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2月,邓子恢在广州郊区调查时的留影,他神情凝重,历尽沧桑的脸上充满了忧郁。

这是邓子恢的标准像,应该是1953年左右,那是一段短暂而舒心的岁月,他和他领导的农村工作部全身心的投入到农村工作之中。

1953年邓子恢与朱老总在香山下棋。

邓子恢与女儿在一起，左一为邓小燕。

    父亲去世时，我刚满20岁，对父亲所经历的坎坷所知甚少，许多都是后来听母亲和许多叔叔阿姨们讲起后逐渐懂得的。在我脑海里，印象最深的只有生活上的点滴记忆。从几件小事上，也能够反映出父亲当时的心境。

    父亲教我打算盘

    在我上小学四年级时（大约是1963年），我们开了珠算课。当时，我对学这门课没兴趣，不是主课，不记成绩。背口诀又很枯燥，当时我比较贪玩，只要没人检查，就不去练习。但是，有一天，从来不过问我们学习的父亲，竟然叫我去，问起我的学习，而且直接提到珠算成绩，我不好意思说，想搪塞过去，但是父亲看出了我的心思，他拿过自己常用的算盘，熟练地打起来。父亲年轻时，曾做过近10年的店员，算盘打得非常好，还可以双手同时打。父亲语重心长地对我说，学习任何一门课程都要认真，将来你在工作中，都会用得上。应当有一种正确的学习态度，不仅是为了考试，要学以致用。我似懂非懂地听着，记着，很认真地跟父亲学起来。他用大算盘，我用小算盘，他手把手地教，我仔仔细细地练，很快学会了加减法。我还清楚地记得，那是一个下雪的冬日，刚从学校扫雪回家，双手冻得冰凉通红。在父亲的大手触及下，感到非常温暖。可惜，后来学校开始教育革命，珠算课就停了。父亲去参加“四清”（即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我没有机会再向父亲学习打算盘了。在学打算盘的同时，我也学到了父亲的学习方式，不是死背书，而是边练习边记忆，既快又不枯燥。

    多年以后，我才知道，那时正是父亲受到不公正批判的最黑暗的一段时期。父亲的职务被解除，农村工作部被撤销。从此，父亲离开了这个亲手筹建并付出无数心血的机关，被安排了一个闲职，原本日夜忙碌的他，却没有事情可做，终日赋闲在家。用他那曾经为中华苏维埃政府理财，解决了苏区财政困境的双手，去帮母亲记下一角钱葱，两角钱醋的豆腐账。用他的话讲，从那时开始，他就正式“退休”了！这是一个老共产党员被迫离开自己热爱的工作岗位后，以种种无奈的方式来修复心灵的创伤。在闲暇时，他用教自己的小女儿打算盘以排解忧愁。多年以后，我想起这段往事，看到珍藏着的父亲用过的算盘，都止不住流下辛酸的泪水。

    中华苏维埃的第一任财政部长，共和国第一任的副总理，一个被毛泽东誉为农村工作统帅的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不忍看到三分天灾七分人祸造成的几千万人口非正常死亡的统计数字，无法面对村村断粮，家家妇女穿白鞋，停尸家中无人掩埋的惨状，为了解决当时严重的粮食危机，为了让人民吃饱穿暖，为了不让老百姓指责“解放后日子不如从前”，在党的会议期间向领导谈一点自己的见解，举荐责任制这一行之有效的措施，却被斥责为刮单干风，受到严厉批判。在国家仍然贫困，人民仍然吃不饱穿不暖的时代，他的满腔热情，丰富的工作经验，精僻的见解和意见，被束之高阁，在阶级斗争理论当先的时代，在那个党内政治生活极其不正常的年代，许多人在毛泽东绝对的威摄力之下，都选择了保持沉默，只有他敢于坚持真理，孤身一人向毛泽东进言，如同凤凰涅盘一样，成为为数不多的牺牲品之一。这样的勇气，即使在今天，也只是极少数人能够做到的。

    父亲的爱

    由于父亲的早逝，我成年后，和他共同生活的时间十分有限，对父亲更深的了解大部分是来源于母亲和兄长的讲述。

    小时侯，我身体不太好，常常生病，有时还发高烧，父母亲忙于工作，常由管理员老刘叔叔照顾我们。但有一次例外。那是在1966年底，大串联回京不久，我被传染了急性黄胆型肝炎，各项指标都超高，被送进北京医院传染科。我昏昏沉沉的，不知过了几天，听到耳边有人在叫我：小燕，你爸爸来看你了！我睁开眼睛，果然看到父亲在我床边站着，脸上布满关切，似乎还有一丝忧郁，我很惊喜，因为在我为数不少的住院经历里，父亲到病房来看我，这是第一次。我兴奋地望着他，向他伸出手去，眼中涌出泪水。父亲微笑着抚摸着我的头，又拍拍我的手，掏出自己的手帕为我擦泪，嘱咐我：不要怕，会好的！并关切地询问饭菜是否可口，打针有没有哭，我不好意思了，破涕为笑。这时护士搬来一把椅子说：首长请坐，这种病传染性很强，早点离开。（我后来做了医生，我知道当时我是在急性传染期，接触时都要穿隔离服。）而父亲却毫不在意，坐在那里问长问短，陪了我很长时间才离开。父亲走后，我吃着父亲带来的蜜橘，心里甜滋滋的，心情好了，病也一天天康复了。这是父亲唯一的一次看望，以后，我再也没有等到他来，直到我出院后才知道，在去医院看我后的第三天，父亲就被揪到农大批斗了。我想，父亲在这场政治风暴席卷全国的动荡时代，坦然依旧，因为他的历史是清白的，他在任何时候都没有做对不起党，对不起同志的事情，年过七十的父亲不顾传染病的危险，在被批斗的前夜，到医院去看望幼小的女儿，把一个父亲无私的爱，把从容面对疾病的精神带给了我，让我在当时，以至我在成年之后，当更重更险恶的病症袭来时，我都能保持良好的心态，以一种积极向上的态度去战胜病魔。我想，最终助我战胜疾病的，不仅是医药，更主要的还是从父亲言传身教中获得的精神力量。

    父亲的爱，是他留给我的最大财富，使我受益终身。

    和母亲感情深笃

    记得妈妈告诉我，在三年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期间，她和父亲结为夫妻，患难与共，凭她当地人的身份，帮助闽西南特委做了许多工作，以她特有的女人的敏感和警觉，使父亲多次化险为夷，他们用坚定不移的革命意志战胜了敌人的“围剿”。抗战时期，国共合作，新四军二支队从龙岩出发，开赴皖南，父亲已被任命为新四军政治部副主任，率队出发，妈妈却在留守处，没能跟随大部队走。在军部工作期间，看到父亲年过四十，却还过着单身生活，加上初到新区，工作十分繁忙，一个人生活的确有许多实际困难。有许多好心人就劝父亲再找一个。当时，不乏年轻貌美的女学生，因为仰慕而追求他的人也不少，就连叶挺军长都亲自给他做介绍。但是，父亲却婉言谢绝。他告诉军长，他有老婆，她是在革命低潮时冒着被杀头的危险加入红军的，我们是在艰苦卓绝的岁月里相爱的，我们同患难共甘苦，我绝不能抛弃她！每当讲到此处，妈妈的声音哽咽，眼里饱含泪水，她说，父亲不嫌弃她，父亲是重感情的好人。

    的确，父亲是留学东瀛的洋学生，母亲没读过一天书，六岁就被卖去做人家的童养媳；父亲是新四军的高级干部，他不计较母亲是农家妇女，不嫌弃母亲曾为人妻，他重人品，重情意，看到了母亲内心的真善美。不嫌弃，这个简洁而朴实的词语，没有浪漫的色彩，却包含着父亲的深情，是父亲对爱的表白，也是一个有责任感的人对自己一生的承诺。在父亲历经坎坷的政治斗争中，母亲无怨无悔，不离不弃，相依相伴，无论父亲走到哪里，始终陪伴，直到父亲生命的终点！在父亲身后，母亲把一个几十人的大家庭，团结在她的身边，亲密无间，令多少人羡慕不已。

    如果说不抛弃母亲，是父亲注重感情，不见异思迁，是对母亲的爱，那不计其数的人讲到父亲对部下的关爱，就应当是一种博爱！

    默默的爱送给所有人

    一年秋天，我们来到洪泽湖畔。这里是父亲抗战时期居住最长时间的一个地方。望着碧波荡漾的湖面，我不禁想到一篇回忆文章里讲过的故事。那是在1941年深秋，天气已经很凉了，由于供给困难，部队尚未穿上冬装。父亲一行从高梁涧登船，到湖对岸的新开辟的解放区视察工作。在船上，父亲看船夫一家只有一条裤子，出来时穿上，回到船上就只能躲进舱内，一家几口人冻得瑟瑟发抖。见到这样的情景，父亲不顾湖上刺骨的寒风，立刻把自己仅有的两条裤子脱下一条，给了船夫的孩子，又让警卫员去买了一些东西，给饿得哇哇哭喊的孩子们吃。感激的船夫要给父亲跪拜以示谢意。同时，父亲感叹在这个鱼米之乡，打鱼人却吃不饱穿不暖。他很快就在当地发动群众，展开减租减息，改造地方武装，建立农会。当农民的实际利益得到了保证后，巩固的革命根据地才真正建立起来。父亲当时已经是新四军的高级领导人了，但他时时关心群众的疾苦，事事不忘自己的职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