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歌是民族精神的载体,记录和见证沧桑巨变、不断崛起的祖国历史,折射和展示了不断强大的中华民族精神支撑着中华民族的脊梁。最近我有幸拜读了由红旗出版社出版的《红歌的力量》。读完这篇文章,我感受到了红歌的精、气、神,我经历了一次红色文化的大洗礼,同时我还感受到了一次红色精神的大震撼。 总书记在今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周年大会重要讲话中说:“90年来,我们取得的一切成就,是一代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同人民一道顽强拼搏、接续奋斗的结果。”又说:“90年来党的发展历程告诉我们,理论上的成熟是政治上坚定的基础,理论上的与时俱进是行动上锐意进取的前提,思想上的统一是全党步调一致的重要保证。”2011年4月,吴邦国委员长抵达重庆实地调研,察看了重庆“打黑除恶”资料,观看了“唱红歌、读经典、讲故事、传箴言”的“唱读讲传”汇报演时说:“人是要有点精神的,‘唱读讲传’就很能提振精气神,增强我们民族的凝聚力和自豪感。”事实的确如此,为什么无数海外游子在听到或唱起《我的中国心》时会热泪盈眶?为什么当我们在“请群体起立,奏国歌”后会深感全身的血液在沸腾?为什么当我们在一年一度的重温“入党誓词”的那一刻,会有一种来自内心的深层触动而由胸迸发?…… 所以,作为一名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如果缺乏以一种艺术的方式来爱党、爱祖国和人民的由衷思想和态度,那么,他(她)一定是不合格、不正常的,同时也是不健康、不积极向上的。著名作曲家贝多芬说:“音乐,有人将它比作花朵,因为它铺满在人生的道路上,散发出不绝的芳香,把生活装饰得更美。”而红歌,它不仅表达的是歌的本身,也是我们对红色历史的记忆与缅怀,对革命领袖和先烈的敬仰,以及我们对革命胜利的激情壮志,更是营造改革开放的时代气息、民族复兴和美好未来的无限憧憬。因此它同样好比是无数花朵,始终铺满在中国共产党人的人生道路上,不仅同样会“散发出不绝的芳香”,而且也会使我们的工作和生活更加积极向上、绚烂多彩;而唱红歌,它无疑可以促进我们统一思想、坚定信仰,同时也是一定程度上获得与时俱进、锐意进取的良好方式;而一首红歌,它无疑代表一种人心,人心聚集人气,人气锻造繁荣;而一首红歌,它不仅记载着一段历史,一种精神,一份力量,而且背后还影藏着它鲜为人知的时代感人故事及背景: 毋庸置疑,《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是饮水思源的表达。我们应该都还记得祖国母亲曾有过的百年噩梦: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有八国联军的烧杀掠劫,有圆明园的熊熊烈火,有不堪回首的一些不平等条约。这片曾经千疮百孔的土地,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自从有了从嘉兴南湖的起航,自从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在长征中铸造钢铁般毅志,在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英勇牺牲、用赤诚的肝胆捍卫自己不屈的民族中建立新中国,在团结一致、励精图治中缔造“两弹一星”;在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中拨乱反正,在一场前无古人、规模空前的智慧探索和实践中坚持改革开放而一跃冲天;在繁荣中探索解决要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开辟了党的建设的重大课题;在科学中探索解决要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开创了中国特色发展观的新境界,如今正给世界喷涌着生机和绿意,展现出如今的中国。 回首抗日,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保卫黄河》充分彰显英雄民族对反侵略、反屈辱的伟大气魄。1937年7月7日,日军开枪开炮猛轰卢沟桥,发动卢沟桥事变。同年12月13日,日军侵占南京,南京“满尸遍野”,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我国近代著名作曲家、钢琴家冼星海回国后,痛感民族危亡的深重,深知民众的疾苦。在民族危亡的严重关头,他确信只有中国共产党才是中华民族的中流砥柱,于是入了中国共产党。并“为抗战发出怒吼”而纵笔谱写歌曲。1939年他去看望病床上的青年诗人光未然,听其朗诵《黄河吟》、讲述黄河呼啸奔腾的壮丽景象遂荡其共鸣,乐思如潮。于是有光未然作词、冼星海作曲的《保卫黄河》由此诞生。所写就的这一时代的中华民族音乐史诗,它记载的是中国人民进行8年抗日的伟大民族革命战争史,同时也是全面谱写一百多年来中国人民反对外敌入侵而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豪迈史篇。 流传半个世纪,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国歌”的《歌唱祖国》,始创于1950年9月。时逢新中国成立一周年,在已经整修一新、红旗飘扬的天安门广场上,当时居住于天津的32岁作曲家王莘来到北京天安门广场,抬头仰望广场上空高高飘扬的鲜红国旗,不禁心潮澎湃,想到新中国的朝气蓬勃、蒸蒸日上时,心中的创作激情油然而生:“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胜利歌声多么响亮,歌唱我们亲爱的祖国,从今走向繁荣富强。”四句歌词脱口而出。后他登上返津的火车,思绪如飞,歌词与曲谱几乎同时喷涌倾泻:“越过高山,越过平原,跨过奔腾的黄河长江......。”于是一曲气势雄壮、热情豪放的新歌《歌唱祖国》应运而生。而今,60多年过去了,当我们在不断重温这首《歌唱祖国》的时候,心中油然而生的激情,已然与60多年前作曲家王莘所创作时的初衷是一致的,那就是“歌唱祖国”从胜利走向胜利、从富强迈向富强;同时也在深刻勉励我们,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所取得的伟大成就来之不易,需要我们倍加珍惜;生活在如此美好的黄金时代,这种幸福和安定和谐的局面也需要我们倍加珍惜和维护,通过我们的努力和奋斗,祖国还会越来越强大、人民生活还会越来越美好!…… 原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同志说,音乐给人以美的享受,还能启发人的智慧。我们应该十分坦率的说,《春天的故事》一首不但是被歌颂者,即新中国第二代国家领导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的智慧,同时也是创作者们的智慧。由蒋开儒和叶旭全作词,王佑贵作曲的《春天的故事》,不仅描述的是小平同志南巡的故事,更是言喻了改革开放所取得的伟大成果。它结构完美、立意鲜明、用词精准、大气磅礴,同时也赋予了其新的内涵。首先是“春天”:即是改革开放的春天;其次是“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小平同志站在中国的大地图前“指点江山”,寻找着中国经济腾飞的突破点、寻找着创办经济特区的理想之地,于是在中国的南海边找到了深圳,就在这个地方划了一个圈......;再次是,“1979年那是一个春天”:把背景放在1978年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紧扣改革开放的历史转折背景,将整首歌曲的立意从深圳一地提升至全国的高度,从特区一事提升至改革开放的大业,内涵加深,境界升华。 我们今天一谈到“唱红歌”,大多数人就往往会将它与“老歌曲”或“老革命”这样的字眼联在一起,甚至还有少数人认为这是“文革”、“极左”等等,这些都是不切实际,思想受某一固定理论、条条框框所羁绊的表现。而历史的实践证明,解放思想,它不是那么容易的,从以主义为本到以人为本,我们经历了近半个世纪!而红歌,它与我们的内心相连、与我们的现实生活紧密相联。 十分值得我们今人欣慰的是,在一代红歌创作的杰出人物冼星海、光未然、王莘及蒋开儒等之后,对于作为时代所呼唤的优秀红歌曲目的创作,仍然是后继有人的。原因在于,在每一个时代,都有每一个时代其应有的红歌在应运而生。这其中,有被列为“十一五国家重点音像规划产品”、 获“二十一世纪华人音乐奖”等奖项的由著名诗人谷传民作词、王立东作曲的《热泪颂》,它无疑即是属于我们这个时代所应有的红歌的典型。我们都还记得,1998年长江洪灾,当看到无数农民因家园被毁而住到帐篷里时,我们敬爱的温总理忍不住偷偷拭泪;2005年铜川矿难,当拥着悲痛欲绝的孤儿寡母,温总理不禁泪水滚落;2008汶川地震,当面对废墟上成千上万痛失亲人,神情木然的眼睛,那一刻,总理留下了心酸的泪水......。也正如新中国一代天骄的领袖毛主席所说的那样,“平时不爱落泪,只有在三种情况下流过眼泪:一是我听不得穷苦老百姓的哭声,看到他们受苦,我忍不住要流泪……。”在此背景的依托下,当代著名诗人谷传民,以艾青爱国主义诗篇《我爱这土地》和温家宝总理“眼泪”为创作基础和素材,于2009年的大年三十之夜,思潮澎湃,且强忍牙痛的奋笔疾书,写就了这首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红歌《热泪颂》。 歌曲《热泪颂》,是根据温家宝总理亲民之情、爱民之泪创作的一首主旋律歌曲,它曲调优美流畅,歌词朴实深沉、真挚,充满了对总理深深的敬意。词作者在曲目中间部分用了“哪怕日里万机一身疲惫,在田间地头在农家小院,总把真情留下来。”以三句质朴的语言,深刻释义了作为一个泱泱大国的总理,始终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和始终“保持与人民群众保持血与肉的联系”的这样一个主轴核心。充分彰显了作为时代国家领导人,为了自己的祖国和人民而奋斗的崇高理想和追求。 十分值得我们关注的是,重庆于2008年6月率先启动唱红歌、读经典、讲故事、传箴言的“唱读讲传”活动,不仅深受山城广大群众的欢迎和喜爱,而且也塑造出宣传思想文化建设的重庆“品牌”。2010年11月,《人民日报》报导题为《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有效载体》,充分肯定“这是重庆市深入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全面促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一个剪影。”2011年,中国共产党迎来了九十华诞,重庆市再度吹响了“唱读讲传”的号角。《求是》杂志社研究员黄苇町教授于今年6月6日晚端午佳节在重庆大剧院观看完“唱读讲传”演出后,深有感慨,指出重庆开展的“唱读讲传”活动体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有助于净化社会风气、增强凝聚力。“唱读讲传”活动,将优秀传统文化与现代表现形式很好地结合了起来,让人既感受到久违的亲切,又感受到一股时代的气息。他认为,应该通过“唱读讲传”等形式把革命传统发扬光大;今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同志在重庆调研时,高度评价对红歌的“唱读讲传”活动,认为这是“找到了一个实现群众自我教育的好载体,也是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好方式”,并还希望大家把“唱读讲传”搞得更好。这不仅是对重庆的赞扬,更是对深厚民意的一种呼应。 “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总书记在今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周年大会重要讲话中说:“青年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也是我们党的未来和希望。”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同志,在会见港澳主要媒体高层参访团时表示,重庆的唱红是“对中华民族伟大精神的传承,是对青年一代教育的一种负责任的态度。”事实确乎如此。时下,在物欲横流,信息繁杂的时代,信仰的流失,道德的滑坡,同样更加尖锐地摆在全党全社会面前。不仅在我们“社会”这所“大学”里的情况是如此,“摇篮”内的中小学、乃至大学里的情况也是不容乐观,拜金族、追星族越来越多,而“拜党族”、“追党族”却闻所未闻;比吃穿、比阔斗富,“我爸是大老板”、“我爸是某某局长”的声音显得理直气壮,而比学习、比勤奋,“我爸是优秀共产党员”、“我爸是劳模”的声音却显得理屈词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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