎奇，枪林跃马， 有万千烈士，头断血流。 赢得了胜利， 山河待精心绘绣； 主义须坚持，大同远猷。 又孰料，忧患迭生， 少年旧境疑重游! 怪不? 岂丹心易碎，豪情难留? 革命营里，竞有人学王侯； 或素餐不知羞； 或竟做牛马走，为儿孙谋； 或死盯着一点儿权位物利，争闹不休； 更有那，数不清的旧恨新怨， 结下了多少冤家敌仇! 但回首，看曙色染苍穹， 感年华虽逝，壮志可酬。 且拼却余热，发微光， 迎接爽气高秋。”写的真好！

    1946年初，重庆发生较场口流血事件，国民党在发动内战前夕对重庆共产党活动的限制也日渐加剧，中共南方局、八路军办事处被迫南迁。在部署南迁的一次秘密会议上，刘光、朱语今告诉父亲和吴佩伦，南方局青年组要迁往上海，并准备在那里办一本青年杂志，还要出外文版，组织上决定父亲和吴佩伦去上海做这件事。就在这次布置工作的会议上，刘光正式通知父亲和吴佩伦，你们的入党申请已经组织批准，但是此刻转移工作紧迫，等到达上海以后再过正式的组织生活。

    离开重庆前夕，刘光写了三封信交给父亲，分别致胡绳、陈翰伯、潘梓年，告诉父亲到上海后找他们接洽办青年杂志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