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母亲彭儒度过了98个春秋，2010年10月5日，结束了她最后的人生旅程。

　　她是中国工农红军最早的女战士之一，是声名远扬的红四军“彭家将”中最小的女将。她亲历了湘南起义和井冈山斗争，参加过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走过震惊中外的长征，经历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为新中国的诞生贡献了她的青春和热血。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她经历了各个历史阶段，品尝了其中的酸甜苦辣。从一定程度上讲，她的一生，浓缩了我党全部的历史。

　　这位饱经风霜的革命老前辈谢世的第二天，前来吊唁的社会各界各阶层人士络绎不绝，敬献的花篮、花圈堆积如山，从五层一直摆放到一层。

　　贺国强、曾庆红、何勇等领导参加了我母亲彭儒遗体送别仪式。

　　我母亲从14岁起，由读《共产主义ABC》、《向导》启蒙，便立志摧毁不合理的旧世界，建立一个自由、民主、幸福的新社会。在江西遂川的战斗中，子弹打进她的背包，她没有倒下；在中央苏区突围的战斗中，她被俘后又一次脱险而归。她在同党内错误倾向、错误路线的斗争中，坚持真理，相信群众，相信党，坚定自己的理想和信念。无论是在延安的“抢救失足者运动”还是在10年“文革”的浩劫中，她都坚强地挺过来了。母亲确实是一个值得庆幸的幸存者。参加湘南起义和井冈山斗争的老红军中，她是最后一个辞世的。

　　80多年的革命生涯，她的足迹遍及神州大地。她曾谦虚地说过：“我是普通一兵，没有立下什么丰功伟绩，我对党和人民的贡献只不过是大海中的点滴。值得一提的是，我毕生对党无限忠诚，勤勤恳恳为人民服务，老老实实做人民的公仆，有多少光发多少热，直至生命的终止。我已四世同堂。6个儿女都是共产党员，孙辈也有加入共产党的。看到年轻人一代代地成长，社会主义事业蒸蒸日上，我们这些老一辈的人感到高兴，放心！”

　　母亲对我们儿女的教育是非常严格的。我是在新中国诞生的前夕，才从农村养母家里回到生母的身边。从那时起，我就看到母亲是一个非常自律的人。

　　父亲当时是江西省委第一书记、江西省军区政委，吃饭的标准是特灶。母亲是江西省总工会组织部部长、副主席,吃的是中灶。父母虽然是一家人，但却很少同桌吃饭。我们儿女们就更不能与父亲同桌吃饭，而是到离居住地二里路远的励志社去吃大灶。

　　父亲有一辆缴获的美式吉普车，而工作在省总工会的母亲只配备一辆自行车。她从来也不会坐我父亲的车上下班。而她这辆自行车也不轻易给我们骑。她说：“这是公家发给我骑的工作用车。”到北京后，她是司局级干部，但是同样没有专车，她总是坐公共汽车或班车上下班，从来也不坐父亲的车上下班或办私事。至于我们六兄弟姐妹，只给我们买了一辆自行车，大都是坐公共汽车或走路去上学。

　　在由供给制改为薪金制时，母亲被评为行政10级。自此以后，每次提级时，她都把机会让给级别比她低的下属晋级。而她的行政级别一直就定格在最初评定的10级上。她从没有为此而有过任何怨言。

　　母亲10级，父亲5级，每月的工资有500多元。应该说，在那个年代，他们的工资是够高的了。但是，我们上大学时，只给我们每人一个月16元生活费。吃饭12元，剩下4元是坐车、买书和文具。母亲的本意是让我们在生活上不能有特殊化，要同工农子弟打成一片。我的棉衣从中学穿到大学毕业，被洗得许多地方都发白了，袖口和衣角均已补过。我的一条褥子从小学一直用到大学。

　　母亲教导我们在家里不该打听的事不要打听，不该看的文件不要看，不该去的场所不能去。有一次，全国政协给父亲发了一份到政协礼堂看文艺演出的请柬。请柬规定可以带家属。父亲到外地开会去了。我和大弟弟闹着要母亲带我们去看演出。无奈，母亲破例带我们去了。没有想到，当灯光渐渐变暗时，毛主席静悄悄地从后门进到礼堂，而恰巧又坐在我们前排。这是我第一次近距离地看到毛主席，但只不过看到背影，他随着京胡的节奏在打拍子。我非常激动，真想向他老人家问声好。可母亲已经开始坐立不安。她悄悄地说：“我们不该坐在这里，我要走。”我拉也拉不住。她很快从前门走出去，坐着一辆三轮车就回家了。

　　母亲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时就认识毛主席，随后的战斗岁月几乎经常同毛主席在一起，她和贺子珍的关系如同姐妹一样亲密。可是，我们在编她的画传时，竟找不到一张她同毛主席的合影。须知，在延安和北京工作期间，井冈山的老同志要与毛主席照一张相片是并不难的。尤其是我父母同毛主席一家的关系是非同一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