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一位重庆区县的主要领导同志为其养女举办婚礼。之前，这位干部就主动打了“预防针”——婉拒单位下属职工和其他机关公务员参加。不过由于长期在当地工作，熟人较多，仍有部分干部职工主动参加。婚礼后，这位领导同志向41名同事退还礼金8400元。这是重庆集中开展“三项治理”工作以来的一个生动事例。

　　今年4月以来，针对公务人员收送“红包”、领导干部超标准使用公务车、领导干部利用职权或者职务影响违规经商办企业这三个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重庆在全市范围内集中进行“三项治理”，同时着手建立预防与监管机制，以反腐倡廉的新成效取信于民。

　　千丈之堤，以蝼蚁之穴溃；百尺之室，以突隙之烟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指出，“红包”问题是温水煮青蛙，腐蚀了不少干部；超标准使用公务车问题比较普遍，我们不能迷迷瞪瞪；经商办企业问题，真正摊开了，量是不小的，对党和政府的影响不可低估。“必须下大决心，切实解决好这些问题。”

　　“组合拳”整治“温水煮青蛙”

　　七个月全市公务人员主动上交“红包”5500多万元

　　如何打好这一场“攻坚战”？重庆多次召开市委常委会、市政府常务会等专题研究，确定由市委副书记张轩牵头，并成立由市委、市政府分管领导负责，市纪委监察局、市委组织部、市检察院等18个部门参与的领导小组。工作部署会扩大到区县直部门、镇街党政负责人参加，动员之广泛前所未有。

　　重庆使出“组合拳”，立足宽严相济、区别对待，给主动纠正错误的党员干部以机会和出路，对企图蒙混过关的，则坚决查处，决不手软。

　　重庆市制定“1+3+3”方案体系，即《关于开展“三项治理”工作的意见》以及治理三个问题所对应的工作方案和处理管理办法，对相关问题都给出了具体解决办法，让治理有的放矢、有章可循。

　　着眼最大限度地教育挽救犯错党员干部，方案明确：凡是在今年6月10日前主动上交“红包”、停止使用超标准公务车的，在9月30日前主动整改违规经商办企业的，一律从宽处理，不搞“黑名单”，不搞“秋后算账”。而对心存侥幸，过了宽限期仍拒不申报、整改存在问题的，对隐瞒事实真相、企图蒙混过关的，对继续顶风作案的，下决心查处。其后，针对6月10日后公务人员收受“红包”如何处理的问题，又及时确定了“交比不交好，早交比晚交好”的政策。为此，重庆专门在重庆银行开设了“581廉政账户”，开通了12388举报电话。

　　重庆市委常委、纪委书记徐敬业认为，强调宽严相济、区别对待政策，不是放松和削弱对党员干部的纪律约束和要求，而是坚持实事求是，按照法律的规定，该宽则宽、该严则严。

　　截至10月30日，全市公务人员主动上交“红包”5500多万元；清理超标车6327辆，本着务实、节俭的原则，采取拍卖、调整用途等多种方式进行处理；35263名干部上报配偶、子女从业情况，其中1252人申报办企业，已对169名干部涉嫌违规经商的行为作出纠正。

　　然而，有些干部仍然执迷不悟，拒不申报整改，等待他们的则是“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决不姑息，决不手软”。大渡口区原劳动局局长杨某收受“红包”10万元，在自查自纠阶段仅主动上交3万元，大渡口区纪委根据群众信访举报，多方取证，使企图蒙混过关的杨某最终受到了党纪和法律的严惩。截至目前，重庆今年已查办相关违纪案件45件。

　　“五条禁令”厘清模糊地带

　　“三项治理”落实情况与干部使用、调整、交流、选拔挂钩

　　重庆开展“三项治理”，既“稳准狠”集中查纠突出问题，遏制歪风邪气蔓延势头；又着眼治本、着眼预防、着眼制度建设，力求从根本上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

　　“拒腐蚀、永不沾”，在重庆市廉政教育基地，一块巨大的褚红色巨石上镌刻着这句箴言。今年3月26日，薄熙来等重庆市领导特别到这里参观考察，并现场召开市委党风廉政建设专题常委会。目前，重庆市已先后组织党员干部3.5万多人次到此参观学习，而预约参观的单位已排到明年年中。同时，重庆集中开展以《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为主要内容的“党风党纪教育月”活动，共有10多万人次参与。

　　“紧箍咒”要念好，“篱笆墙”也要扎牢。在教育之外，反腐败最为直接有效的手段是建立健全规章制度。重庆以改革的精神，开展制度的清理、完善与创新，从源头上防治腐败。

　　在治理“红包”方面，制定《关于禁止用公款向公务人员赠送现金、有价证券、支付凭证的七个制度》，从完善“收支两条线”、国库集中支付、现金提取使用、会计管理和报销审核、审计、公示、责任追究制度等7个方面加强公款公物管理，从源头上铲除用公款送“红包”的条件。

　　在治理超标车问题上，完善《重庆市公务车辆管理办法》，严格公务车辆编制、配备标准及使用管理规定。针对多头审批，现规定所有公务车辆购置均由机关事务管理部门统一审批。有的区县还采取给公车编号、为公车“贴标签”、开通举报电话等方式，发动群众监督，不仅让超标车无处可藏，还有力遏制了公车私用、乱用现象。

　　在治理违规经商办企业方面，落实《关于领导干部个人有关事项报告制度》，细化关于领导干部配偶、子女从业情况登记的内容，增加核查和责任追究内容。同时，针对管钱、管物、管人、管工程、管项目、管资源等风险岗位，制定领导班子成员分工调整办法，让领导干部不再“大权独揽”，从根源上杜绝利用公权力为经商“开后门”。

　　此外，针对政策模糊的中间地带，重庆本着严格、易记、管用的原则，明确了“五条禁令”，对在三个问题上违反相关规定的领导干部，一律先予免职，再根据有关规定从严处理；未担任领导职务的，一律给予党纪、政纪处分。还坚持“谁主管、谁负责”，将“三项治理”纳入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分工包项的内容，将落实情况作为市委对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的考核依据，与领导干部使用、调整、交流、选拔挂钩。

　　机制创新带动廉政建设

　　与“三进三同”相结合，力争让群众真正得到实惠

　　一项项举措，一个个创新，有力震慑了腐败分子，有效堵塞了制度漏洞。重庆开展“三项治理”，其意义不仅体现在问题的解决上，更重要的是带动了党风廉政建设，使“做清官是大智慧”成为广大党员干部的共识，为重庆的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良好环境。

　　重庆大西部照明公司总经理隆全明告诉记者，今年公司到丰都县投资办厂，3天就办齐了相关手续，更没遇到“吃卡拿要”的情况。“对企业来讲，投资经营过程中的‘人情成本’不仅要花钱，更主要的是给人心理压力，觉得不痛快。重庆开展‘三项治理’，的确是在为我们民营企业保驾护航。”

　　对此，荣昌县委书记陈杰也有同感。他说，随着“三项治理”的深入开展，当地的招商引资工作得到明显改善。“过去投资方来，地方有时要搞一些刻意的包装，有时还有点害怕投资方来现场看。现在城市建设得好了，党政工作风气正了，我们特别希望投资方来荣昌看一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