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在人民群众关注的“五子”(位子、孩子、票子、房子、车子)问题上，表现了他一贯的大公无私的崇高品质，堪称各级领导干部学习的楷模。

　　对待位子

　　周恩来同志参加革命工作数十年，从不争权争位，即使在他本来可以受任于更高的职位时，他都让位给他人。1935年1月在遵义会议上，周恩来同志从党的最高利益 出发，自动退居助手地位，让毛泽东同志指挥红军的军事行动，从而保证了毛泽东同志在全党的领导地位，这对实现党的历史性伟大转折起了特殊的作用。

　　海外学者普遍认为，周恩来一生中有许多次机会可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头号领袖，可他虚怀若谷，甘居次位，从不谋取那些唾手可得的最高权力。30年代初，他退居李立三之后；1945年党的“七大”后，他极力举荐老同志朱德和有能力的刘少奇同志，退居朱德和刘少奇之后。西方学者在《中外学者论周恩来》一书中这样赞扬道：“周恩来小心谨慎地避免强求任何个人权力，而在努力贯彻与实行国家与革命政权的政策时，则一向是个热心的工作人员。”

　　日常生活中，周恩来总理将名、权、利看得很轻很淡，他多次告诉记者，要多宣传群众，不要突出他自己。1955年，邓颖超同志参观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时，发现纪念馆内周总理的 像比别的教员的像大一些，就向总理反映了这一情况。周总理便委托邓颖超转告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同志，把他的像放成同别的教员的像一样大，并深情地说：“那几位同志都为革命牺牲了，我们的像不应当超过他们。”

　　对待孩子

　　周恩来同志虽无子女，但却有不少侄子和侄女，而他从不利用职权为他们谋私利，有时甚至合理的照顾，也不接受。他的一个侄子在北京钢铁学院任教员，因两地分居，组织将其爱人从淮安调到北京。周恩来知道后，耐心地劝他们说：“我是负责城市人口精简工作的，这个政策不能带头违犯，为什么不调回淮安，而要调到北京呢?”经过一番开导，侄子和侄媳收回已办好的手续，又一起调回了淮安。

　　周恩来同志曾经说过：“对亲属到底是你影响他，还是他影响你?一个领导干部首先要回答这个问题，如果解决得不好，你不能影响他，他倒可能影响你。我呼吁，我们的领导干部包括我在内都应该做出一点表率来。”为此，他对自己的侄子侄女要求特别严格。1968年侄 女周秉健到内蒙古去插队，临走时，周总理亲切地握着侄女的手说：“你到内蒙古牧区去，一定要和蒙古族的同志搞好团结，虚心向他们学习，做贫下中牧的好女儿。”到草原后，秉健牢记伯伯的教导，吃苦耐劳，很快得到了群众的信任。1970年冬天，她报名应征入伍，并获得了批准。1971年元旦那天，秉健穿着军装高高兴兴地去见伯伯和伯母。不料，一进门，周总理就冲着她说：“你能不能脱下军装回到内蒙古草原上去，你不是说内蒙古天地广阔吗?”他见孩子有些想不通，又亲切而严肃地对她说：“你参军虽然符合手续，但内蒙古这么多人里面挑上了你，还不看在我的面子上?我们不能搞这个特殊，一点也不能搞，应该让贫下中牧、工人的子女到部队去，你在边疆是一样的嘛!”秉健完全想通后，经部队领导同意，重新回到了草原。后来她又被推荐上了大学，周总理坚持让她学蒙文，毕业后继续回草原为牧民服务，长期在那里扎根。秉健不负伯伯的愿望，就一直留在了内蒙古。

　　对待票子

　　周总理虽然是全国的当家人，可他向来都是公私分明，两袖清风。出国访问，按规定外交部都发服装费，但从实行工资制后，总理都不领，不用公款制装。对外国送给总理个人的很多礼品，如高级照相机、精美瓷器、猎枪、运动手枪、地毯等等，总理都转交给有关部门公用。一次他去外国大使馆开会，中途用了一下北京饭店的卫生间，出来付了4元钱，收款人很为难，总理解释说：“我怎么可以白白享受呢?”

　　总理外出到各省视察，每次都按标准合理付清饭钱，就连泡茶的费用他都如数付钱。一次他去上海视察，每天只准警卫人员给他泡一杯茶，经常是端着这杯茶从办公室走到会议室，从楼上走到楼下，直到茶的颜色没有了还在喝。警卫人员想替他倒掉，再泡一杯，他也不允许。泡茶的费用，不准警卫人员报销，坚持从自己的津贴中开支。总理说：“不这样做，我的津贴要来干什么用?”

　　周总理不但不占公家便宜，也不接受别人送的礼品。有一次，他过去的秘书、当时的福州 军区副司令员龙飞虎给总理送来一筐新鲜的橘子，想让老首长尝个鲜。总理知道后说：“我不需要。”他让问一下橘子多少钱，问了是25元，总理说：“给他寄50元钱去。”秘书说：“是25元，你寄去50元。多余的他会退回来的。”总理说：“多余的让他处理，不这样做就制止不了他，这样以后他就不再送来了。”从此以后，龙飞虎再不敢送东西来了。

　　总理对自己要求严格，生活克勤克俭，对别人的疾苦却关怀备至。身边的一些工作人员经济上有困难，他多次慷慨资助，还收养了十几个烈士的子女。他还将节省的钱交了党费。据他侄子回忆，交得多的有三四次，每次都是交几千元，最多一次交了7000元钱。

　　对待房子

　　在对待房子问题上，周总理同样表现出一个革命者应有的高贵品质。他的办公室是中南海三间旧式平房，从1949年进北京城直至他病重住院的26年里，都是在这间办公室度过的。这间平房，油漆脱落了，地是砖地，窗户裂着大缝子，还是用纸糊着。1959年初，身边的工作人员乘他外出，对房屋进行了简单维修，铺了地板，改了顶灯，换了白色窗帘。周总理对此进行了严肃的批评，然后自己付了维修费，为此事三次在国务会议上作了自我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