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再道同志于1909年1月24日出生在我省麻城县乘马岗乡新村程家冲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他3岁时父亲病逝,后来又因姐姐、母亲、叔父等亲人相继去世而沦为孤儿。同大别山区的许多穷苦人家的孩子一样,他从小就饱受地主阶级的压榨与欺凌,挣扎在饥寒交迫的死亡线上。在大革命高潮的影响下,他确立了投身革命的思想,积极参加和组织农民协会。1926年4月参加麻城农民自卫军。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面对敌人血腥屠杀革命人民的险恶环境,陈再道同志没有动摇,始终坚持革命斗争。9月,参加了鄂东秋收暴动,11月参加了著名的黄麻起义,并毅然与仅存的一部分起义人员转移到黄陂木兰山地区,不屈不挠、英勇顽强地坚持和发展游击战争,是著名的木兰山72名游击英雄战士之一。1928年8月,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任红4军班长、排长、连长、营长。在徐向前同志指挥下,参加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历次反“围剿”,在双桥镇、黄安、苏家埠、七里坪等战役战斗中身先士卒,英勇作战,为巩固和发展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作出了贡献。1932年冬,随红四方面军转战川陕,从此离开家乡,南征北战,成长为我军高级指挥员。1947年7月,在刘伯承、邓小平同志指挥下,他率部参加了千里跃进大别山的战略行动,重返家乡,转战桐柏、江汉地区,在与国民党军逐鹿中原的一系列重大战役战斗中,创造了辉煌的战绩。
新中国成立后,陈再道同志长期在湖北工作。1955年3月至1967年7月,任武汉军区司令员、军区党委第二书记,1955年6月至1967年1月任中共湖北省委常委。他坚决执行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和中央军委的决策、指示,为组建武汉军区,为加强部队建设和民兵工作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他十分尊重地方党委和政府,注意密切军政军民关系。他曾多次指示部队不得与民争利、与民争地,还应主动让利。他率领警卫营开辟的荒山荒地,种植的林木果树,都无偿地交给地方政府。他强调加强军政军民团结,适时开展拥政爱民活动,要求部队在搞好战备训练、国防施工等工作的同时,尽可能地抽出人力物力支援地方建设。1957年,他亲自率领军区机关、部队干部战士参加武汉长江大桥建设的义务劳动。他务实求真,敢于直言,坚决反对搞花架子弄虚作假。他多次要求军区机关、部队有喜报喜、有忧报忧,讲真话、道实情。对大跃进运动中亩产几万斤小麦的消息,他指示军区机关派人去调查,不要人云亦云。他直言不讳地向毛泽东主席汇报有的地方民兵工作中存在的大轰大嗡、徒有虚名的严重情况,受到毛主席的称赞。“文化大革命”中,林彪、江青一伙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所谓武汉七二〇“反革命事件”,对陈再道同志进行恶毒诬陷和残酷迫害。面对强大压力,他大义凛然,无所畏惧,对林彪、江青集团的倒行逆施进行了坚决抵制和斗争,表现了一个共产主义战士的崇高气节,一个铮铮铁骨的战将本色。
陈再道同志关心家乡建设和发展,始终对家乡和家乡人民怀有赤子之情。他尽力帮助乘马岗家乡人民修路架桥,解决交通瓶颈问题,实现过河有桥涵、村村通公路,彻底告别祖祖辈辈涉水过河、肩挑背负的历史。他关心家乡水利建设,指导和帮助家乡人民兴修水库,开挖水渠,努力做到旱涝保收。他关怀下一代的成长,帮助革命老区修建学校,培养教师,教育和鼓励青少年继承革命传统,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争当合格的革命事业接班人。晚年,他多次回到家乡视察,要求家乡干部群众合理利用本地资源,大力发展绿色企业、庭院经济,尽快摘掉贫穷帽子。病重期间,他思念家乡,怀念故土,向家乡来人仔细询问农民生产生活情况,认真听取工作人员到他家乡了解的情况汇报,利用中央领导同志到医院看望的时机,当面反映农村存在的问题。
陈再道同志虽然离开我们已近16年了,但家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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