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说：“治国之道，务在举贤。”众所周知，毛泽东是知人善用的顶级高人，他博古通今，以史为鉴，古为今用 ，推陈出新，许多政治智慧匠心独具，总是高于常人。

　　据正史记载，三国时蜀国重臣法正，很有才干，直言干谏，但有个毛病，爱义气用事计较个人恩怨。有人建议诸葛亮向刘备汇报，“抑其威福”。诸葛亮则从大局出发，认为法正恰如羽翼一样辅佐刘备，才使刘备能够应付时局，不必因小过而束缚其才干的施展。毛泽东在《资治通鉴》里读到此事，批注说：“观人观大节，略小故。” 荆岫之玉，必含纤瑕。毛泽东1975年有一个著名的批示，道出此中常理：“打破金要足赤，人要完人的形而上学错误思想。”

　　人无完人，金无足赤。毋庸置疑，“任何政党，任何个人，错误都是难免的”。某些愈是个性鲜明、出类拔萃的干部，缺点也愈明显。他们或者清高自负、骄激偏颇；或者刚正不阿，不近情理；或者才情四溢，敢于冒尖；或者追求执着，钻牛角尖。总体来说，有时不大好使用，不大好管理，不大听话，个性较强。对这样有棱角的人才，虽然有毛病，但本质主流是好的，如果用好了，往往能够打开局面，收到事半功倍的奇效。比用那些平淡无奇的庸碌之人不知要强多少倍。

　　“何代无贤，但患遗而不知耳”，这是唐太宗的一句名言。为了防止用人的片面性，毛泽东提出：“必须要善于识别干部，不但要看干部的一时一事，而且要看干部的全部历史和全部工作，这是识别干部的主要方法。”他知人善任，唯才是举，任人唯贤，不拘一格，没有门户之见，也不在乎对自己的面子。

　　如粟裕大将，是一个由士兵成长起来的将军，既没有上过军事院校，也没有远渡重洋，但就是能打仗。他极具个性，爱发表不同意见，给上级较真。对粟裕的斗胆直陈，毛泽东总是权衡利弊，认真考量，以至几次重大战役决策，他都改变了原有布署，最终统一到粟裕的构想上来，从而取得了豫东战役、淮海战役等重大战役的胜利，加快了解放战争的进程，在党史军史上堪称民主决策的典范。

　　再如许世友，是一个从出家人成长起来的将军，性情刚烈，侠骨肝胆，忠勇节义，在抗大时曾经对毛泽东大为不恭，口出狂言。但他对许世友却格外呵护。在“文革”期间，有人要打倒许世友，毛泽东出面保驾。1967年9月16日，他在杭州对杨成武等人说：他们要打倒许世友。打倒许世友行吗?对许世友我 是要保的。都打倒了谁指挥打仗啊?这个人还是有魄力的，错就错，对就对，很果断。他犯错误也果断嘛!

　　毛泽东教育干部，在强调党性的同时，决不抹煞干部的个性。早在1945年七大会议上，毛泽东就说过这样一段话：有一个新闻记者写了一篇文章登在《大公报》上，说共产党是要消灭个性，只要党性。这种意见是不正确的。党性就是普遍性，个性就是特殊性。没有一种普遍性不是建筑在特殊性的基础上的。没有特殊性哪里有普遍性?没有党员的个性，哪里有党性?谁 要抹杀各种不同的个性是不行的。抹杀各种差别，结果就会取消统一。抹杀这种不同，就是不让同志们发展长处。

　　在七大结束时毛泽东再次强调：“不能设想我们党有党性，而每个党员没有个性，都是木头。”“任何一项凡是我们要做的工作和事情中都有党性，也有个性。”当然，对干部的要求和培养，毛泽东始终有一种强烈的期待和愿望，即全面发展。不过，毛泽东也深知，全面发展，同时兼备各种特长的人才，通常情况下总是少数，也不常有。因此，只能相对地来看待和要求干部的全面发展，只能在干部队伍的整体结构 中来追求全面。故毛泽东在七大选举中央委员的时候，明确表示：“我们的选举，应该在这样的方针指导下，即不是从个人求完全，而是从集体中求完全。”