鹤寿同志是我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是我党纪律检查工作和我国冶金工业战线的杰出领导人。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恢复重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鹤寿同志当选为副书记。我作为秘书，在鹤寿同志身边工作七年，无时无刻不在感受着他高尚无私的品格、坚定的革命意志和实事求是的作风。他的人格魅力一直在鼓舞和鞭策着我的成长和进步。

　　中央纪委恢复重建之初，工作异常繁重。鹤寿同志按照陈云等同志的指示，一边抽调人员、组建班子，一边开展工作。

　　中央纪委恢复重建后，党中央交给中央纪委的第一项重要任务是，审查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及其关联的案件（以下简称“两案”），清理“文革”和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大量问题，平反冤假错案。

　　对刚刚恢复重建的中央纪委来说，这项任务异常艰巨繁重。审查“两案”，由鹤寿同志负总责。林彪、江青一伙在“文化大革命”中祸国殃民，罪行累累，党内外广大干部群众无不义愤填膺，强烈要求严惩。鹤寿同志按照中央提出的“两案”审理方针，严肃对待、慎重行事，既彻底查清罪行，不留下祸根，又不感情用事，防止扩大化。在工作方法上，他要求工作人员在讨论研究问题时，要自觉设立对立面，要鼓励提出反对意见，要使论点、论据站得住脚，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在政策上，“要注意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要坚持思想批判从严，组织处理从宽；在不留祸根的前提下，尽量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对‘戴帽子’、法办要严格掌握；不株连家属”。

　　对康生、谢富治问题的审查，也是鹤寿同志亲自经办的一件大事。鹤寿同志多次讲过，康生在政治上善搞阴谋，耍两面派，一贯虚伪是康生的品性。他又始终强调，“我们不搞以牙还牙” 。对康生的每一件事，要分清哪些是他主谋，哪些是他参与，哪些是他策划，哪些是阴谋、诬陷，哪些是工作问题，处理时要恰如其分。经审查，大量事实证明，康生、谢富治的政治品质恶劣，在“文革”期间直接参与林彪、江青等人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犯下了严重罪行。最后，中央决定，撤销对这两人的《悼词》，并开除他们的党籍。

　　在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审理的同时，中央决定，把为刘少奇、瞿秋白、潘汉年等冤案的复查和平反任务也交给中央纪委。这些案件都是中国共产党和共和国历史上的重大案件。鹤寿同志按照中央的指示，在陈云、邓颖超、胡耀邦和黄克诚同志的亲自指导下，迅速组织力量，会同有关部门，展开了工程浩大的复查工作。

　　整顿党风、反对特殊化是中央纪委恢复重建之初所做的又一项重要工作。鹤寿同志说，中央纪委既要抓好案件的处理，更要抓影响全局的党风问题。在鹤寿同志的主持下，中央纪委查处了一批高级领导干部及其子弟违法乱纪的问题，有的甚至被判处了极刑，表明了中央纪委维护党规党法、坚决反对凌驾于党纪国法之上的特权、主持伸张正义的决心。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社会上有人提出“经济要搞活，纪律要松绑”的奇谈怪论，认为纪律检查部门是“顶门杠”，有的公开提出党的纪律要“松绑”，甚至有人还提出要取消纪律检查机构。针对这些言论，鹤寿同志感到在新的形势下，纪检干部应该保持清醒的头脑，要在经济体制改革中发挥作用。他强调，改革中出现一些失误是难免的。看清楚的问题，要坚决处理；一时看不清、看不准的，就深入调查、分析和研究。鹤寿同志始终坚持党的利益高于一切，妥善处理了一系列新的、复杂的问题，在为改革开放保驾护航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