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据说，每年大年初一的时候，还有人在照相馆门口冲着毛主席的照片下跪磕头。“还有人在那里讲毛泽东年代有多好多好，旁边人给他鼓掌。”孙秀珍说。

原址照片（来源：资料图）

2008年，中国照相馆(一)（摄影：张恺欣）

2008年，中国照相馆（二）（摄影：张恺欣）

    本文摘自：《中国青年报》2010年7月28日第12版冰点特稿，作者：杨芳，原题：《为中国照相》

    位于北京最繁华的王府井大街上，中国照相馆的玻璃橱窗恐怕是最受人关注的橱窗之一。

    橱窗里摆放着3张28寸大小的标准照，从左往右依次是刘少奇、毛泽东和周恩来，都用金色的相框镶嵌。

    据照相馆的董事长孙秀珍回忆，几年前店里装修，她安排将这3张照片暂时收起来，以免落上尘土。没想到第二天就有外国记者打电话来问：“中国是不是出了什么大事？”

    这个插曲让中国照相馆的新老员工惊讶不已。他们并没想过，一块普通课桌大小的橱窗，竟会成为见证中国社会变迁的风向标。

    他们同样不会想到，摄影师傅们透过镜头所看到、所拍下的一幕幕，会将转瞬即逝的历史瞬间记录在照片上，翻开，一幅一幅，把许多已经快被忘记的故事勾活了。

    在这间照相馆的拍照间里，他们努力拍出大人物们最完美的形象，然后精雕细琢，摆进照相馆外面的玻璃橱窗。

    也难怪外国记者会大惊小怪，在过去的很多年里，橱窗里的照片每次更换，多半说明有什么历史事件又发生了。

    我们可是根正苗红

    单从表面上看，和附近充斥着国际奢侈品牌的东方新天地，以及拥有百年历史的五星级酒店北京饭店相比，这座小楼显得有点寒酸。入口处既没有身穿制服的服务人员，也没有巨幅的广告海报，甚至连个红地毯都没有铺。

    尽管如此，这丝毫不影响无数名流走进这家照相馆。他们中，既有政界人物，如朱德、林彪、华国锋，甚至联合国前任秘书长安南；也有科学文化精英，如林巧稚、茅以升、周光召和马寅初等；甚至还有娱乐明星，如李连杰、郭兰英、孙国庆、董文华，以及不远万里来到北京的好莱坞巨星施瓦辛格。

    这只是一长串名单中的很小一部分。“过去你所能够想象的，基本上所有名人都来过。”一位工作人员不无自豪地说。

    他们来到这里，只是为了照张相片。出人意料的是，这里并没有华丽的背景，通常只是一块绿色或者红色的天鹅绒幕布，也没有高昂的化妆品，有时候就一把塑料梳子和一瓶不知名品牌的发胶。

    吸引他们的，只是那块名叫“中国照相”的中华老字号招牌。如今，常有路人驻足在招牌下面评论说：“看到没，这里专门给国家领导人照相的”；或者猜测说：“这儿怎么也得是个局级单位吧！”

    每每听到这样的“谣言”，中国照相馆的工会主席高里奇总会偷着乐。不过，他话锋一转说：“这也说明了我们的红色传统。”

    这个红色传统，最早是在1956年开始的。时任北京市市长的彭真，亲自到上海选定一家照相馆，迁到北京。当时，他所带队的动员小组，要求上海支援各类民用企业，包括理发店、洗染店和照相馆。本来，上海答应给3家中型照相馆，但私下溜达的彭市长发现了中国照相馆。在他的强力干预下，上海只能放手。

    一位带队的副局长还说：“同志，首都的形象多么重要，首都人民多么需要支援，不要保守嘛！我这两天到处转了转，觉得中国照相馆不错，我看，就让它来支援首都建设吧！”

    另一个广为人知的故事是周恩来亲自选址。据说，是他拍板表示“放在王府井挺好，而且要放在王府井口上”。最终，中国照相馆落户于王府井大街南口，也就是如今东方新天地的所在地。后来几经搬迁，落在了王府井大街180号的位置。

    这些陈年往事至今仍是中国照相馆许多员工津津乐道的话题。“我们可是根正苗红！”一位工作人员忍不住说。

    现在想想都不可能，一个国家的总理没打声招呼，就带上两个人来照相

    说起来，橱窗里的那张周恩来照片，来得有些意外。

    1956年12月的一个周日，中国照相馆经理姚经才正在给一个军人拍照，周恩来带着秘书和警卫突然走了进来。

    当时所有在座的顾客都很惊讶，那位军人赶快站起来敬礼，并希望总理先照。但周恩来依然耐心地表示要先来后到。

    如今，在北京美术馆附近的一间40平方米的房间里，时间似乎在54年前停住了脚步。周恩来当年坐过的木质长椅就摆放在中央，为他拍摄的德国座机也放在一角，这个笨重的大家伙上面还蒙了块红布，旁边是颗黑色的小皮球，相当于快门的功能。

    由于周恩来脸庞方正、两颊较宽，摄影师张孔嘉在脸部用光上，一方面突出右边脸颊的正面阳光，另一方面加深左边脸颊的侧影，以增强总理脸部肌肤的立体感，以达到目光炯炯有神，神情坚毅英俊的效果。

    就连当年修版的机器也保存完好，粗细不同的铅笔按照顺序摆在上面。当时33岁的姚经才一共为总理拍摄了16张半身或全身相片。最终，周恩来挑选了其中一张底片，再委托中国照相馆修版。

    同样身为底片修版高手的张孔嘉，负责为周的照片修版。据说，周恩来当天穿的本来是件浅色的衬衣，他专门修成了黑色的中山装。与此同时，他还负责把周恩来面部的一些老年斑除掉。

    “要以真实为主，不可能把皱纹全给抹掉了。”姚建中解释说。他是姚经才的小儿子，如今担任中国照相馆丰台分店的店长。

    他认为，促使周恩来选择中国照相馆的，应该是这里的技术水平，“当时北京的都特土，上海来的才洋气。”最终，这张几经周折的底片，被冲印成100张8寸照片，伴随了周恩来的亚非拉5国访问之旅。当时姚经才还特意冲洗了4张12寸的送给周恩来，没想到，周恩来还派人把这4张照片的钱送了过来。

    及至周恩来1976年逝世，邓颖超表示，中国照相馆的这张标准照是丈夫生前最为满意的照片，并将此作为遗像照片。

    如今，站在这间简陋的中国照相馆博物馆里，孙秀珍感叹说，“现在想想都不可能，一个国家的总理没打声招呼，就带上两个人来照相。”

    “文化大革命”后，第一家挂刘少奇像

    相比之下，时任国家主席的刘少奇出现在中国照相馆，声势就大得多。“到处都是戴白手套的警察。”亲历者高立中回忆说，“头天下午就来看一遍，还对摄影人员进行政审。”当天，他还以中共党员的身份，在店里负责巡视和安保。

    时间是1963年的一天晚上10时半。刘少奇穿着一身浅灰色的中山装，在王光美和一个新华社记者的陪同下，来照一张出访印度尼西亚的半身像。

    当时照相馆里很多人都围在摄影室门口，王光美还幽默地说：“你们看我们照相，可还都没买门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