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保中是在东北前线坚持领导抗日斗争全过程的东北抗联负责人和后期最高领导人，也是除杨松外唯一与毛泽东深入接触的东北抗联最主要领导人。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就曾从杨松、彭真等处听说过周保中及其率领的抗联五军、二路军在吉东坚持抗日的事迹。1945年党中央与东北抗联恢复联系后，毛泽东从东北局的电报中得知“周保中系原抗日联军现有干部的领袖” （24），即于11月4日向全党通报《增兵东北之部署》时指示组建东北人民自治军，任命“周保中（义勇军领袖）为……第四副司令”（25） ，参与“统率东北全军，部署作战”（26） 。（此后周保中在副司令中的排名位次不断前移，至1947年9月已排名第一位）（27） 。在东北解放战争中，周保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他领导下的吉林省和吉林省军区共与敌作战800余次，歼敌4万余人，为主力部队输送兵员近19万人，缴获武器近3万件（28） 。特别是他在1946年4月指挥的第一次解放长春战斗，对稳定东北局势，坚持国共和谈具有重要意义，一度打乱了蒋介石集团的战略部署，得到毛泽东“长春占领，对东北及全国大局有极大影响，望对有功将士，传令嘉奖”（29） 的好评。1949年5月10日，毛泽东在北平用整整4个小时听取了周保中的抗联工作汇报，这是他们之间的第一次见面和唯一的一次详谈。通过这次谈话，毛泽东对东北抗日联军及其主要领导人有了更加全面深刻的了解，指示“东北抗日联军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组成部分，在最困难的时期，抗联为了保存实力，过渡到苏联，也是正当的”（30） 。接见中毛泽东盛赞周保中是“我们的民族英雄” （31），在以这次谈话为基础的5月16日电文中，毛泽东手书肯定周保中是 “一贯地执行党的路线的抗联同志”的代表 （32），同时要求东北局等“根据上述估计对周保中同志予以积极的帮助，启发他去掉某些包袱和片面性，这个同志会有更大的进步” （33）。会见后周保中因过分激动而心脏病发作，毛泽东得知后又委托周恩来、朱德、刘少奇前往探望，指示“让保中同志住院治疗、休养一个时期，不要急于去云南” （34）。在此前后，毛泽东和朱德曾一度考虑将周保中留在中央军委工作，后鉴于周保中家乡云南形势复杂，经刘少奇、周恩来提议将他派回去云南工作。参加了新政协和开国大典后，周保中南下担任西南军政委员会政法委员会主任兼民政部长、云南省委常委兼统战部长、云南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兼党组书记（实际主持工作）等职，对西南地区的革命和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1954年因积劳成疾和旧伤复发赴京疗养，受到党中央和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叶剑英、彭真等的多方关照，先后担任党的八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全国政协常委、国防委员会委员、全国人大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曾被毛泽东誉为“人民解放军的骨干” 之一 （35），并被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列为上将军衔候选人，后因本人坚决辞谢而作罢（36） 。在养病期间，周保中仍对毛泽东怀有深厚感情，反复学习毛泽东著作，教育战友“毛主席有很多经典著作和精辟论述，对我们的工作很有指导意义，要多读毛主席的书”（37） ，坚持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研究总结抗联历史，留下了大量宝贵资料和精辟论断。1964年2月22日周保中逝世后，毛泽东及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送了花圈，党中央成立了以彭真为主任，周恩来（当时在国外）、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陈毅、贺龙、聂荣臻等53人（含林彪、康生、谢富治）为委员的治丧委员会，举行了有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彭真、杨尚昆、李富春、薄一波等和近万名群众参加的隆重悼念活动，作出了“中国人民的革命战士、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周保中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他积极工作，艰苦奋斗，为党为人民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特别是他在担任东北抗日联军指挥员期间，长期坚持艰苦英勇的游击战争，给了日本侵略者以沉重打击。在艰难的战争岁月里，他始终坚定地表现了无产阶级的英雄气概和对革命事业的忠诚。他对干部热情关心，作风朴素。他所具有的共产党员的高贵品质，值得我们学习”（38） 的高度评价。这一切在建国以来党的候补中央委员中是绝无仅有的。
在毛泽东对周保中的多次高度评价中，“一贯地执行党的路线的抗联同志”和“保中同志在东北十四年抗日救国斗争中写下了可歌可泣的诗篇”（39） 两句话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这两句话对东北抗日斗争，对东北抗日联军及其主要领导人的历史地位作了热情洋溢而又恰如其分的界定，对东北党内斗争作了科学结论。毛泽东对党内同志评价如此之高是很少有的。联系到东北抗联在组织上长期与党中央失去联系这一事实。足见毛泽东对东北抗日联军和周保中的重视程度，也是对高岗等人散布的“东北过去是王明思想影响下，不好”（40） 等等贬低东北抗联的错误观点最有力的驳斥。
除杨靖宇、杨松和周保中外，毛泽东对其他抗联干部和主要烈士也都有所关心。1934年1月，在中华苏维埃“二大”上，毛泽东提议全体同志为童长荣、金伯阳等抗日烈士和罗登贤默哀，高度评价“我们许多同志……在东北领导反日游击战争，被日本强盗杀害了……他们是在前线上，在各方面的战线上，在敌人的枪弹下屠刀下光荣的牺牲了。我提议我们静默三分钟向这些同志表示我们的哀悼与敬仰” （41）。大会期间毛泽东还接见了满洲省委书记何成湘，向他详细了解了东北情况，并提议将时已调到中央苏区工作的东北抗日游击队原主要领导人之一杨林（即毕士梯）的妻子李秋岳（杨、李后均牺牲）调来使之团聚，后因敌人封锁严重未成。（42） 在延安时期，毛泽东曾多次接见在延安的原抗联干部刘海涛（后牺牲）、李范五（即张松）、赵毅敏、韩光、李延禄、李荆璞等，详细了解东北情况，并对他们的工作和生活予以照顾。对此，当年的抗联干部及其后代至今仍记忆犹新。（43） 原抗联二军参谋长陈龙（刘汉兴）和五军干部蒋泽民还曾长期在毛泽东身边工作，深受他的赏识和信任。
三、总结东北抗日联军的经验教训，部署与抗联恢复联系和支援抗联斗争工作
东北抗日联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军队中与日本侵略者作战最早、时间最长的部分，也是中华民族抗日救亡的先声，积累了丰富而宝贵的经验教训。毛泽东对此极为重视。在党中央与东北抗日联军长期失去联系的情况下，毛泽东多方收集材料，分析研究东北抗日斗争的状况，初步总结了东北抗日联军的经验教训。在这方面，党中央东北工作委员会和在延安的一批由苏联返回的原东北抗联干部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对东北抗日联军在斗争实践中积累的宝贵经验，毛泽东予以充分肯定，并多次要求全党在抗日斗争中重视和借鉴。这其中主要包括：发动群众特别是武装农民的经验。毛泽东曾对斯诺指出“抗日义勇军从日本压迫者手中赢得了自由，并以同样的方式武装了自己。如果中国人民都到训练、武装和组织，他们也同样能成为一支战无不胜的力量……须知东三省的抗日义勇军，仅仅是表示了全国农民所能动员抗战的潜伏力量的一小部分。中国农民有很大的潜力，只要组织和指挥得当，能使日本军队一天忙碌二十四小时，使之疲于奔命”（44） 。开展游击战争和建设根据地的经验。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毛泽东以东北抗联的斗争作为“整个游击战争，在敌人后方所起的削弱敌人、钳制敌人、妨碍敌人运输的作用，和给予全国正规军和全国人民精神上的鼓励等等，都是战略上配合了正规战争” （45）的最有力的证明，对由杨靖宇主要创建的长白山抗日游击根据地，毛泽东把它列为“抗日游击战争最能长期支持的场所，是抗日战争的重要堡垒”（46） 的首位，号召以长白山和其他根据地为榜样，“我们必须到一切处于敌后的山岳地带去发展游击战争，并建立起根据地来”（47） 。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经验。毛泽东曾对合众社记者王公达指出东北“也是民族统一战线，除共产党员外，还有其他的派别及各种不同的军队与民众团体，他们已在共同的方针下团结起来了”（48） ，在坚持斗争中振奋民心士气的经验。如毛泽东所说“满洲人民与军队的经验，大家知道了。中国军队不能消灭，这是肯定的” （49）。实践证明，这些经验不仅对东北抗联，而且对全国抗战都具有重要意义。它们和全国其他革命力量的经验一起，构成中国共产党制定抗战路线方针政策的实践基础，是作为集体智慧的毛泽东思想的组成部分。
值得特别指出的是，毛泽东在总结东北抗联斗争的经验教训时，对3个重要问题作了精辟的论述。这些论述都已被东北抗联正反两方面的斗争实践所证明，成为研究东北抗联斗争史的指导原则。
首先是关于东北抗日斗争工作重点的论述，1939年1月26日，毛泽东在讨论抗联工作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讲话，充分肯定了“东北义勇军抗战最久，有七年的历史，现在虽只有一万人，但成为很好的基础”（50） 的成绩，指出能否取得和保持这一成绩的根源在于“东北抗日联军，如果有好的领导，在有山村及反对民族敌人等条件下有发展的可能，否则也有削弱的可能”（51） 。在这里，毛泽东已形成了关于三大法宝的基本轮廓，同时也把这一重要思想同东北地区的实际结合了起来，指明了东北抗日斗争的中心任务和东北抗日联军成败的关键所在。1938年以后，东北抗联之所以遭到严重挫折，除去日本侵略者的疯狂镇压之外，也是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撤消满洲省委并因而导致党的领导缺失、与游击根据地全部丧失并因而失去战略依托、与北满地区主要军事负责人在统一战线甚至党内的严重“左”倾关门主义和个人英雄主义错误分不开的。
其次是关于东北抗日游击战争在遭受严重挫折后的前途问题。1939年6月13日，毛泽东在《反投降提纲——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的报告和结论的提纲·结论》中指出“地域小（谓直接根据地小，但国度大），人数少，但阵线巩固，也能相持。例如：十年红军战争，某种程度上说来一个时期内的东北义勇军。将来假定有大部叛变之事，留下的小部分亦可造成相持，只要能不断打破‘围剿’，这种相持形势就有了”（52） 。1940年以后，在游击根据地全部丧失，杨靖宇等数万指战员殉国，个别军师级指挥员叛变导致部队溃散，整个东北抗联从3万人锐减到千余人的情况下，周保中和李兆麟等抗联领导同志审时度势，通过两次伯力会议，在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下争取了苏方的援助，确定抗联主力入苏整训，在东北开展小部队活动的基本方针。“指定了一定的人数，分编十多支小部队，每小队十人至十五人，分遣北满地区者三，吉东及延敦（延吉、敦化——引者注）地区者八，桦甸、蛟河地区者二。北安于天放同志率领的部队，桦甸郭池山同志率领的部队，敦化曲玉山同志率领的部队，均留原地活动。这些小部队的基本任务是：1、侦察敌伪统治状况（以军事设施为主，特别是邻近苏联边境的要塞工事地带）；2、经营在必要时期游击部队临时依据的场所；3、秘密联系群众，进行口头的、文字的抗日救国的各种宣传。各小队以曾担任过连长、营长的最坚定者为队长，每队内有党小组，小组长负责政治领导。各小队独立行动，避免相互联系。各小队由周保中、张寿钱（即李兆麟——引者注）等直接领导。小部队活动从一九四三年至一九四五年日寇投降前夜，其中如于天放、郭池山、曲玉山同志所率各队，曾遭受打击和损失。曲玉山同志在敦化战斗中牺牲。尽管如此，各小队基本上完成了任务”（53） 。东北抗日游击战争在极端困难条件下坚持斗争的事实，有力地证明了毛泽东的预见是科学的。而这一预见之所以科学，根源于它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以东北斗争实际情况作为观察分析的基础，而不是生搬硬套关内敌后战场的斗争经验。
最后是关于东北抗日联军内主要错误倾向及其原因的论述。这是毛泽东在延安整风期间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教训的一部分。1945年4月9日，毛泽东在修改《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7稿时，亲笔加写了“应当指出，在九一八以后，我党曾领导了东北义勇军……等项抗日的方针与工作，这些都是正确的。但是可惜，由于否认同中间阶级及一部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有联合抗日的可能性，以致在这些工作中不能不犯左倾错误”（54） 一段。这段话充分肯定了中国共产党是东北抗日斗争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东北抗日联军是中国共产党组建和领导的抗日革命武装，同时在全面研究“九一八”后中央各项宣言决议、1932年6月北方会议文件、“一·二六”指示信等党中央对东北抗战指导文件的基础上，指出东北抗日联军和全党一样受到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的干扰，因而没能很好地区分民族战争与阶级战争，对包括东北在内的全国社会结构特别是其政治状况作了脱离实际的教条式的判断，采取了“革命的力量是要纯粹又纯粹，革命的道路是要笔直又笔直”（55） 的“左”倾关门主义态度，从而损害了抗日斗争和革命事业。东北抗日联军胜利与挫折的正反两方面事实都足以证明，毛泽东的这一论述是符合东北抗日斗争实际的。这其中既贯彻执行“一·二六”指示信和“六三”指示信而获得发展的经验，也包括贯彻执行北方会议决议而遭到挫折的教训，包括北满地区主要军事负责人“左”倾关门主义和个人英雄主义恶性膨胀，造成严重后果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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