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敌人打到谈判桌上

　　经过连续五次战役，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被中朝人民军队从鸭绿江边赶回到三八线附近，损失23万余人，侵朝各国内部矛盾日益增长，全世界人民要求和平的呼声日益强烈。美国政府迫于内外压力，不得不调整战略，同中朝方面进行停战谈判。从此，朝鲜战场开始了长达两年之久的军事斗争和外交斗争交织进行的边打边谈的局面。

　　根据朝鲜战场出现的新情况，志愿军适时地采取了“持久作战，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以阵地战为主要作战形式，与朝鲜人民军一起，利用三八线附近地区有利地形，构筑坚固的防御阵地。在此后两年积极的阵地防御作战中，粉碎了敌人发动的多次攻势和“绞杀战”、细菌战，取得了全线战术性反击作战和上甘岭防御战役的胜利。中朝军队越战越强，1953年又发动了强大的夏季反击战役，有力地促进了朝鲜停战的实现。

　　——粉碎敌人夏秋季攻势。

　　在停战谈判中，美国侵略者妄图在会议桌上得到他们在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当他们的无理要求遭到中朝方面的严正拒绝后，竟发出“让炸弹、大炮和飞机去辩论”的狂妄论调。于1951年8月和9月先后向朝中军队发动了“夏季攻势”和“秋季攻势”。中朝军队经过英勇奋战，粉碎了敌人的两次攻势，并相继进行了多次局部反击，共歼敌16.8万余人，迫使敌人重新回到谈判桌上来。

　　——全线战术性反击作战。

　　为了削弱敌人，锻炼部队，取得阵地攻坚战的经验，中朝军队于1952年9月中旬至10月底，对全线敌军发起有计划的战术性反击作战。这次反击作战，贯彻了积极防御的思想以及“零敲牛皮糖”的打小歼灭战、积小胜为大胜的原则。对被选定的若干战术要点，经过充分准备，采取突然动作，给敌人以歼灭性打击，经过44天的作战，共歼敌2.7万余人，有力地打击了敌人。

　　——上甘岭防御战役。

　　1952年10月中旬，美国侵略者为了扭转战场上的被动局面，谋求其在谈判中的有利地位，片面宣布停战谈判无限期休会。接着由美军第8集团军司令范佛里特亲自谋划和指挥了“金化战役”，向中线上甘岭地区志愿军两个连据守的只有3.7平方公里的597.9高地和537.3高地狭小地区，发动猛攻。进攻前，敌军认为只要投入两个营的兵力就可占领这两个高地，进攻后，遭志愿军顽强抗击，遂陆续投入重兵，参战部队先后有美军第7师(配属美军空降第187团、埃塞俄比亚、哥伦比亚营)、南朝鲜军第2师和第9师，共计步兵11个团，炮兵18个营，火炮300余门和坦克170余辆，出动飞机3000余架次，总兵力达6万余人，妄图分割我防御体系，迫志愿军后退。

　　守卫这一地区的志愿军为第3兵团第15军第45师、第29师、第12军第31师和第34师一个团，炮兵9个团各一部，火炮114门，火箭炮24门，高射炮47门，陆续投入兵力4万余人，整个作战行动由第15军军长秦基伟、政治委员谷景生指挥。

　　“联合国军”对两个山头狂轰滥炸，共发射炮弹190余万发，投掷炸弹5000余枚，把总面积不足4平方公里的两个高地的土石炸松1～2米。我军在诸兵种协同下，依托坚固的坑道工事，发扬高度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坚决固守，寸土必争。经过43天空前激烈的战斗，打垮敌人大小冲击600余次，进行数十次反击，歼敌2.5万余人，守住了阵地。这一胜利充分表明，经过一年多的阵地作战，我军已建立起一条空前巩固的防线。

　　举世闻名的上甘岭战役，成为现代战争史上坚守防御作战的光辉典范。美国新闻界曾评论说：“这次战役实际上变成了朝鲜战争中的‘凡尔登’，”“即使使用原子弹也不能把狙击兵岭(指537.7高地北山)和爸爸山(指五圣山)上的共军部队全部消灭”。“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在他的回忆录《从多瑙河到鸭绿江》中也沮丧地说：“金化攻势”是“发展成为一场残忍的挽回面子的恶性赌博”，“这次作战是失败的”。

　　——夏季反击战役。

　　经过反敌登陆作战准备，我军在战略上日趋主动。为了粉碎美国和南朝鲜继续拖延破坏停战谈判的阴谋，促进朝鲜停战实现，中朝军队从1953年5月13日开始，发动了强大的夏季反击战役。这次战役分三个阶段进行，采取稳扎稳打，由小到大的方针，根据美国和南朝鲜对停战的不同态度，而确定各阶段重点打击对象。

　　6月17日深夜，南朝鲜当局以“就地释放”为名，胁迫朝鲜人民军被俘人员2.7万余人离开战俘营，押送到南朝鲜军队训练中心，公然破坏停战协定，彭德怀决定教训南朝鲜当局，经毛泽东同意，志愿军第20兵团5个军发起金城反击战，一举突破南朝鲜军4个师防守的25公里的坚固阵地，突入纵深最远处达18公里。整个战役共进行了139次进攻，收复土地240平方公里，歼敌12万余人，有力地促进了朝鲜停战的实现。

　　——实现停战，伟大的胜利。

　　经过三年零一个月的战争和两年的停战谈判，1953年7月27日，中朝方面和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方面在朝鲜停战协定上签字。全世界人民渴望的朝鲜停战实现了。中朝人民和军队取得了伟大的胜利。

　　为促进朝鲜的和平统一，缓和远东和世界紧张局势，中国人民志愿军响应中朝两国政府关于一切外国军队撤出朝鲜的建议，于1953年3月至10月，分批全部撤出了朝鲜。祖国人民热烈欢迎“最可爱的人”凯旋，赞扬他们打败了敌人、“帮助了朋友”，保卫了祖国、拯救了和平。

　　不朽的丰碑

　　抗美援朝战争给我们留下的战略遗产，怎样评价都不过分，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日久弥珍。

　　改善了战略环境

　　朝鲜如果沦陷，唇亡齿寒，美韩军事同盟将直抵我鸭绿江边，有了一个从陆地进攻我的战略通道，随时可以找任何借口对我发动战争。那时，从东北边疆到东南沿海，我国将永无宁日。

　　从战略布局来看，我国的重工业基地半数在东北地区，当时的中国钢铁产量仅及美国的1/144，其中80%以上集中在东北的辽宁省，沈阳是全国机械制造中心，东北的工业半数又集中在南部，南满电站也位于此地。如果朝鲜沦陷，这些重要战略要地均直接处于美国飞机威胁之下，甚至连中国的首都北京也在美国轰炸机的活动半径之内，中国的战略后方和经济政治中心，顿成前线或战略浅近纵深。毛泽东说，“如果不打回三八线，前线仍在鸭绿江和图们江，沈阳、鞍山、抚顺这些地方的人民就不能安心生产。”

　　另外，如果美军占领了朝鲜，它的气焰将更加嚣张，甚至会得寸进尺，进一步支持蒋介石集团同我捣乱，国内的反动势力就会有恃无恐。美国还会进一步插手越南和缅甸等国家的事务。那时，我国将处于内外夹击的被动局面，我国的安全就会失去保障，全国人民就会失去安全感，这又怎能安心进行建设呢？

　　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为我们赢得了较长时间的和平建设环境，没有抗美援朝战争，我们就不可能有条件迅速摘掉“一穷二白”的帽子。抗美援朝战争起码保了我国六十年无大战事。事实证明，战争不能直接创造物质财富，但是，它可以直接创造精神财富。换句话说，战争不只是消极因素，也有一定的积极因素，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极大地激发了全国人民的爱国积极性。据《当代中国财政》一书记载：财政收入，1950年为65.19亿元，1951年为133.14亿元，1952年为183.72亿元，1953年为222.86亿元。几乎每年都在成倍地增长。从这些事实可以看出，在抗美援朝中，我国经济不但没有遭到破坏，而且还得到发展，这在我国战争史上是从来没有的，堪称奇迹。

　　今天，我国经济飞跃发展，理所当然不能忘记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给我们打下的这一坚实基础，我们今天所以能够专心致志地搞经济建设，实际上是在享受着抗美援朝战争给我们创造的“和平红利”。

　　打出了国威军威

　　1950年，中国的工农业总产值为574亿元人民币(按当时人民币与美元2.5:1的比值计算，仅相当于229.6亿美元)而当年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为2848亿美元，是中国的12倍多。中国的钢产量为60.6万吨，美国为8772万吨，是中国的144倍。1950年10月，美国投入到朝鲜战场的作战飞机达1200架，中国能够勉强作战的飞机只有110余架；美国投入海军舰船近300艘，中国海军尚未形成战斗力；美国投入坦克800余辆，中国的装甲部队正在组建之中，从苏联订货的10个团400辆坦克刚刚到货；美国陆军平均4个人装备1辆汽车，中国陆军平均500人才有1辆；美军一个团的火力强度，要超过中国一个军。据当时中方的材料，美国一个军(三个师)装备各种火炮1500门，而中国一个军只有同类火炮36门。美军在战时共投射弹药330万吨，中国消耗弹药仅25万吨。

　　在实力对比如此悬殊的情况下，中朝军队却创造了历史奇迹，在三年零一个月的作战中，共毙伤俘敌109.3万多人，其中毙伤俘美军39万多人，击落击伤敌机1.2万多架，沉重打击了美国的侵略气焰。美国在战争中消耗了大量物资，战费开支达830亿美元，仅次于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消耗。

　　中国人民志愿军在这场战争中打破了美帝国主义不可战胜的神话，打出了国威军威。新中国成立时，毛泽东曾庄严宣告：中国人民已经站起来了。这一事实，当时并没有被所有的人真正认识。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教训了帝国主义者，也教育了那些恐美病者，新中国的威望空前提高，中国人民不仅站起来了，而且被称为东方巨人。

　　前美国总统胡佛曾经哀叹：“神话已经破灭，原来我们并不是不可战胜的。”“联合国军”第三任总司令马克·克拉克曾经留下了一段经典之句：“1952年5月，我受命为联合国军统帅，代表17个国家，在韩国抵抗共产党侵略。15个月以后，我签订了一项停战协定，这项协定暂时停止了……那个不幸半岛上的战争。对我来说这亦是表示我40年戎马生涯的结束。它是我军事经历最高的一个职位，但是，它没有光荣。在执行我政府的训令中，我获得了一项不值得羡慕的荣誉，那就是我成了历史上签订没有胜利的停战条约的第一位美国陆军司令官。我感到一种失望和痛苦。我想我的前任麦克阿瑟和李奇微两位将军一定有同感。”

　　彭德怀元帅则自豪地说，过去西方列强在中国沿海架上几门大炮，派2万人的八国联军就能长驱直入中国首都的历史从此结束了。

　　李际均中将充满激情地说：“一百年来第一次为我们中国人抹去那黑色屈辱胎记的，是那藐视一切敌人、勇往直前的志愿军将士。中国今天能这样站立着，是因为当年志愿军在三八线、上甘岭站立着。我们今天每时每刻都在感受他们为祖国和人民争得的尊严。”

　　在长津湖战役中受中国人民志愿军沉重打击的美陆战一师作战处长鲍泽上校在回忆录中写道：“我相信，长津湖的冰天雪地和中国军队不顾伤亡的狠命打击是每一个陆战队员心中永远挥之不去的噩梦。”我说，这就是抗美援朝战争最大的历史功绩！

　　历练了抗美援朝精神

　　在首都各界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50周年大会上，江泽民曾经将抗美援朝精神概括为“志愿军始终发扬祖国和人民利益高于一切、为了祖国和民族的尊严而奋不顾身的爱国主义精神，英勇顽强、舍生忘死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不惧艰难困苦、始终保持高昂士气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为完成祖国和人民赋予的使命、慷慨奉献自己一切的革命忠诚精神，以及为了人类和平与正义事业而奋斗的国际主义精神，这就是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这种精神永远是中国人民的宝贵财富。

　　当美帝国主义把战争强加到我们头上时，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对待战争的基本态度是：“对于战争我们是不怕的，因为，我们有进行了二十三年武装斗争经验的党和军队，而且美帝国主义也有许多困难，内部争吵，与其同盟者也不一致，在军事上有其不可克服的弱点。但要防备美国乱来，即打第三次世界大战，长期地打，打原子弹。而我们是不让你(美国)打的，你一定要打，就让你打，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你打原子弹，我打手榴弹，抓住弱点，跟着你，最后打败你。”

　　在这场血与火的生死大搏杀中，志愿军指战员高度发扬了爱国主义、国际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涌现了大批英雄模范和功臣。他们以自己的英勇奋斗、忘我工作的献身精神，创造了一桩又一桩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谱写了一曲又一曲的浩然正气歌，以壮丽的青春铺垫了通往胜利的道路，以宝贵的鲜血浇开了和平与幸福的鲜花。他们的精神永远是中国民族的骄傲，他们的业绩将万古流芳，与世长存！

　　据有关统计，志愿军指战员仅作战伤亡即达36.61万人，加上非战斗减员(病故、病退或事故伤亡)共77万多人。牺牲在朝鲜战场的军职指挥员有3人，师职指挥员19人(这些同志都是身经百战的老红军)，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也牺牲在朝鲜战场上，志愿军统帅彭德怀多次遇险。

　　志愿军获得各级英雄模范称号者418人，其中：特级英雄2名；一级英雄50名；一级模范4名；二级英雄273名；二级模范83名；其他英雄称号者6名。荣立各种功者302724，其中：特等功者239名，一等功以下者302485名；集体立功单位(班至团)5953个。特级战斗英雄黄继光在上甘岭战役中，纵身扑向敌火力点，用胸膛堵住敌人的射击孔，为部队开辟通路。特级战斗英雄杨根思在第二次战役中，带领本连第三排打退敌人8次连续猛烈进攻，当敌人发起第9次进攻时，他抱起一个5公斤的炸药包，纵身冲向敌群，与敌人同归于尽。

　　1950年10月25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第一天，40军在温井地区与南朝鲜军第1师一部和第6师一个加强营遭遇，当二十多名敌人扑向360团3连3班阵地时，班长石宝山抱起两根爆破筒，高喊“为了祖国守住阵地！”扑向敌群，与敌人同归于尽。他是志愿军入朝后第一个在战场上英勇献身的英雄。据统计，在50名一级战斗英雄中，有15名是与敌人同归于尽的。

　　著名作家魏巍在描述第二次战役中的松骨峰战斗时是这样写的：“战后，这个连的阵地上，枪支完全摔碎了，机枪零件扔得满山都是。烈士们的遗体，保留着各种各样的姿势。有抱住敌人腰的，有抱住敌人头的，有掐住敌人脖子把敌人摁倒在地上的，和敌人倒在一起，烧在一起。有一个战士，他手里还紧握着一个手榴弹，弹体上沾满脑浆；和他死在一起的美国鬼子，脑浆迸裂，涂了一地。另一个战士，嘴里还衔着敌人的半块耳朵。在掩埋烈士遗体的时候，由于他们两手扣着，把敌人抱得那样紧，分都分不开，以致把有些人的手指都掰断了。……”这就是我们最可爱的人，这就是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

　　曾经任志愿军40军政委的袁升平将军动情地说：“我是1929年参加红军，历经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无数次战役、战斗，打了一辈子仗，最值得自豪的是与世界头号强敌交锋的抗美援朝战争，这是中华民族扬眉吐气的一次保家卫国的正义战争，它证明了我们中华民族是硬骨头！……一个民族的骨头不硬不行。骨头不硬，就受到列强欺辱；骨头不硬，在国际上就没有地位；骨头不硬，就难以振兴中华！抗美援朝战争打造出了我们民族的硬骨头！”

　　抗美援朝战争的历史功绩将永载史册！

　　抗美援朝战争中牺牲的英雄们永垂不朽！

　　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万岁！

    罗援简历：
    罗援，罗青长之子。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军事科学院世界军事研究部原部长，军事科学学学会常务理事兼副秘书长，少将，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曾在总参测绘学院、石家庄高级陆军学院、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国防大学深造。曾任驻丹麦副武官。曾应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邀请任高级访问学者。兼任中国国际战略学会高级顾问、海峡两岸关系研究中心、中国国际战略基金会、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特邀研究员；被中国台湾研究会、中国军控与裁军协会、北京台港澳交流促进会选为理事。主编或与人合著《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史》、《军事预测学》、《国际战略论》、《战略学》、《战略评估》、《伊拉克战争点评》等著作。
    罗援出身于革命干部家庭，家庭的耳濡目染使罗援从小就向往军旅生活，希望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名战士。罗援青少年时代最大的愿望是想上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当一名军事工程技术人员，报效祖国。
    但是，因为父亲在文革中被打成“走资派”，罗援连当兵的资格被取消了。罗援父亲罗青长的老战友、原高等军事学院的副院长刘忠，冒着政治风险，将罗援送到了云南边陲他的老部队，圆了罗援当兵的梦。但是，当时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罗援必须隐瞒身份，被送到连队的生产点劳动锻炼，当上了一名不发军装、没有领章帽徽的特殊的生产兵。这一段的经历，对罗援的人生影响还是很大的。罗援白天放牛、割草、垫牛圈，晚上就伴着牛睡觉。身上被跳蚤咬得浑身是包，感染后，血水浓水浑在一起，奇痒无比，每天放牛回来，最大的乐趣，就是在泉水边冲个澡。
    后来，随着政治环境的好转，罗援终于成为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正式一员。罗援十分珍惜这个来之不易的机会，更感谢近半年的劳动锻炼，它完成了罗援从学生到军人的转变。
    罗援对年轻人，有三段寄语：第一是“天生我才必有用”、“天之将大任于斯人也”。也就是要有信心、有志向、有抱负；第二是“天道酬勤，勤以补拙”。也就是说，每个人的天赋是不一样的。但是，只要你勤奋，一步一步扎扎实实地去做，你一定会实现自己的目标；第三是“工夫不负有心人”、“有志者事竟成”。这也就是说，你将达到一个新的更高的境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