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的瓦窑堡会议，就是在张闻天和刘英住的窑洞召开的。张闻天主持了这次重要会议，他就会议的第一项议程——政治形势与策略作了报告。刚从莫斯科回来的张浩，在会上作了共产国际七大精神的传达报告。当毛泽东讲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后，在会上发生了争论。博古不同意毛泽东关于民族资产阶级的分析，他还引用了斯大林的话，说“中间势力是危险的”。毛泽东反驳了博古的观点，阐明了民族资产阶级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可能性。毛泽东尖锐地质问：“难道这样做就是对祖宗不忠、对祖先不孝吗?”在毛泽东和博古争论的过程中，张闻天和毛泽东“完全站在一条战线上”。会后，张闻天受中央政治局委托，起草了《瓦窑堡会议决议》，“组织千千万万民众进入伟大的民族革命战场上去”，建立起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毛泽东常赞扬“洛甫是不争权的”。有人对张闻天尊重毛泽东不以为然，甚至说他是“泥菩萨”。可张闻天坦然地说：“真理在谁手里，我就跟谁走。”

    张闻天和毛泽东的关系可以追溯到1920年初。1919年12月，张闻天加入了当时的青年进步组织“少年中国学会”。1920年1月，毛泽东也参加了这个组织。由于会友这一层关系，他俩早已相互知道对方了。长征出发前，毛泽东得了一场疟疾，昏迷不醒，是张闻天派傅连璋星夜赶去抢救，才缓解了病情。

    1935年遵义会议实现了中国革命的伟大转折，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张闻天起了很大作用。在遵义会议上，张闻天第一个站出来，系统地批评左倾错误军事路线，此后又起草了著名的遵义会议决议。当时，遵义会议形成比较一致的意见是由张闻天代替博古担任党中央的总负责人。但他再三推辞。这个问题被搁置起来，直到二十来天以后，中央常委作出决定，张闻天才担任了党中央的总负责人(当时口头上都称“总书记”)。

    张闻天从总书记位置上退下来，刘英衷心拥护党的决定

    1938年10月，召开发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王稼祥由苏联回来传达共产国际指示：应服从毛泽东同志的领导。此时，毛泽东的威信才被共产国际所信服。虽说张闻天在全党负总责仅三年多的时间，但他对中国革命所做的历史性贡献却是光辉灿烂的，与毛泽东的配合也是十分默契的。我们从中央档案馆现在保存的电报中可看到，从1935年10月到达陕北起，至1938年10月六届六中全会结束为止的三年多时间里，以“洛毛”或“毛洛”联署的电报就有338份之多，其中相当大一部分都是直接关系到当时中央许多重大决定的贯彻。

    张闻天办事出以公心，谦虚谨慎，宽厚练达。刚到陕北时，鉴于中央红军同红二十五军与陕北红军就要会合，张闻天代表常委向中央建议成立军委(当时称西北军委)，提名毛泽东担任军委主席。

    1937年1月中旬，刘英被派往西安去做巡视青年工作。这年11月，她染上肺结核，中央要她赴苏治病。同行的有贺子珍等人。1939年初，在回延安之前，任弼时交给刘英一项任务，要她到共产国际交通部带一套密码回去。当时任弼时担任中共驻国际的代表。所谓“带”密码，并没有密码本给你，而是要你将这套密码的编制方法和基本电码都记在脑子里。刘英接受任务后，每天熟背强记，凭着好记性，又学过收发报，她很快就把这套密码掌握了。回延安后，她将存在大脑中的密码交给专管同国际联系的电台负责人。

    此时，担任了中央秘书处长的刘英得知，张闻天已不“负总责”了，她毫无怨言，衷心拥护共产国际提出的中国党应以毛泽东为首来领导的意见。

    1945年6月10日，中共“七大”期间，毛泽东曾在关于第七届候补中央委员选举问题的讲话中谈到，如果没有张闻天、王稼祥两个同志从第三次“左”倾路线中分化出来，就不可能开好遵义会议。他还说，由于他们是从“左”倾路线分化出来的，所以作用很大，要人们绝不要忘记他们。

    1938年11月，党的六届六中全会闭幕之后，张闻天不再在中央负总责，他的主要精力倾注于全党的理论宣传和干部教育工作。先后兼任过党中央宣传部长、干部教育部长、西北工作委员会主任、《解放》周刊主要负责人、《共产党人》编辑和中共中央马克思列宁学院院长等职，他还亲自主持马列著作的编译出版工作，为马列学院的学员们讲课和编写教材。他所作的《论青年修养》、《论待人接物问题》等讲演，在广大干部和青年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1941年延安整风开始，张闻天于1942年初至1943年3月到陕北、晋西北进行农村社会调查。刘英一直跟随着他，帮着抄录数据和整理材料。张闻天在调查结束后写了《出发归来记》，他对刘英深有感触地说：“接触实际，联系群众，这是一个共产党员的终身事业。”

    抗战胜利后，张闻天主动要求到东北做地方工作，先后担任牡丹江地区中共中央北满分局代表、合江省委书记、中共中央东北局常委兼组织部长、东北财经委员会副主任、辽东省委书记等职务。刘英一直与张闻天同甘共苦。在建立东北根据地的问题上，张闻天坚持了正确意见。在陈云主持下，他起草并同陈云等联名向中央发出电报，建议东北工作基本方针应是及早将武装力量和干部分散到广大农村和中小城市去，建立巩固的根据地，而不应把全部注意力集中于大城市。在张闻天担任合江省委书记两年期间，刘英同张闻天经常冒着零下四十多度的彻骨严寒坐马拉爬犁深入基层。没有热炕，他们裹着皮大衣睡觉。一次，凤翔县城遭五百多土匪袭击，而主力部队正在山区追剿土匪。张闻天立即亲自带领军区直属部队乘火车赶往鹤岗，指挥部队分两路救援凤翔，迫使土匪在当天中午，丢下我大部分被俘人员，匆忙逃遁。

    新中国成立后，刘英一直陪伴着张闻天到最后

    自1950年起，张闻天转到外交战线工作达十年之久，先后任驻苏大使和外交部常务副部长，对我国外交工作的顺利开展起到了积极作用。在推动和组织全国的国际问题研究方面，他做了许多开拓性的工作。在1956年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和八届一中全会上，他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1959年庐山会议上，张闻天作了长达一万四千字的系统发言，诚恳批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错误，并强调从指导思想上克服主观主义的重要性。这是我党当时少有的一篇深刻剖析1958年错误的马克思主义的发言。然而，张闻天却被指责为“右倾机会主义”和“反党”，遭到错误打击。

    会议结束了，张闻天回到北京一进家门，刘英就急切地问他犯了什么错误，你搞外交工作为什么要在经济问题上发言?张闻天的回答是平静的，他说他非讲不可，老百姓没有饭吃，经济这样搞下去怎么能行，人民生活怎么得了。“对于这些缺点越是不要我讲，我就越是要讲，因为我脑子里就存在那些东西啊。”刘英明白，事实上张闻天早就知道开顶风船确实不易，但是一个老共产党人的良心促使着他要讲真话。所以，他并不后悔。庐山会议后，他被撤销了外交部的领导职务。经过几次申请，最后才被批准到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经济研究所任“特约研究员”。

    张闻天的晚年是一个坎坷、艰难的晚年，然而同时又是一个光辉的晚年。从庐山会议被罢官之后，直至逝世的17年中，他的脑海里一直萦绕着一个重大问题，就是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究竟怎么搞的问题。只要有可能，他总是一边读书思考，一边不停地写作，先后写出了《社会主义经济若干理论问题》、《不能把阶级斗争扩大化》等大量的笔记和文稿约有40万字。

    “文革”中，张闻天受到隔离审讯。1968年5月，张闻天和刘英被隔离“监护”。他们住的房子只隔一小间屋，但咫尺天涯。每天只放风一次，时间错开，不让他们碰面。好在盥洗室合用一个，他们仅能利用这里通一点信息。每天清晨拖地擦桌子，刘英因个小举不动浸水的拖把而挨骂。张闻天从骂声中听出原因，后来刘英每次去拿拖把，都发现总是洗净好用了。张闻天泡在盆里的衣服，刘英也总是悄悄地放上洗衣粉搓上几把。只能这样人不见面心相见。在长达五百二十三天的隔离后，1969年10月，他们被遣送广东肇庆。在遭受监视的环境中，张闻天不顾个人安危，以年逾七旬的病弱之躯，凭着对马克思主义的忠贞，写下《人民群众是主人》、《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政治与经济》、《党内斗争要正确进行》等许多文稿。他按照专题，写了一迭又一迭卡片，分装在纸袋里。刘英得空也帮他抄写。张闻天总是说：“历史最公正，是非、忠奸，这一切，历史终将证明，终将作出判断。”

    病重中的张闻天对刘英交代：“我不行了……我死后替我把补发给我的工资和解冻的存款全部交给党，作为我最后一次党费。”刘英强忍一腔泪水默默点头。张闻天要刘英拿纸笔写下保证，签上名字。1976年7月1日，张闻天因心脏病猝发逝世于无锡。

    1979年8月25日，党中央为张闻天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邓小平代表中央所作的悼词，对张闻天的一生作了公正的评价。1985年8月，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张闻天选集》。1995年，《张闻天文集》一至四卷出版。

    在张闻天遭受错误打击、含冤受屈的17年漫长岁月里，刘英始终陪伴着张闻天，相濡以沫，患难与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