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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方针。
1956年4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我看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19]在1957年的最高国务会议和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他又进一步阐述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是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它是根据中国的具体情况提出来的，是在承认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各种矛盾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是在国家需要迅速发展经济和文化的迫切要求上提出来的。”[20]因为为了判断正确的东西和错误的东西，常常需要有考验的时间，因此，对于科学和艺术上的是非，应当保持慎重的态度，提倡自由讨论，而不要轻率地作结论。
为了加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毛泽东还提出了“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认为对中国的文化遗产，应当充分地利用，批判地利用；在对待外国文化的问题上，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但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用，而“应该学习外国的长处，来整理中国的，创造出中国自己的、有独特的民族风格的东西”[21]。
7.关于加强党的建设。
早在1949年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就指出，夺取全国胜利，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歩，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因此，“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22]。他特别针对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党成为执政党所面临的严峻考验，强调必须从思想理论、工作作风、艰苦奋斗、反对官僚主义、密切联系群众、坚决反对腐败等方面加强党自身的建设。
8.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
新中国建立以后，毛泽东把中国共产党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形成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原则运用到新中国的对外关系中，把维护国家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放在第一位，在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上倡导和奉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坚决主张争取和维护世界和平，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霸权主义，反对强权政治的干涉。
毛泽东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形成的这些积极的思想成果，是他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努力结合起来的思想结晶，因而理所当然地为一代又一代的中国共产党人所坚持和继承下来，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思想来源或思想启示。例如，关于毛泽东提出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原则，邓小平在1982年说过：“我们建国以后长期处于孤立的地位。几乎是关起门来搞建设。现在情况不同了，国际条件不同了，我们可以在更大范围内同发达国家建立联系。但是不管怎样，中国这么一个大国搞四个现代化，基本点还是立足于自力更生。”[23]关于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邓小平认为：“这篇东西太重要了，对当前和以后，都有很大的针对性和理论指导意义，对国际（特别第三世界）的作用也大。”[24]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邓小平指出：“我想现在还是按照毛泽东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的提法比较好。”“当然，指出这些基本矛盾，并不就完全解决了问题，还需要就此作深入的具体的研究，但是从二十多年的实践看来，这个提法比其他的一些提法妥当。”[25]关于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邓小平说，所谓“初级阶段”，就是毛泽东说的“不发达的阶段”。[26]关于毛泽东所说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要造成的那种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邓小平在1979年元旦讲话中指出：“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政治基础。没有这样的政治局面，四个现代化是不可能实现的。”[27]关于毛泽东提出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方针，邓小平说：“无论如何，思想理论问题的研究和讨论，一定要坚决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28]如此等等。
三、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框架使毛泽东的探索走入歧途
既然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开局良好，又取得了重要的理论成果，而且难能可贵的是，在发现和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失误和错误后，又继续进行这种探索，那为什么没有能够达到这种探索的目标，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的“第二次结合”，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呢？
最主要的原因是，在这种探索过程中，在国内外矛盾的干扰和影响下，特别是在严峻复杂的国际环境的影响下，毛泽东的思想中逐渐形成和发展出一个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思想框架相对立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框架。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曾经谈到“在一切社会形式中都有一种一定的生产决定其他一切生产的地位和影响，因而它的关系也决定其他一切关系的地位和影响”的情形。他说：“这是一种普照的光，它掩盖了一切其他色彩，改变着它们的特点。这是一种特殊的以太，它决定着它里面显露出来的一切存在的比重。”[29]在思想领域里也存在着同样的情形：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思想框架中占有巨大比重、具有重要意义的事情，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框架中不仅比重完全不同，而且其特点也全变了样。
在1956年党的八大明确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思想框架以后，毛泽东曾在多种场合、多次讲话中进一步阐释了这个思想框架。例如，1957年3月20日，他在南京党员干部会议上指出：“从鸦片战争反帝国主义算起，有一百多年，我们仅仅做了一件事，就是搞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改变上层建筑和社会经济制度，这仅仅是为建设、为发展生产、为由农业国到工业国开辟道路，为人民生活的提高开辟道路。”1957年3月18日，他在济南党员干部会议上指出：“阶级斗争基本结束，我们的任务转到什么地方？转到搞建设，率领整个社会，率领六亿人口，同自然界作斗争，把中国兴盛起来，变成一个工业国。”[30]应该说，毛泽东探索中的重要理论成果，从《论十大关系》到《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等，全都是在这个思想框架里形成的。
但是，当时国内外的形势，首先是在国际上发生了由于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全盘否定斯大林而引起的对于社会主义、共产党的冲击波，随后是国内出现了1957年反右派斗争的扩大化，再加上随之而来的国内外一些重大事件的冲击和干扰，使毛泽东对形势作出了过分严重的错误估计，逐步形成和发展出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框架。他在总结苏共二十大、国际反苏反共浪潮、匈牙利事件的基础上指出，不依靠群众进行阶级斗争，不分清敌我，这很危险。东欧一些国家的基本问题就是阶级斗争没搞好，那么多反革命分子没肃清，现在自食其果，火烧到自己头上来了。[31]
正是在这些矛盾斗争的干扰和影响下，毛泽东对国内阶级斗争形势也作出了过分严重的估计，并据此在1957年10月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改变了党的八大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正确分析，转而认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32]虽然这在当时还没有立即影响到党的实际工作，在八届三中全会以后的一段时期内，毛泽东仍然致力于抓生产、抓经济建设、抓技术革命，一直到轻率地发动“大跃进”，但与此同时，他又在1958年5月的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让工作报告确认八届三中全会关于改变国内社会主要矛盾的论断，即“在整个过渡时期，也就是说，在社会主义社会建成以前，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始终是我国内部的主干矛盾”。这就通过党的代表大会正式改变了八大一次会议关于国内社会主要矛盾的正确论断，为随后发生的阶级斗争严重扩大化提供了理论依据。
在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纠正“大跃进”中的错误以后，1962年的经济形势逐步好转，但党内围绕包产到户问题发生的意见分歧，又使毛泽东认为有一些领导人离开了社会主义方向。于是，在1962年9月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所作的关于阶级、形势、矛盾和党内团结问题的讲话中，毛泽东又重提阶级斗争，把社会主义社会中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加以扩大化和绝对化，断言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中资产阶级都将存在，并有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这是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基础，因此，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随后，就在全国开展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而在1963年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问题的指示中，毛泽东又提出“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方针。在1965年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二十三条”中，他又提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虽然毛泽东在当时也提出过不要让阶级斗争妨碍了我们的工作、要把工作放在第一位、阶级斗争不要放在很严重的地位等思想，但是他还是认为要把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相结合，即所谓“抓革命，促生产”。
随着国内外不断出现一些政治风浪，特别是不时出现国内外敌对势力的攻击和破坏活动，毛泽东越来越重视和强调阶级斗争，越来越超出其对于经济建设的重视，以致最终动摇了原先确立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思想框架，而完全代之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框架，直到在1966年发动了文化大革命。
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起来的情况下，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框架去观察和处理事情，既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又有悖中国的具体实际，会导致极其严重的后果的。对此，毛泽东在分析斯大林犯错误的根源时是看得十分清楚的。1956年9月22日，在党的八大期间，毛泽东在会见意大利共产党代表团时就曾经说过：“苏联在阶级消灭以后，当国家机构的职能丧失了十分之九时，当阶级斗争已经没有或已经很少的时候，仍找对象，大批捉人杀人，继续行使它们的职能。”“客观形势已经发展了，社会已从这一个阶段过渡到另一个阶段，这时阶级斗争已经完结，人民已经用和平的方法来保护生产力，而不是通过阶级斗争来解放生产力的时候，但是在思想上却没有认识这一点，还要继续进行阶级斗争，这就是错误的根源。”[33]为什么在斯大林犯过错误的地方，毛泽东又重蹈覆辙？这显然同当时国际国内复杂的矛盾斗争对毛泽东的影响有关，这种形势使他的思想越来越向“左”倾斜，把社会主义社会中在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把本来不属于阶级斗争性质的问题，包括党内的意见分歧，也认为是阶级斗争或者是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混淆了是非，混淆了敌我。
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框架改变了毛泽东探索的方向，使之由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转而变成实施“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的理论，发轫于1967年5月18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编辑部在文章《伟大的历史文件》中首次提出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概念，而在1967年11月6日两报一刊编辑部文章《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中得到了系统阐释，并被毛泽东批示为“可用”。这个理论的核心思想是认为，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以后，还要进行以文化大革命为最重要形式的、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所以，实施“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意味着从根本上改变和逆转原先旨在探索在中国怎样建设适合国情的社会主义的大方向，改变和逆转原先旨在探索怎样实现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具体实际的“第二次结合”的大方向。
不仅如此，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框架还像“普照的光”和“特殊的以太”那样，严重地影响着毛泽东在探索中已经形成的重要的理论成果：
一是扩大和加深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论中“左”的缺陷。在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论中，毛泽东正确地指出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不同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之处，在于它可以通过社会主义制度不断地加以解决。解决的办法就是解决生产关系、上层建筑中同生产力的发展不相适应的“不完善的方面”和“某些环节上的缺陷”。应该说，这是一个为社会主义社会的改革奠定理论基础的重要论断。但在毛泽东的这个重要论断中又留有“左”的缺陷：这就是在要解决的究竟是哪些不完善的方面和哪些环节上的缺陷的问题上，毛泽东在“左”的思想的影响下，认为主要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及其残余。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框架下，这种“左”的缺陷又被扩大和加深成为一系列“兴无灭资”的方针政策，以后更发展成进行“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文化大革命”。
二是用群众性阶级斗争的办法去发展生产力，导致适得其反的结果。在探索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毛泽东一直想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加快建设速度，但他套用民主革命中群众性阶级斗争的办法去发展生产力，却带来了相反的结果。在1958年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说过，“斯大林不搞群众路线”，“苏联的方法可以建设社会主义，我们也可以有另一种方法，都是搞社会主义，他们是由上而下的方法，我们是自上而下发动群众”。而发动群众的办法就是“拔白旗，插红旗”，“揭压抑创造性的盖子，破除迷信，让劳动人民的积极性、创造性爆发出来”，结果导致了以1958年的“大跃进”为标志的错误。其原因在于，毛泽东提出的单纯依靠政治动员、群众性阶级斗争等一系列方针政策，混淆了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不同情况，违背了他自己提出并长期坚持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列宁曾经说过：热情、强攻、英雄主义“一直是并且将永远是革命伟业和革命能够创造伟业的明证。我们就是靠这些取得了政治上和军事上的胜利，但是这个优点现在成了我们最危险的缺点，我们老是向后看，以为经济任务用同样的办法也能完成，但错误正出在这里”[34]。
三是把有些重要的理论成果置于被废弃、被否定的状态。例如，党的八大决议提出的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的科学论断，在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以后就被完全废弃了。再如，毛泽东在1958—1959年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商品交换和价值规律的科学分析，到了1974—1976年间被他自己否定。1974年10月20日，毛泽东在会见丹麦首相保罗·哈特林时说，8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在1975年底1976年初的一系列谈话中，他又重申了这一观点。[35]
四是把有些积极的思想成果搁置起来，不公开、不登报。毛泽东1956年《论十大关系》的讲话，是一篇被他本人认为“开始找到自己的一条适合中国的路线”、“开始反映中国客观经济规律”、“开始提出自己的建设路线”的重要文献，但当邓小平在1975年7月13日把这个讲话的整理稿送交给他，请他早日定稿后公开发表，并作为全国学理论的重要文献时，他却批示说暂时不要公开、不登报，以致在长时期内未能得到贯彻执行。[36]为什么对于同一个讲话，毛泽东会采取这样截然不同的态度？这显然同他在不同时间采用了两种不同的思想框架有关：他高度评价这个讲话时，是在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思想框架观察问题，而他批示对于这个讲话暂时不要公开、不登报时，则是在按照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框架处理问题。
五是让有些积极思想成果停留在口头宣示的层面上，而在实践中采取与此相反的行动。在这方面最典型的是关于社会主义发展阶段和关于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的谈话。在发现和纠正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生产关系被拔高、超越阶段的错误以后，毛泽东谈到社会主义可能分为不发达和比较发达两个阶段，意思是说我国还处在不发达的社会主义阶段。但是这个闪光的思想不仅没有成为我们党据以制定方针政策的指导思想，而且在实践中还继续奉行着拔高生产关系、超越阶段的方针政策，所谓社会主义的不发达阶段论实际上被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框架吹走吹散了。
所谓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的说法的命运同样如此。因为在实际生活中，连农民的自留地都要被当作“资本主义的尾巴”来不断地割除，又哪里谈得上“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的“新经济政策”的实施呢？
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框架就这样地使毛泽东对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歩入歧途，而未能达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具体实际“第二次结合”目标的实现。
四、毛泽东的探索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深远影响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毛泽东对于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既取得过重要的理论成果，也经历了多次曲折，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但是，无论是其正确、成功的方面，还是其错误、失败的方面，又都对邓小平后来创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极其深远的影响。
毛泽东在探索中取得的重要理论成果，无疑是邓小平创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直接的思想来源，或者给他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启示，就连毛泽东在探索中所犯的错误和遭遇的失败，也促使后人从中吸取教训，懂得不能那样做的负面界限。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失败是成功之母，错误是正确的先导。邓小平指出：“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后相当长的时期，还是做这件事。当然，我们也有发展，而且还要继续发展。”[37]后来，邓小平又进一步强调说：“我们现在的路线、方针、政策是在总结了成功时期的经验、失败时期的经验和遭受挫折时期的经验后制定的。历史上成功的经验是宝贵财富，错误的经验、失败的经验也是宝贵财富。”[38]文化大革命“那件事，看起来是坏事，但归根到底也是好事，促使人们思考，促使人们认识我们的弊端在哪里”，“现在的方针政策，就是对‘文化大革命’进化总结的结果”。[39]
注释：
[1] 引自吴冷西：《十年论战》（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23—24页。
[2] 《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3页。
[3] 同上书，第369—370页。
[4]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46页。
[5] 《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16页。
[6] 《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78、80页。
[7] 同上书，第123页。
[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2卷第32—33页。
[9] 《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44页。
[10] 同上书，第214页。
[11] 同上书，第205页。
[12] 《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116页。
[13] 《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440、439页。
[14] 《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34页。
[15] 《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32、31页。
[16] 《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135页。
[17] 《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170页。
[18] 同上书，第209页。
[19] 同上书，第54页。
[20] 同上书，第229页。
[21] 同上书，第83页。
[22] 《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438—1439页。
[23]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论十一届三中全会》，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28页。
[24]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第245页。
[25]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81—182页。
[26]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学部编：《36位著名学者纵论新中国发展60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81页。
[27]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55页。
[28] 同上书，第183页。
[2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2卷第24页。
[30]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新中国60年研究文集》（一），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9—10页。
[31]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学部编：《36位著名学者纵论新中国发展60年》，第386页。
[32] 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共党史大事年表》，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21—122页。
[33]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539页。
[34] 《列宁全集》第2版第42卷第349页。
[35]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第447页。
[36] 同上书，第245—246页。
[37]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00页。
[38]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34—235页。
[39] 同上书，第172、2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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